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侃散文：大師已去，大師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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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9日凌晨3時21分，距90周歲生日已不足50天的台灣詩人洛夫，在位於台北市石牌路的「台北榮民總醫院」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如果我用血寫詩/請讀我以冰鎮過的月光//如果我用火寫詩/請讀我以解凍後的淚水//如果我用春天寫詩/請讀我以最後的一瓣落花……」（洛夫《讀詩十二法》）盛春即將來降，洛夫先生卻無緣接住這瓣落花，而化為了一縷詩的煙塵。唏噓不已的眾人只能以誦讀他的詩作來緩解對逝者的悲傷。
而在三個月前，與洛夫同年出生的另一位台灣詩人余光中也已仙逝。在台灣，詩愛者習慣於把洛夫和余光中稱之為「文壇雙星」。與大陸因「鄉愁」一詩更傾心於余光中不同，洛夫憑詩藝高超的《靈河》《石室之死亡》《魔歌》等作品征服更多讀者，長詩《漂木》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譽為「詩魔」的洛夫，盛名似超乎余光中之上。海峽這邊特別喜愛的「大師」這一桂冠，更有理由戴在洛夫的頭上。
湊巧的是，洛夫辭世的前一日，同樣在台灣，被罕見的腦幹腫瘤折磨了一年多的「文壇狂人」李敖，終因治療惡性腫瘤的標靶葯的藥效漸失，病情急速惡化，並發肺部感染永別人世。計劃中的作品總集《李敖大全集》、「和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見一面做個告別」的50集電視訪談節目《再見李敖》都化為烏有。這位以言論大膽、慣於抨擊當局著稱的作家曾兩度坐牢長達7年，寫下的100多部著作中竟有96部先後遭禁，自稱單身時擁有過20多名女友……這些似乎都是極難逾越的記錄。
近來逝世的大師名士，還不能遺漏的是2018年2月6日在香港病故的饒宗頤。國學泰斗，通曉六種語言，在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宗教學、歷史學、中外關係學、敦煌學、潮州學、目錄學、藝術學、文學、詩詞學、楚辭學等14個領域都有極大建樹，此人堪稱傳奇。與杭州最密切的關係，是在西泠印社社長一職空缺6年後，於2012年眾望所歸地擔任了第七任社長。這樣真正的大師級人物，儘管享有了超長的101歲，毫無疑問，其生年依然是不夠的。「穿林鴉去已渺。望故山何日重到。只是荒雞，催人宵起早。」（饒宗頤《傷情怨》）饒先生的生命在穿越了漫長的歲月後終於歇下，荒雞的晨啼喚不醒他瘦削的身軀，唯有摞起來超過身高的各類著述遺落凡塵、絕世獨存。
當然還有英國物理學家斯蒂芬·威廉·霍金。這位長年患有漸凍絕症的科學家一次次地預言地球毀滅、人類末日，但危言聳聽並不妨礙人們視他為與達爾文、牛頓、愛因斯坦齊肩的頂級大師。他那已被病魔損壞了的腦子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與身體同樣歪扭的嘴唇和眼睛，艱難的嚅動和眨巴，所傳遞出來的語意往往不容置疑被當成「從宇宙深處發來的真理」。2002年8月，霍金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出現在西湖和河坊街上，對杭州菜、鼻煙壺、旗袍和棕櫚葉做成的小鱷魚驚嘆不已。2018年3月14日，這位聲稱使用霍金輻射能把黑洞像氣球那樣刺破的偉大科學家，魂歸西方道山，沉入茫茫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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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的接連離去，既讓我們再度關注這一對世界做出巨大貢獻、自身又享有非凡尊崇的特殊群體，又讓我們陷入無法消弭的莫名恐慌。如此密集的喪失，會不會使社會的文化財富受損，人類的文明進步速度受阻？迄今我們還剩下多少大師？接下來還將有哪些大師成為隕星，而我們對失去大師究竟有著多大的承受力？在早已養成崇拜大師之風的現今，難以想像一個沒有大師的日子，將是多麼的無依無靠、心懸半空！
事實上，中國人對於大師及大師名號的崇尚、信賴和追逐由來已久。像是對終極目標的一步步接近，大師頭上的光環始終如同灼眼的明燈，引誘著你飛蛾般撲將過去，即便是與大師發生一絲半縷的關聯，依然是令人欣慰的。很難說這不是一種求真向善的美德。「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一著名論斷出現在1931年梅貽琦擔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說中，它十分精闢地說明了求知識、做學問與大師引路之間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大師的重要性迫使我們尋找乃至命名、塑造大師。我們把季羨林、饒宗頤和錢鍾書分別命名為「北季南饒」、「北錢南饒」，把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說成「現代三聖」，把陳寅恪譽作「教授之教授」……就是認定如是方能顯示大師之不凡，如是才能表達對這些大師級人物的折服和膜拜，如是才讓我們心安。人傑、大師、聖、神，我們對於名號的熱衷蓋過了對這一群體的真正認知，這是否反而是對大師們的不恭？
