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舊藏宋本《楚辭集注》鑒賞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宋刊本《楚辭集注》，系清宮天祿琳琅舊藏。該本除見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外，絕少著錄，殊為罕秘，且摹印頗佳，《書目後編》稱：「宋大字本，極清朗。」其行款版式如下：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雙黑魚尾。版心上鐫本版字數，中鐫「楚」和卷次（如「楚八」），下鐫刻工姓名。卷一、卷三至四配清影宋抄本。卷端題「楚辭卷第一、晦庵集注」，次行低一格題「離騷第一、離騷一」。凡屈原之作次行上題以篇題，下則皆題以「離騷」及總篇次第，總七題二十五篇。

全書一函八冊，《後編》誤作七冊

書中卷首有朱熹《楚辭集注序》，次《楚辭集注目錄》，均屬影抄。全書卷二、卷五至卷八屬印本，而《書目後編》云：「雖印本只四卷，而卷一、卷三、卷四影鈔亦甚工緻。以其希覯，足珍收之。」實則印本有五卷。據影抄之《序》已鈐乾隆御璽，則可認定至遲抄在嘉慶初年入藏清宮之前。當時尚存另一部相同版本，故據之影抄以補為完帙。而《後編書目》著錄為一函七冊，經核查原書，原裝書函已佚，裝訂為八冊（一卷裝為一冊）而非七冊。趙萬里在編目草片中即明確稱《後編》誤作七冊，此或與館臣稱印本有四卷而實則為五卷有關，可能是漏計一卷。此八冊均為清宮原裝，彩錦書衣，黃絹包角，四眼釘線，書衣貼有黃綾簽題「楚辭」。

汪氏藏印為何遭剜割？

原書葉即卷二第一葉有朱文大印一方，惜經剜割，館臣稱：「僅存一亭字可辨。」影抄《序》首葉尚留有印痕，僅約略識讀出「立字亭」諸字樣（此據吳炬兄賜告）。茲複檢原書，卷八首葉此印雖亦經剜割，尚可辨出印文首字為「汪」，為識讀印主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通過古籍類資料庫檢索，滿足名「汪立」和字「亭」的是清人汪立名。《四庫全書總目》稱他「號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續文獻通考》則稱他「字西亭」。恰與印文暗合，且可推知「西亭」乃其字而非號。據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汪立名約生活於清康熙間，藏書處曰一隅草堂，藏印有「汪西亭氏藏本」「西亭收藏」和「歙州汪氏一隅草堂藏書」等，富藏書且喜刻書。接下來思考的問題是此本中的汪氏藏印為何遭到剜割（汪氏所藏該本大致在嘉慶初入藏清宮天祿琳琅），以所附書影為例，可以看出藏印屬大朱方，規制要大過「乾隆御覽之寶」和「天祿繼鑒」兩方。結果是導致此兩璽無法鈐蓋，且皇權至上也不允許有此規制的私藏印，推想起來此或為汪氏藏印遭剜割的原因。

考朱熹編撰該書之旨

朱熹《楚辭集注》最早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題「楚辭集注八卷」（趙希弁《讀書附志》同），即該本卷第。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題「楚辭集說」。或題「楚辭考亭注」，見《述古堂宋板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宋版集部著錄此本，敘該書編撰之旨云：「王逸、洪興祖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檃括舊編定為此本。」即據自朱熹《楚辭集注序》所稱的「顧王書之所取捨，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但也存有其它說法，如《直齋書錄解題》稱：「公為此注在慶元退歸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托者也。」《讀書附志》亦稱：「騷自楚興，公之加意此書，則作牧於楚之後也。或曰有感於趙忠定之變而然。」《後編》引周密《齊東野語》進一步佐成此說，云：「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注《離騷》以寄意。蓋以原汝愚皆宗臣，故以隱況而自擬宋玉，意不在駮正王洪也。」至《四庫全書總目》綜括諸說云：「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筆者撰有《宋本〈楚辭集注〉考述》一文（載《文津學志》第九輯），提出：「『有感趙汝愚之變』的說法，無疑豐富了對於朱熹撰寫《楚辭集注》動機的深層次認識。」

