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太平洋2》：比怪獸更可怕的是「畫蛇添足」式的人物

《環太平洋2：雷霆再起》

導演：斯蒂文·S·迪奈特

編劇：Emily Carmichael、斯蒂文·S·迪奈特、吉爾莫·德爾·托羅、T.S.諾林、Kira Snyder

製片人：吉爾莫·德爾·托羅

類型：科幻、動作

主演：約翰·博耶加，斯科特·伊斯特伍德，卡莉·史派妮，菊地凜子，景甜等

製片地區：美國

上映時間：2018年3月23日

片長：111分鐘

眨眼評分：5.5分

（此評分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憑藉《水形物語》斬獲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導演的吉爾莫·德爾·托羅，這位被影迷戲稱為「陀螺」的墨西哥導演，在2013年創作了帶有濃郁機甲風的科幻電影《環太平洋》。在數字特效技術的加持下，高大威猛的人造機甲以及拳拳到肉的「人獸大戰」成為了影片視覺表達的核心所在。時隔五年的漫長時間，令眾多觀眾翹首以盼的《環太平洋》系列重新回歸，只不過這一次執導的不再是對怪獸有著過分「迷戀」的托羅，而是由美劇創作出身的斯蒂文·S·迪奈特接過導筒，《環太平洋2》是迪奈特第一次執導的大銀幕作品。

距離23號影片上映，才剛剛過去了幾天，而觀眾對於《環太平洋2》的評價卻呈現為一邊倒的趨勢。相比於前作，《環太平洋2》在豆瓣上的評分數據卻只有5.8的評分。（《環太平洋》豆瓣評分為7.6分）是因為新人導演的「火候不夠」，還是被資本話語所裹挾？下文以比較的視角，將《環太平洋2》與前作進行比較，試圖找到觀眾所反映出的癥結所在。

1

人類VS「先驅」與機甲VS怪獸：這仍舊是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

「事實上，包括經典敘事在內，大多傳統敘事的結構設置，都是運用兩組對立元素構建有效的戲劇性衝突而逐漸展開的。這樣一種結構性設置，既是意識的，也是無意識的。」[1]在結構主義理論中，二元對立的模式是人類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種簡化方式，例如理性與感性、善良與邪惡、強大與弱小等等諸如此類呈現為對立、差異性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事物存在的兩種方向，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對於這個世界而言，顯然有存在於二元關係之外更多的可能性。作為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下的產物，無論是前作，還是這部口碑欠佳的新作，在敘事結構上都採用了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在敘事進程中體現為圍繞人類與「先驅」、機甲與怪獸之間「攻守轉換」關係建構的敘事事件與情節，而在角色人物的設置上，二元關係也成為了人物在特定性戲劇情境中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潛在邏輯。

影片在文本結構設置中，環太平洋防禦總隊（PPDC）統領的機甲戰士與「先驅」生產的怪獸軍團在世界各地展開了正面交鋒，清晰明了的二元對立關係使得觀眾在觀看時，很容易跟隨創作者選取的特定視角進入到由數字影像建構的虛擬世界當中。在某種程度上，科幻片與傳統的犯罪類題材影片在敘事建構上具有著相似性。犯罪類題材影片中人物關係往往呈現出「非黑即白」的明顯差異性，而在科幻類型片當中「非黑即白」的人物關係則轉變為「非友即敵」的煉獄場，遵循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由蟲洞躥出地面的怪獸（Kaiju）向人類發出一波又一波的毀滅打擊，不存在溝通、也沒有交流，怪獸的出現是為了摧毀人類幾千年以來建立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支柱。「為了整個人類的生存利益，古老的軍備競賽被人道主義撤回」，各國政府共同建立了地球防衛聯盟對抗來自異域的野蠻「他者」。「為了與怪獸戰鬥，我們製造了怪獸。」在前作《環太平洋》中，導演托羅對「煉獄場」的存在狀態進行了背景描述，由此也引出人造機甲存在的根本邏輯——對抗，而對抗模式本身就具有典型的二元對立關係。

