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的世界：憤怒的和平與失敗的民族自決

作者=高凌

來源=2018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革命與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周年之際推出的一系列紀念作品當中別具一格。在本書開頭，作者羅伯特·格瓦特用我們熟悉的俄國的革命與退出戰爭、中歐同盟國的崩潰揭開了作品的序幕；在結尾，他又用1924年《道維斯計劃》的制定和1925年《洛迦諾公約》的簽署，結束了全書。在這熟悉的一頭一尾之間，描繪了1917-1923年這段長期被忽視的「戰後時期」，並對這段時期對世界的影響，以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觀點。

相似的戰敗者

在本書中，作者最大的新意在於把1917到1923年，即「戰後時期」里，遍及東歐、中歐甚至近東地區的動蕩、社會崩潰、革命、內戰和外戰、甚至很多國家的法西斯化都看作一個整體，並指出所有這些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聯繫——所有發生這些事件的國家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者。

書中比較了俄國的1917年革命和德國的1918年革命，揭示了兩者內在的相似性：1916年俄國在東線發動的全面進攻，已經把中歐盟國尤其是奧匈帝國推到了滅亡的邊緣，俄國的後方社會裡已經有了勝利在望的期待，但是1916年的冬天到來，中歐盟國頂住了俄國的進攻，和平並沒有降臨，於是俄國社會在這種失望情緒中崩潰了，俄國爆發了革命。同樣的橋段再次發生，俄國的革命和退出戰爭，以及1917年秋天德國和奧匈帝國在伊松佐河前線對義大利發動的進攻，令1917年冬天裡的整個中歐同盟國人民產生了勝利在望的期待。俄國、羅馬尼亞已經戰敗，義大利到了戰敗的邊緣，只要在東線騰出手來的德國能夠趕在美國遠征軍跨過大西洋之前在西線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攻勢，和平就會隨著中歐盟國的勝利而降臨。1918年魯登道夫的「皇帝攻勢」在這種勝利在望的歡樂情緒中發動，德軍的精銳突擊隊員的口號就是「前進向著和平！」，但「皇帝攻勢」也被阻止了，戰爭的第五個冬天降臨時，和平並沒有降臨，中歐盟國、尤其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士氣也崩潰了——在柏林爆發的革命幾乎可以看作是彼得格勒革命的翻版。

只不過在彼得格勒建立的臨時政府沒有得到普選的制憲議會授權，所以缺乏合法性的，他們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軍隊，而沙皇俄國的軍隊、尤其是軍官集團大多是偏右的，所以臨時政府在面對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威脅的時候，選擇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以及蘇維埃的赤衛隊合作，所以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而在1918年11月的柏林，同樣沒有得到選舉授權的、缺乏合法性的艾伯特的人民委員會，面對的更多的是來自「人民水兵師」支持的左翼的威脅，所以在最後時刻他們倒向右翼的軍隊、甚至極右翼的自由軍團，於是在柏林右翼取得了勝利。

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停火時，中歐和東歐的所有國家實際上都是戰敗者。1918年初，東歐的兩個協約國沙皇俄國和羅馬尼亞王國已經戰敗，《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約》和《布加勒斯特合約》宣告了中歐盟國對它們的勝利。而隨著1918年局勢的逆轉，奧斯曼帝國和保加利亞王國在先，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在後，也都成了戰敗者。他們即將到巴黎去聽候協約國的發落。但這些戰敗者自己雖然剛剛在1918年初的對俄合約里漫天要價，但卻對即將舉行的和平會議心存幻想。原因在1918年初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十四點綱領》，這一綱領主張在民主化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上重建戰後的歐洲秩序。這給了戰敗者以通過本國的民主化和民族自決，即使不能得到體面的和平、也能得到寬大制裁的希望。

這種希望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歐，尤其是德國和奧匈帝國革命的基礎。魯登道夫就基於這種希望承認了德意志帝國的立憲制改革，而當人民建立共和國時，普魯士軍官團也為了得到體面的和平而放棄了他們的皇帝。而在奧匈帝國，如果說威爾遜許諾的只是「自治」，那麼奧匈帝國的政治家把它變成了「自決」，奧匈帝國的各民族在民族自決的大旗下紛紛拋棄舊帝國。在這些新生的國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早已經成為協約國的一員，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王國雖然沒能得到捷克-斯洛伐克般的地位，但是他們向協約國成員中的塞爾維亞發出呼籲，要求和塞爾維亞結成三元君主國，這就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籍此它們希望擺脫自己戰敗者的身份。而帝國的剩餘部分，奧地利建立了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匈牙利在經歷了共和國、蘇維埃和內戰之後，雖然恢復了君主政體，宣布自己為王國，但卻是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由一個沒有海軍的海軍上將統治。還有類似的經過革命的保加利亞王國和奧斯曼帝國。它們都希望通過革命和民主化在和平會議上得到寬大的至少也是公平的對待。

