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哈佛中國史》漫談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譯為「帝制中國史」或「中華帝國史」，前者更準確，後者更大氣。而今使用「哈佛中國史」這個譯名，則與名聞遐邇的劍橋中國史、講談社中國史等一脈相承，遙相呼應；而且對中國讀者來講，「哈佛」二字好歹也是一個營銷的噱頭。事實上這套書與哈佛大學的關係，僅限於出版社這一節：其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舍此而外，叢書四位作者，只有卜正民一人與哈佛沾親帶故，他在哈佛拿下了碩士與博士學位，師從孔飛力。有人一廂情願，以為這套書由哈佛大學的教授所撰寫，不啻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相比含糊的「哈佛中國史」，「帝制中國史」的譯名則可清晰告訴讀者它所書寫的對象和時段。帝制即皇帝制度，在中國的歷史，始於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統天下，終於1912年清帝遜位，共和落地，前後超過兩千年。這段漫長的歷史，我們習慣稱之為「封建社會」，嚴格說來，這是政治概念而非學術概念。無論參照西方對封建的定義，還是中國古代對封建的定義，這兩千餘年都與封建無關。在中國，封建最原始的定義，指封邦建國，天子以爵土分封諸侯，共治天下。照此說來，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本來極短，從西周起步，至戰國結束。待秦朝開國，中國進入皇權社會、帝制社會或專制社會（順道說一句，我們習慣說「封建專制」，實則封建與專制不可連用，如果一個國家是封建社會，權力分封於地方，那麼則不可能是專制社會；反之，如果一個國家是專制社會，權力集中於中央，那麼則不可能是封建社會），哈佛中國史便由此寫起，從「早期中華帝國」，途徑「分裂的帝國」「世界性的帝國」「掙扎的帝國」，直到「最後的中華帝國」。千古興衰，一書讀罷頭飛雪。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國：唐朝》，陸威儀著

哈佛中國史共計六卷，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一人承擔三卷，從秦朝誕生寫到唐朝滅亡，縱橫千載，氣魄恢宏。

其實在這幫作者當中，論名頭和成就，他大概是最小的一個，那麼何以被賦予這等重任呢？說起來倒也好玩。叢書主編卜正民（Timothy Brook）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曾談及此事：為了避免合著通史的弊病，他計劃每卷只請一位作者，「我花了近一年時間，找到了陸威儀、迪特·庫恩和羅威廉一起合作。這套書原計划出版五卷。我請陸威儀寫秦漢卷時，他表示，他想闡明的觀點在南北朝時期也有所體現，所以我同意他再寫一下南北朝。後來我們又決定單獨寫一卷唐朝歷史，但找不到特別擅長這方面的學者，陸威儀錶示他也可以寫，於是他一個人寫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別高，三卷都按時完成了。」

如果說卜正民找陸威儀寫秦漢史，證明眼力尚可，讓他寫南北朝史，可謂人情難卻，再請他寫唐史，則屬病急亂投醫，最終導致哈佛中國史的品質被拉低一個檔次。大體而言，陸威儀這個人，見識和視野都沒大問題，可惜基本功不足，以他的中國史積累，至多只能寫秦漢一卷——這一卷已經不無硬傷，而且一些論調貌似精闢，實則缺乏歷史依據，純屬懸空立論，這則是治史之大忌——試看他寫的南北朝史和唐史，或者言不及義，或者錯謬百出。

拿《分裂的帝國：南北朝》第二章來說，稱「……曹操將漢獻帝送回自己的大本營徐州」（第32頁），「徐州」應為「許都」；「劉備針鋒相對，宣布他所建立國家的國號為蜀」（第34頁），「蜀」應為「漢」；「……曹操發明九品中正制來解決這些問題」（第37頁），九品中正制是陳群的發明，出現在曹丕執政時期，曹操的用人風格，與九品中正制恰好相反；「攝政王曹爽……」（第46頁），曹爽曾被封假節鉞，論權力，與攝政王還有一段距離，何況三國時期並無攝政王之說……

有些硬傷，也許可推到翻譯頭上，不過像九品中正制這樣的子冠父戴，以及隨後一廂情願的詮釋，足見作者歷史學功底之淺薄。話說要判斷作者的功底，還有一個方便法門，即看引用的書目。陸威儀寫秦漢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俱在列；寫南北朝史，三國兩晉自然要談，檢索注釋，卻無一處直接引用《三國志》《晉書》等，他倒也老實，第二章注釋27引用《三國志》，特地說明「引自司白樂《擬古：中國早期人物畫中的審美與社會主題》」（第264頁），第三章注釋5引用《晉書》，特地說明「引自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266頁）……在此我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陸威儀恐怕未嘗讀過《三國志》《晉書》等原著，僅僅憑藉二手史料，便敢寫南北朝史，只能說藝高人膽大。

既然吐槽到這一步，不妨說開了去。就我所見，外國人寫中國史，所存在的硬傷，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而非有與無的問題。哈佛中國史最好的一卷，無疑是主編親自書寫的《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卜正民精通明史，不過書中引用《大一統頌》，句讀還是出錯了：