人造機甲VS「先驅」怪獸，敘事結構背後所攜帶著的意義表達，顯然是基於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的一種二元對立關係，而在這樣的關係當中，創作者選取的創作視角以及受眾在觀影過程中的接受認同機制，是基於作為「主體」的人類的角度去看待、接受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實際上，這是一種基於人類為世界中心的價值觀念的意圖表達。在傳統認知觀念中，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作為家園擁有者的人類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力與地位，面對來者不善的異域「他者」，以牙還牙的行為方式在根本上與受眾的集體無意識達成了契合，對於危險、陌生、神秘、黑暗、邪惡的恐懼，經過歷史的傳承與發展，早已紮根在每一個個體的無意識當中。因此，對抗、反擊、以牙還牙等諸如此類的銀幕人物行為表現及其動機，才能在接受層面最大化地喚起受眾的認同心理，給予觀眾一種替代性滿足的敘事效應。

2

有缺陷但不缺失勇氣的英雄

對於電影敘事而言，如何有效地建構戲劇性事件、情節，使人物角色在特定的戲劇性情境當中做出模稜兩可的「抉擇」，是一個電影人物是否具有吸引魅力的根本所在。電影中，人物在接近崩潰的危難時刻閃耀出的人性弧光，既是人物角色對自身弱點與缺陷的超越，也是敘事文本在情節編排上得以產生重要轉折的合理來源。

「實際上不難發現，在敘事文本的深層結構之中，大多經典敘事的電影，都在不同程度上與『人性弱點』的深入揭示，密切相關。」[2]以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生產的經典敘事電影為例，在這些電影文本的敘事結構中，人物與事件、情節之間通常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而「人性弱點」成為了人物與事件、情節之間的關係橋樑。銀幕之上，人物的行為動機與其基於人性弱點及缺陷的設置形成了一種互為對照的關係，因弱點或缺陷導致人物產生一種亟待改變的慾望目標，成為了敘事文本中事件、情節編織的重要參照系。在《環太平洋》兩部系列作品中，無論是第一部中駕駛「危險流浪者號」的馬克·莫莉，還是第二部中的天才少女納瑪尼，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都曾遭受過嚴重的創傷性體驗，肆意妄為的怪獸破壞著地球家園的同時，也讓她們失去了彼此最為珍視的家人。帶著對怪物的仇恨與復仇的慾望動機，她們為之進行了艱苦的訓練，但冷漠寡言、不會和他人相處的人格缺陷，使得她們無法成為一名合格的機甲駕駛員，創傷性經歷在無意識之中升起一道與他人無法往來的牆。

基於人性弱點或缺陷的人物設置，「往往是是構成戲劇性矛盾和衝突的內在『隱患』，一種敘事進程中的不穩定性因素。」[3]如何在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的敘事時間當中，牢牢抓住、控制以及調度觀眾的注意力，顯然是每一個電影創作者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在敘事文本結構中，因「不穩定性因素」產生的懸念機制，促使著觀看者「提著心吊著膽」全神貫注地期待著敘事的推進，以是否對應他們的預期，也或者否定。而「不穩定性因素」不僅僅是懸疑片、驚悚片的專屬，在大多數敘事電影中都能找到「不穩定性因素」的存在。在《環太平洋》系列當中，兩部影片在整體敘事結構層面上「不穩定環境」的凸顯，顯然是基於怪獸襲擊、人類生存面臨巨大考驗的威脅，而創作者在故事的局部有意添加了一些「不穩定性因素」，使得影片敘事的節奏得到有效的把控，例如馬克·莫莉與貝克特初次駕駛「危險流浪者號」時，在「神經系統連接」的過程中莫莉陷入了創傷性經歷的回憶泥潭，無法脫身而出，因恐懼的壓迫感使得莫莉下意識地開啟了武器系統，而等離子炮瞄準的卻不是怪物，而是機甲基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期待著莫莉能夠順利從回憶中抽身而出。諸如此類，圍繞人物自身人性弱點或缺陷編織的事件、情節，在敘事文本的整體結構中形成了一個個具有強烈「不穩定性」節點，引發觀眾對人物命運的某種期待，抑或是某種擔憂，從而一步步推進敘事的進程發展。