而對大師接連離去的恐慌性悲哀，促使有的人趕緊清點尚在世間的所謂大師。88歲的藥學家、諾獎獲得者屠呦呦，108歲的國學大師文懷沙，99歲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91歲的佛學大師釋星雲，88歲的哲學和美學大師李澤厚，88歲的華裔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清點的結果令人且喜且憂。喜的自然是大師隊伍並非寥落，憂的是宿耆之後竟然乏有緊跟者。我們已經進入亟需打造新一代大師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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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我們一方面仍能找出一個又一個在世的大師，卻又一遍又一遍地以「這是最後的大師」自我虐心。決計打造新的大師的強烈願望與「從此世間再無大師」的悲觀心態交織糾纏，導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思維混亂。巴金逝世，說是「五四新文學最後一位大師走了，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楊絳走了，「與建國前的最後一位文人告別」的說法甚囂塵上；而「緬懷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宗師錢穆」、「紀念最後一位理學大師馬一浮」之類的標題，只需輕點滑鼠，就能掉出一大堆。
深悟大師養成之不易，又渴望大師之層出不窮，這種矛盾心理便是上述怪異現象的根源。總以為大師是這個社會和時代的精華，可以體現檔次，可以包治百病，可以所向披靡。大師有能力化腐朽為神奇，而身為大師者的任何言辭都是治世良方，任何動作都能撂倒一片。一位總覺得與大師這一「人間最高職稱」差一口氣的國內作家終於使出絕招，以驚人的碼字速度寫下了一部長達450萬字、39卷的原創長篇小說，折騰出已知的地球上篇幅最長的純文學著作。儘管據說迄今除作者之外，尚無一人通讀過這煌煌巨著，但當人們喚其「文學大師」時，他的應答已心安理得。
1985年冬，香港記者林湄來到北京，托時任《文藝報》副主編吳泰昌聯繫採訪錢鍾書，被拒，吳便與林來了個突然襲擊。當他們出其不意地來到錢鍾書房門口，錢鍾書幽默地說：「泰昌，你沒有引蛇出洞，又來瓮中捉鱉了……」還有一回，錢鍾書與夏衍住在同一間病房，夏衍恰巧過生日，其孫女也送了一塊蛋糕給錢鍾書時，在旁的攝影記者試圖從後面偷拍，被錢鍾書發現後，他竟拉起了被子，連人帶蛋糕都遮蓋起來，以拒絕上鏡。他婉拒央視「東方之子」專題片的拍攝，是另一則「避見眾人」的故事。他不近人情的低調，其實是對虛名的抵制，對俗流的反擊。
在佛家眼裡，成為「大師」者就必須離開人世間，「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假若一位學者名士被冠以大師的名號，豈不是已蓋棺論定，無論是死是活，都被擺上一個高不可攀的壇場。讓人警醒的是，在現今，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大師的離去，一個所謂大師的出現，往往被當成一條求之不得的社會秩聞，甚或被某些人轉換成推銷自己的契機。當某大師倒下，有人忙著著文，緬懷與該大師的親密交往；有人翻箱倒篋，搖身成該大師的秘聞發言人，。是不是存在著一種「大師經濟」，而正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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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永遠不可能存在衡量大師的標準，關於大師的說法也五花八門，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他在業界必定擁有過人之處，留存耀世之寶。「謂能善教誡聲聞弟子一切應作不應作事，故名大師。」（《瑜伽師地論》）大師的價值和意義自然並不限於讓人膜拜，更在於他的實用層面。解惑釋疑不單在求知求智領域，同樣體現在人生道路的指引，對渾沌人世的撥霧澄清。大師在世，根本不是來享福的，而是殫精竭慮、背荊受刑。
直到被腦幹腫瘤折磨得脫了身形，李敖仍然以極度個人化的出位言行，維護住大師特立獨行的形象。當護理師出於檢測之需讓他說出自己名字時，他竟然答以「我叫王八蛋」。這已不是慣常的幽默或自嘲，而是不服生命擺布的痛苦掙扎。他廣受爭議的人生經歷，已與他的思想和寫作成就融為一體。在如何煉成大師的方法探索中，他成功地做到了獨闢蹊徑。
的確，如同不存在大師衡量標準，也不存在確能培養出大師的機構和機制。要想納入大師之列，要想成為有用之人，只能靠我們自己。問題是，並不是你畢生奮鬥，你以命相搏，就能成為大師了。你可以走在通往那座發放大師頭銜的殿堂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天荒地老。你用不著失望，用不著嫉妒，用不著詆毀，用不著認為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你只需抱定宗旨，不懈行走總是對的。循著大師的路子自我完善，大師最大的作用或許正在於此。
放眼四望，世間已無大師的景況當然是可怕的，文化和文明的失落要比物質的凋敝嚴峻多少倍，實在無法計數；但滿大街都是各式名頭的「大師」，隨意攝取「大師」頭銜且無需羞慚，「大師」這一名詞成為嘲諷罵噴的工具，那便是一副更加可怖的社會奇景。不可否認，這一奇景的苗頭早已出現，並被追名逐利者恣肆地拉扯著，悄然漫漶，進而擴大為「頗合時尚」的風氣。噢，我們還能護住多少純粹、高貴、潔凈的精神領域？
「我的歌是一種不滅的嚮往/我的血沸騰為火浴靈魂/藍墨水中所有火的歌聲/揚起死後更清晰也更高亢」（余光中《火浴》）任何對於「大師」名號的濫用，都是對這一名詞的辱弄。對於大師真正的尊崇，最值得的追隨，應該是努力求得深悟，悟得大師的偉大和不朽，悟得你自己。
大師老去，這是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大師還在，精神的力量不會輕易消失，哪怕肉身意義上的大師與我們漸行漸遠，我們仍應感知他們巨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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