按《宋史·朱熹傳》云：「慶元元年（1195）初，趙汝愚既相，以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朱熹因上疏忤侂胄而罷，趙汝愚力諫留朱熹未果。而至此年二月趙汝愚則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慶元二年（1196），又貶趙汝愚至永州，行至衡州而暴卒，《宋史》本傳稱「天下聞而冤之」。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慶元四年（1198），朱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准請開始退隱，《楚辭》之注當即作於此時。而注《離騷》為集注《楚辭》之始，周密《齊東野語》即稱：「注《離騷》以寄意焉。」《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亦稱：「南塘（趙汝談）挽趙忠定公雲『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遭受韓侂胄的政治打壓則促使全部《楚辭》集注的完成，證以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之宋嘉定四年（1211）楊楫同安郡齋刻本《楚辭辨證》，過錄楊楫跋云：

「慶元乙卯（1195）楫自長溪往侍先生於考亭之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編。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

朱熹像

姜亮夫先生在《楚辭書目五種》中稱：「熹一生注儒家經典幾遍，更不為他說所亂，獨注《楚辭》似與平生專一之業相遠，因以啟學者之疑。」而結合楊楫跋及《宋史》記載推知，「朱熹撰《楚辭集注》離不開慶元政爭的誘因，尤其與趙汝愚之變密不可分。南宋後期有關寄意趙汝愚的說法是站得住腳的。」（參《宋本〈楚辭集注〉考述》）按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遭誅殺，此後趙汝愚方「盡復原官」並「配享寧宗廟庭」，則「有感趙汝愚之變」的說法當出現在是年之後。《楚辭集注》完成於慶元二年至六年（1196-1200）之間，除《集注》外尚有《辨證》和《後語》，是朱熹畢生著述中的最後一部。

刻地及版刻相關細節，仍待深入挖掘

嘉泰二年（1202），學禁始放開，則此本之刻當在是年之後。檢書中廊、匡、恆、縆、桓、廓諸字闕筆，避諱至南宋寧宗止，推斷此本當刻於嘉泰二年至嘉定年間。檢書中刻工有陳祥、董昭、方雲、胡貴、簡宗、金昭、李信、劉傑、陸弘、馬、彭天佑（或作彭佑、彭右）、施、孫旭、王荀、吳、謝元、尤昌、俞魁、張榮、貞等，除陳祥、李信和張榮見諸王肇文編《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外，其餘刻工均暫未見於其它宋元版書中，再次印證傳本之孤罕！關於其刻地，筆者曾據其雕版槧法而審為福建刻本，在《宋本〈楚辭集注〉考述》拙文中又重新釐定為江西刻本。理由有二：其一，據陳祥曾參與宋撫州公使庫本《春秋經傳集解》的刊刻，佐證有刻於江西的可能性；其二，版刻風格近於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曹子建文集》，該本即經文祿堂主人王文進審定為江西本。當然，坐實刻地似不容易，尚需更多角度的深入挖掘。

現存宋本《楚辭集注》，尚有宋嘉定六年（1213）章貢郡齋刻本、宋刻本和宋端平刻本，均藏國家圖書館；還有傅增湘舊藏一部嘉定四年（1211）同安郡齋刻本，僅存《辨證》，現藏台灣「國家圖書館」。該清宮舊藏本所載《離騷》，《目錄》及正文均不稱「離騷經」，徑題「離騷」。宋端平本小注稱：「《釋文》無經字。」小注又稱「離騷九歌第二」，「一本此篇以下皆有傳字。」檢該本亦無「傳」之字，倒與端平本同。此外未附《辨證》與《後語》，有可能是原書闕佚，也可能是宋代《集注》的單行本，推斷應是朱熹逝後刻得較早的一個本子（參《宋本〈楚辭集注〉考述》）。而趙萬里則稱章貢郡齋本屬「傳世最早刻本」（參《中國版刻圖錄》），其版刻的相關細節還有待繼續討論。

此本鈐「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天祿繼鑒」「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諸印，所鈐副葉三璽為大三璽，舊為清宮天祿琳琅後編藏書。據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中文移交書登記簿》，該本系1954年12月23日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移交，計二函八冊（采第53959號），而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至今。

作者│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劉明

轉載自《藏書報》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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