尼古拉二世與家人

雖然這些戰敗者的形象顯得五花八門，國體從共和國到王國不一而足，但它們的處境幾乎都是相同的，而且都到了崩潰的邊緣。長期的戰爭、巨大的傷亡、經濟封鎖和農業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糧食匱乏、藥品奇缺，還有隨著遍及中歐和東歐的革命與「民族自決」所帶來的領土爭端，種族矛盾和仇殺。這些國家已經金融紊亂，經濟崩盤，政府破產，社會組織崩潰，更糟的是還有著一支原本服務於世界大戰的舊軍隊。這些正在慢慢撤回和「復原」的軍人，發現自己隨著1918年的革命，一夜之間從祖國的保衛者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殺人工具！這些經歷了漫長戰爭的軍人回到戰後的家園，得不到補償、找不到工作，而且受到公開的厭惡和仇恨。於是他們成了各種准軍事組織的支持者和成員，積極地投身於各種內戰和外戰，成為作者所說的「戰後之戰」的基礎。所有這些戰敗者都寄希望於協約國的和平會議，正如作者所引用的奧地利總理卡爾·倫納的講話：只有在協約國的公平和善意的基礎上才能夠給這些戰敗者「帶來真正的和平」。

不同的勝利者

如果說失敗者的苦難都是相似的，那麼1918年的勝利者卻各有各的不幸！在這些聚集在巴黎和會上的勝利者中間，很多人只是陪襯，支配著和會的實際上就是其中的四強。四強中英國和法國最先投入戰爭，無論是依據保障比利時中立的《倫敦條約》而參戰的英國，還是依據法俄同盟而參戰的法國，它們投入的都是一場十九世紀式的戰爭：爭奪的是霸權、土地或者海外領地。為了取勝它們不擇手段，為了爭取盟友也不惜代價，在戰爭中它們對義大利、羅馬尼亞甚至聖地的謝里夫家族和倫敦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開出了慷慨的空頭支票，但與此同時它們自己之間還締結了與這些空頭支票相矛盾的秘密協定。

但即使如此，英法之間的利益也是相互矛盾的，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的國土在戰爭中被德國佔領，法國的工廠和礦山被德國強行開採和生產，在德國撤退的過程中還遭到德軍系統的破壞。法國付出了驚人的傷亡，戰爭讓法國失去了「整整一代人」，而法國被佔領的土地上的人民還被德國屠殺或者強征作為勞動力，因此法國要求得到賠償。除此以外法國還要求得到安全的保障，因為世界大戰證明，單靠法國自己無力面對德國的入侵，在世界大戰中，即使有俄國在東線不計代價的進攻，也還要依靠英國遠征軍、美國遠征軍、甚至俄國遠征軍的勇敢戰鬥，法國才得以戰勝德國，當俄國已經不再是法國的盟友，法國希望肢解、至少也是削弱德國的力量來保證法國的安全。但對英國來說，法國要求的賠償和安全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一個被肢解或者削弱到不足以威脅法國的德國是無力賠償戰爭損失的。而且如此驚人的賠款肯定導致德國的經濟崩潰，對作為貿易國家的英國，戰前的德國是重要的貿易夥伴，同時一個因為賠款而陷於金融紊亂的德國也不符合英國穩定國際匯兌市場的要求。所以在對待德國問題上英國的態度要溫和得多。

而相比把一戰看作是帝國主義戰爭的英法，美國對世界大戰的態度完全不同，美國遲至1917年才對德國宣戰，1917年底才對奧匈帝國宣戰，自始至終都沒有對奧斯曼帝國宣戰。對充滿理想主義熱情的威爾遜總統而言，美國投入的不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戰爭，相反他認為美國投入的是一場重塑歐洲甚至世界格局的戰爭，是以民主化和民族自決重建歐洲邊界，然後以國家聯盟和集體安全促使這些新的民主國家以協商和仲裁取代戰爭，從而徹底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的「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所以美國對英國和法國的要求都不以為然，它高舉自己的《十四點綱領》呼籲民主化和民族自決。當它的理想和英法矛盾的時候，它或許會妥協；當和義大利的要求矛盾的時候，它卻很少妥協。

