除去課本上的王陽明，你還真正了解過他嗎？

王陽明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他的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狀元，到正德元年（1506）已經擔任禮部左侍郎，成為內閣輔臣最重要的候選人之一。

老父親官做得如此順利，王陽明庇蔭其下，自然也是順風順水。弘治十二年（1499），王陽明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被安排到工部「觀政」，也就是實習。他剛到崗就接了一個大「工程」，為剛剛去世的名將王越修建陵墓，這次他認認真真地實習了一次。後來他並沒有在工部任職，而是去了刑部，擔任雲南清吏司主事。

在雲南清吏司主事位上僅僅待了一年——還不滿一年呢，王陽明這位小小的六品主事就被外派到淮揚、直隸去審決死囚。這是刑部主事所能接受的最重要的外派職務，也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鍛煉。其後王陽明因為身體不好，回老家休養了足足兩年，弘治十七年（1504）才回到京師繼續擔任刑部主事。過了半年，他又接到了一個六品主事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任命——山東省鄉試主考官。更有意思的是，他這個職位不是經由禮部衙門委派的，倒是山東巡按御史陸偁主動向禮部「推薦」的。

巡按御史，是和布政、按察、都指揮齊肩的高官，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耳目風紀之臣，這樣一位重要的臣子，卻向朝廷推薦一個剛在刑部任職四年（其中還有兩年在休病假）的主事擔任山東鄉試主考，可真算是意味深長。

大明帝國共有兩京十三省，其中山東是個重要的大省，在北方僅次於直隸。王陽明這麼一個毫無資歷的新人竟被山東巡按御史推薦為鄉試主考，而這個「推薦」居然立刻就被禮部批准了。這聽起來簡直有點不可思議。然而，我們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

京城哪一個部門負責管理全國的科舉考試？禮部。

此時，王陽明的父親王華擔任的是什麼職務？禮部右侍郎。

如果禮部衙門公然委派一個如此年輕而無資歷的刑部主事去擔任一省的鄉試主考，別人是要議論的。而一位監察御史出來「推薦」，禮部再下任命，表面看來絲毫也不牽涉王華這位禮部的副部長，別人也就不好說什麼了。

主持山東鄉試回京後，王陽明又被調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這看起來似乎是一次平級調動，其實內中大有講究：當時大明朝的文官兩萬餘名，武官卻有十萬人！這些人升遷任命多要經過武選清吏司，所以兵部的武選司雖然職位不高，卻是肥缺中的肥缺，在京城各部門的各級「主事」中，武選清吏司主事能撈到的「油水」是最足的……

王陽明是大宗師，是一位「聖人」，可他的老父親卻是個「凡人」。這位老先生大權在握，自然不肯浪費了，於是一步一步全按著官場上的潛規則給自己兒子安排前程，真是板眼分明，有條不紊。王陽明自從考中進士以後，整條晉陞之路都被安排得非常有趣，畫一條路線圖，我們就全看清楚了。

首先，王陽明到工部實習，顯然是讓他熟悉一下怎麼做工程。在六部之中，工部的職司相對來說不太重要，所以王陽明並沒留在工部任職，而是轉去刑部，負責審決重犯，這是讓他熟悉一下《大明律》，搞清楚一個官員應該怎麼審案件、理刑名。

古代的官員很有意思，他們可能被分派到任何一個部門，掌管任何一項工作，但這些官員對自己即將被分派的工作既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專業技能，往往是上任之後才開始摸索著干，很多官員因為不熟悉本職工作，只好把實權交給手下有經驗的官員或胥吏，自己則懸空掛著，很是被動。而對一個古代官員來說，工程和刑名是最重要的實習功課，將來王陽明如果外放擔任地方官員，這兩方面的能力就顯得更要緊了。當下王陽明年紀雖輕，資歷雖淺，卻在父親的安排下歷任工、刑兩部，對工程和刑名都進行了有效的實習，這對他以後的仕途將有非常大的幫助。

有了專業能力，下一步需要培養的就是人脈關係。在有了工程和刑名的經驗後，王陽明就被外派做了主考官，這是在積累人脈。因為鄉試主考官對上可以接觸山東一省重要地方官員，對下可以成為這一科考中所有舉人們的「座師」。這套「座師」、「門生」的說辭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一個副產品，是一個強有力的權力「蛛網」，將來這些舉人一旦做了官，他們一輩子都會奉陽明先生為「座師」，聚在王陽明的「門下」。所以王華安排兒子去做鄉試主考，一語挑明，就是在地方上交結人脈，為兒子織就一張做官必需的關係網。

實習，受訓，結人脈，這三步棋走得穩穩噹噹，不動聲色，幾年工夫就把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打造成了一位技能全面、經驗老道、人脈關係也比較豐富的朝廷官員。

顯然，這位老謀深算的成化辛丑科狀元是在利用手中權力刻意栽培自己的兒子。但奇怪的是，從王陽明的「升遷路線圖」可以看出，王華為兒子安排的是一條擔任地方官的仕途，他為什麼不讓王陽明進入翰林院？因為出身翰林，可找機會進入權力上層，做一個京官、重臣。