3

虛構世界的資本邏輯

如果說第一部《環太平洋》是吉爾莫·德爾·托羅帶有明顯個人偏見的「怪獸」喜好，那麼作為《環太平洋2》導演的迪奈特在影片中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顯然受制於電影中不在場的資本運作。《環太平洋2》是由美國傳奇影業公司以及美國環球影業、善為影業三者聯合出品，其中美國傳奇影業公司於2016年被中國萬達集團收購。在全球化時代語境下，跨國界的文化併購背後是各界資本的逐利。由此。電影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勢必在其情節內容層面以及話語形式層面出現與社會泛文本的諸多映照。

不論是前作，還是新作，《環太平洋》系列電影顯然是典型的全球化通行的商業大片，也可以稱之為「高概念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大成本的投資使得電影的生產製作環節、發行環節、宣傳環節得到了有效的保證。正是基於此，觀眾才能在銀幕中看到穿梭在城市樓宇之間的機甲戰士與巨形怪獸之間的「硬碰硬」對決，以及人類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社會在頃刻間被毀為一旦的奇特景觀，現代化的電影製作技術支撐著電影所建構的天馬行空的虛擬世界。作為全球化通行的商業大片，《環太平洋》系列為觀眾營造了一個全人類聯手抗敵的異托邦世界，原本因國家、民族、種族、文化、性別之間產生的矛盾和摩擦統統被消解在「一致對外」的統一性前提當中。電影建構的異質空間與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呈現為一種鏡像關係，是一種想像與真實的共同存在。所以，觀眾能在銀幕中看到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的人們生活在同樣的一個空間當中，他們和諧相處，在人類的危機時刻相互取暖。在《環太平洋》中，怪獸成為了人類生存的最大困境，如何戰勝、打敗怪獸成為了全世界人類所關注的焦點。托羅攜帶有一種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去表達在危急時刻下人類個體的成長與人性中存有的勇敢、無畏。而作為系列續集的《環太平洋2》，在一定程度上依舊延續著「人類機甲大戰怪獸」的敘事模式，炮彈齊飛、利刃出鞘的機甲戰士與體型龐大的怪獸上演著與前作如出一轍的打鬥好戲。對於當下的觀眾而言，基於視覺感官刺激所引發的快感已經無法滿足人們對於影片的觀影期待，一部影片在主旨意蘊上的表達能否契合受眾的觀影心理，普遍成為觀眾對於影片評價的依據所在。

《環太平洋2》雖然遵循著與前作相似的敘事模式，但在電影文本的意圖表達上，因為資本運作的權力介入，在某種程度上影片所要表述的意義與前作產生了偏差。在《環太平洋2》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華人演員出境，並且還擔任著敘事文本中關鍵性的人物角色，例如景甜飾演的邵氏企業董事長邵麗雯，張晉飾演的學院基地將軍等，華人演員在好萊塢影片出中的屢屢出鏡，顯然與電影生產過程中資本話語的運作不可分割。中國企業的海外文化併購起此彼伏，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電影實現海外傳播以及學習、借鑒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另一方面，電影中不在場的資本運作如果不遵守電影所建構的故事秩序，顯然不是一種「畫龍點睛」的方式，而成為「畫蛇添足」的敗筆。在《環太平洋2》中，人物邵麗雯在文本的敘事結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性，如此關鍵的人物在影片中卻沒有相關的前史與存在狀態的描述，同時邵氏集團生產的無人機甲作為影片在敘事進程中的轉折點，卻在紐特博士的陰謀當中化為泡影，淪為「怪獸」捲土重來的伏筆。而最令人想不通的情節在於，全世界矚目的企業董事長突然化身機甲戰士，與主要人物一起完成最終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人物角色的設置浮於情節之上，觀眾在觀影過程當中難以對人物產生認同感，也使得資本運作下的「中國演員」成為備受觀眾詬病的情節所在。顯然，迪奈特執導的《環太平洋2》與托羅的前作《環太平洋》相比，在整體敘事的完成度上具有明顯的差距，而如何處理文本之外資本話語的運作與文本內敘事結構之間的平衡，還需要創作者基於更深層次的思考。

參考文獻：

[1].孫承健.《烈日灼心》：一次「中心消解」式的銀幕探索[J].電影批評，2015年第6期.

[2].孫承健：《魔法師的世界：電影敘事的觀念與表達》[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年.

[3].孫承健：《魔法師的世界：電影敘事的觀念與表達》[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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