大明天子駕飛龍，

開疆宇定，王封江漢遠朝宗。

慶四海車書會同，

東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圖中。

遐邇暢皇風，

億萬載時和歲豐。（第27-28頁）

正確的句讀應是：

大明天子駕飛龍，開疆宇，定王封。

江漢遠朝宗，慶四海，車書會同。

東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圖中。

遐邇暢皇風，億萬載，時和歲豐。

我沒有讀過英文版，不知原書是否有句讀，因此無法判斷這處錯謬到底是作者還是翻譯的責任。不過這本書的譯筆非常棒，譯者的歷史功夫比一些漢學家更值得信賴。

再舉一例。講談社中國史十二卷，我以為最佳之作應是第六卷；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作者曾擔任日本唐代史研究會會長，堪稱權威。然而，即便是權威，依然出錯。此書第五章寫唐代的女性，談到唐朝後半期幾乎沒有設置過正規的皇后：「其中像憲宗的郭妃這樣的妃子，其父是重臣郭子儀，其母是代宗的長女……」這一句話竟錯了兩處，郭妃的父親叫郭曖，爺爺才是郭子儀，母親昇平公主，是不是唐代宗的長女，則成疑問（一說次女，一說四女）。這裡的人物關係，並非僻典，郭暖和昇平公主，都是名人，當然他們的成名，與歷史關係不大，而有賴一部戲劇：《打金枝》。

《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迪特·庫恩著

讀哈佛中國史，至第四卷，才能鬆一口氣。其實迪特·庫恩（Dieter Kuhn）這本書談不上十分出色，只是在前三卷的鋪墊之下，讀起來相當舒暢。另外，我讀此書，不由會拿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講談社中國史第七卷）一書作對照。後者給朱熹的戲份實在太重了，譬如談1130年的史事，特地提到這一年朱熹出生，「這個名叫朱熹的小男孩，對我們來說，其重要性超出本書迄今為止登場的所有人物。」對朱熹的濃墨重彩，導致整本書極不協調，好像患上了偏癱；相形之下，前者的一大優點，即面面俱到，無甚偏私，全書十二章，涵蓋了宋史各個面相，另一個優點，則在細節，庫恩擅長物質文化史與科技史研究，他寫宋史，在這些方面大有發揮，譬如書中寫道，宋朝男人留鬍子，大多留八字鬍和山羊鬍，上流社會的男女，晨起後洗手、洗臉，不是直接用水，而是把草藥皂液倒入水盆，然後再洗……這樣的細節，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大長見識。最後還得感慨一句：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影響未免太大了——我看見庫恩這本書的副題，第一反應便是「唐宋變革論」——對唐宋史研究者而言，不論贊同還是反對，都無法置之不理，這說不清是福音還是悲哀。

《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卜正民著

歷史寫作，常常面臨一種困境，借用王國維談哲學之言，叫「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所謂可愛，就是好看，歷史書要寫得好看，必須會敘事，會講故事，但是，一旦故事講多了，不免影響可信度，所以說可愛者不可信，反之亦然。第一流的歷史寫作，通常善於在可愛與可信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就這一點而言，我心中的典範之作，首推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與孔飛力齊名的史景遷，顯然過於可愛）。卜正民乃是孔飛力的弟子，他的書，一向兼具可愛與可信，大有乃師之風。要做比較的話，論思想深度，徒弟不如師傅，論書寫的形式感，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這本《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形式感非常好，讀來有如過電影。當然，作者過於追求形式感，終將導致其實質內容有所欠缺，有些人讀完這本書，估計還是沒有弄清楚元明史的脈絡。

此書最鮮明的特色，在於從氣候的角度切入元明史研究。從元朝開國到明朝亡國，恰好與小冰河期相吻合。卜正民將元明時期的災難史，總結為「元明九淵」，淵是深淵之意，在此作為災難的隱喻。「九淵」對歷史的影響，在明朝末年表現最為突出。譬如卜正民所命名的「崇禎之淵」，原來崇禎執政十六年，半數以上年景都爆發了天災：大寒、饑荒、瘟疫、蝗災、旱災……大明國運，本已沉淪，這些災難，是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呢？由此來說明朝之亡，關於其原因，數百年來聚訟紛紜，而且有些說法，彼此對立，最著名的莫過於「明亡於閹黨」與「明亡於東林」，以及「明亡於崇禎」與崇禎死前感慨的「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對此，卜正民有一個精闢論斷，大意是：歷史不是單選題。如果你執意去尋找一個答案，那麼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時必將失去更多真相。所以這本書雖在大談氣候，卻未陷入流行的氣候決定論的窠臼。

卜正民

《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羅威廉著

羅威廉（William T. Rowe）成名已久，他的《紅雨：一個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還有寫漢口的兩本書，在業內有口皆碑，皆是佳作。我一直以為他的歷史研究偏向城市史，不料寫起清朝通史，竟也頭頭是道，這本《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脈絡之清晰，甚至是哈佛中國史之最。至於其問題，第一，作者並非專攻清史的行家，在史料佔有方面毫無優勢，一來不夠博，二來不夠深，故而一些見解流於淺薄或人云亦云；第二，作者對雍正皇帝過於偏愛，譬如稱雍正直率、寬厚，能夠聽從臣下的意見，「以一種共議、務實的精神行事」，並將雍正的嚴酷詮釋為「無論代價高、反對者眾，仍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將帝國控制集中化的那種頑固意志」，這些論調難免令人瞠目結舌。書中還提到曾靜案，雍正與乾隆的處置方式正好相反，作者以此抑乾隆而揚雍正，事實上，雍正釋放曾靜與乾隆處死曾靜，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案件本身便是悲劇，怎麼處理都成問題。史景遷《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寫到這一節，其論調鞭辟入裡：「今天，我們不妨說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著錯棋。一個皇帝以為，只要將所有的誹謗公之於天下，就能澄清事實，謠言自滅，而子孫後代亦將因其坦蕩誠實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記住了流言蜚語，而早已將這皇帝的懇切自辯忘得乾乾淨淨。另一個皇帝相信，只要將《大義覺迷錄》蕩滌殆盡銷毀，就能讓父皇英靈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眾生就是懷疑毀書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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