翰林院是明朝最高學術的官署機構，翰林出身則是極為重要的身份標誌。一個官員要想升到侍郎、尚書這樣的高位，以至入閣擔任輔臣，翰林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華出身翰林院，卻偏偏讓兒子直接到工部觀政，到刑部做主事，繞過了「翰林院」這個做高官必需的門徑，這裡面其實是有一番巧妙的人事調度和安排。要想弄明白這一點，我們還是回過頭來分析王陽明那位城府如山、精明透頂的禮部侍郎老父親的經歷、仕途和心態。

在明代，一位學子在寒窗苦讀之後終於考中進士，做了官，這只是他事業成功的第一步。因為進士及第是官員人生的一處岔路口，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從翰林院出身，做皇帝身邊的近臣；二是從六部出身，做一個擔任實際工作的能臣。

狀元公王華自己走的就是第一條路，進入朝廷後，他從翰林院六品編撰做起，以皇帝身邊文學侍臣的身份一步步走上來，主持過經筵日講，參與編纂過《憲廟實錄》和《大明會典》，做過詹事府少詹事（少詹事是專門輔佐太子的職位），又給當朝太子做過講師，加之王華精明幹練，能力極強，將來勢必成為朝廷最上層的重臣，而他的資歷又給他提供了多重機會，既可能在弘治朝得到重用，擔任閣臣，有可能在將來太子繼位後升任閣臣，運氣好的話，甚至可能擔任兩朝的閣老。

但閣臣並不容易做，這是一個極度榮耀卻也備受攻訐的位置。

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祖朱元璋為鞏固皇權而罷宰相之職，並且把這一條寫進了《皇明祖訓》里：「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有了這麼兇狠的戒條，此後明朝就再也沒有宰相了，內閣的閣臣並不等同於宰相，他們必須唯皇帝之命是從。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朝廷又確實需要在皇帝之下有一位或幾位名副其實的人來協調官員和皇帝之間的關係，所以明朝的內閣輔臣變成了一個很窘迫的角色：皇帝不認為他是宰相，朝臣們卻又把他們當成宰相。如果閣臣巴結皇帝，就會被臣子們指責；維護朝臣與皇帝爭執，又會遭到皇帝的打擊和罷黜。

在這種情況下，閣臣們只好更多地巴結皇帝，唯皇命是從。這麼一來他們就難免遭到下層言官的彈劾，而言官們彈劾時又不敢稍涉皇權，就往往會以閣臣的私人操守為攻擊點。這方面的例子實在太多了。

例如，嘉靖皇帝曾經重用奸臣嚴嵩，借著嚴嵩父子的手迫害朝臣。可到了晚年，嘉靖皇帝卸磨殺驢，罷免了嚴嵩，將嚴嵩之子嚴世蕃下獄論罪。

嚴嵩父子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奸臣，尤其嚴世蕃這個人為禍朝廷多年，收索賄賂，迫害朝臣，劣跡斑斑，十惡不赦，百官都欲殺之而後快。為了坐實嚴世蕃的死罪，審案的官員們在搜集罪證之時不遺餘力，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罪狀中也記載了嚴世蕃迫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和錦衣衛經歷沈煉的惡行，當時的閣臣徐階看到這一條很驚訝，立刻就問審案官員：「你們到底是不是想殺嚴世蕃？」

審案官說：「必欲殺之！」

徐階就說：「你們既然要殺嚴世蕃，卻又在案卷中提到楊繼盛、沈煉，這豈不是在給嚴世蕃幫忙？因為當初殺這兩個好人，都是嚴嵩從皇帝那裡弄到聖旨才殺的，現在你們提起這兩件冤案，等於是在間接指責皇帝。要是這樣的話，你們這幾個審案的人就要倒霉，嚴世蕃倒沒事了。」

徐階這位閣臣果然厲害，一語點醒夢中人，審案官趕緊換了幾條與皇帝不相干的罪名報上去，說嚴世蕃勾結倭寇，豢養匪類，佔用被認為「有王氣」的土地修建宅院，有不臣之心，以這些罪名「構陷」一番，才把嚴世蕃給殺了。由此可見皇權之威，言官構陷之狠——即使構陷是針對壞人。

終明一朝，身為閣臣的官員不管是正直敢言，還是奸佞妖邪，又或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輩，大都難逃言官的彈劾，真正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為了避免將來一旦失意，遭到朝廷言官的痛擊，那些預感到自己可能會成為內閣重臣的官員們往往給自己做官的兒子安排一條平凡的為官之路，讓他們安安穩穩地做一個中下級官員。若父輩的仕途順利，不出麻煩，則一家人安享太平；就算遇到一些麻煩，大不了父親致仕退休，兒孫輩或可免受牽連，最多也不過貶官、革職，不至於招來更大的災禍。

另外，王華升遷雖快，卻缺少外放任職的經驗，人脈只限於朝廷，在地方上缺少助力，兒子到地方上做官，對王華也會起到輔助作用。

所以王華為兒子安排的前途是：不進翰林院，只在部里（比如刑部）擔任一個中級官員，將來等待機會外放，到地方上去做官。總之是不入中樞，不做重臣，在官場上盡量不要出頭，也不去冒任何風險。

如果陽明先生的人生之路完全按父親的安排去走，那史書上應該不會留下他的名字。可王陽明並不因為父親給他安排了一個平庸的前途就甘於平庸，在關鍵時刻，他還是奮不顧身冒死上諫，做了一個諍臣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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