《戰敗者》

（德） 羅伯特·格瓦特 / 著

朱任東 /譯

譯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四強中的義大利在參戰前為是否參戰、作為同盟國參戰、還是作為協約國參戰而糾結，幾乎已經陷於分裂和內戰（比如這個國家的法西斯黨首領墨索里尼就是一個積極的參戰派，也因為他的參戰派立場，他才被所屬的義大利社會黨開除）。僅僅因為英法許給的高昂回報，這個國家才終於在1915年參戰。但是整個戰爭中義大利表現得驚人的軟弱，很多協約國軍人公開嘲笑義大利說「義大利為什麼要加入協約國？因為只有他們站在協約國一邊，奧匈帝國人才能打勝仗」。1917年秋季德奧在伊松佐河發動的進攻，讓義大利的戰線陷入崩潰，整個國家到了失敗的邊緣，對軍隊、政府的不滿幾乎到了讓義大利步俄國後塵的地步。僅僅因為1918年德奧的崩潰，才讓義大利得以作為戰勝國出席和會。義大利付出了驚人的傷亡和損失，也被承認為協約國的四強之一，它的人民要求得到相應的戰利品和補償。但許諾這些戰利品和補償的剛好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希望杜絕的「秘密外交」。而且對英法來說義大利的損失雖然巨大，但貢獻卻實在微不足道，所以義大利的要求遭到了其他三強的無視。義大利國內原本就存在的分裂和內部鬥爭變得越來越激化。鄧南遮對阜姆的遠征，幾乎預言了墨索里尼對羅馬的「進軍」，義大利成了勝利者陣營中最早法西斯化的一個。

與義大利同樣尷尬的勝利者還有羅馬尼亞，羅馬尼亞1918年初已經向同盟國投降。但協約國的勝利宣告了《布加勒斯特合約》的無效，羅馬尼亞作為勝利者出現在巴黎。同樣尷尬的還有戰爭期間絕大部分國土已經淪陷，國王和政府在希臘等到了協約國勝利的塞爾維亞。現在它已經和原屬奧匈帝國的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結合在一起，對後者而言它們之間的關係類似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但對塞爾維亞政府而言，它們從沒想過要搞什麼三元君主國，它們要的只是大塞爾維亞。1919年，當希望得到公平對待的相似的失敗者，和各自不同的勝利者在凡爾賽宮相遇的時候，「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的命運就註定了。

憤怒的和平

在巴黎和會的談判過程中，戰敗者始終被排除在外。戰敗國代表的形象有的像是「被帶去宣判的罪犯」，有的像是「去見董事會的辦事員」。英法美三強主導了巴黎和會。法國無法肢解德國，所以主張削弱德國，同時在不能指望俄國做盟友的情況下，希望利用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在東歐給自己找到新的盟友，也就是日後所謂「小協約國」。於是英國為了避免過分削弱德國，法國為了爭取盟友，接受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要求。但是這種民族自決必須服務於英法的利益。

於是民族自決原則雖然得到了和會的承認，但在東歐和中歐問題上必須服務於英法。由此民族自決原則幾乎成了盟國分割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工具，但只在符合協約國和協約國盟友利益的情況下才遵守民族自決原則。一旦與這些利益相矛盾，民族自決就被棄之不顧。

隨著俄國的崩潰和德奧的衰退而獨立的波蘭被法國視為重要盟友，所以德國的波森、西里西亞被劃歸波蘭。如果說這種劃分還有著民族自決的色彩，那麼為了兌現《威爾遜綱領》中給予這個波蘭國家以出海口的諾言，遍布波羅地海東南岸的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決權就被無視了。已經德意志化的普魯士地區被「波蘭走廊」和德國隔斷，成為新德國一片陸地上不接壤的「飛地」。

同樣的，在德國之外的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決也遭到協約國的拒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西部的蘇台德地區，那裡的德意志人希望併入德國的要求被協約國拒絕了。1918年成立的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整體併入德國的要求符合《威爾遜綱領》里的民族自決原則，但是也被拒絕了。因為協約國的政治家無法向自己的選民解釋為什麼經過幾年的浴血奮戰，德國的領土反而擴大了。在不允許奧地利的德意志人併入德國的同時，奧地利共和國對捷克西南部德意志人聚居區的要求也被拒絕了。已經山窮水盡的奧地利被要求自己生存下去，同時它對德意志人領土的要求也遭到拒絕。甚至奧地利共和國還被要求承擔賠款。而此時，即使是協約國的觀察員也承認奧地利的社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救濟，奧地利的整個社會就將崩潰。

為了削弱德國和保障捷克，多達一千三百萬德意志人被排除在魏瑪共和國之外。在柏林，右翼和左翼一起批評《凡爾賽和約》。在維也納，因為《和約》的簽署而舉行了連續三天的哀悼。與德國、奧地利相比，匈牙利的損失更大，新生的匈牙利王國最終簽署《特里亞農合約》時，「斯蒂芬王冠領土」上三分之二的土地和73%的人口被剝奪，其中大部分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王國。幾百萬匈牙利人被排除在匈牙利王國之外，布達佩斯政府機關樓上哀悼《特里亞農合約》的「半旗」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對戰敗者來說，《威爾遜綱領》所許諾的民族自決成了一紙空文，甚至比一紙空文還要可憎，它成了一種欺騙的謊言。民族自決只在協約國的盟友之間（比如捷克和波蘭之間）的領土爭端，或者戰敗者之間（比如奧地利和匈牙利這對難兄難弟）的領土爭端，還有協約國根本沒有興趣過問的領土爭端（比如奧地利最西端的福拉爾貝格是否併入瑞士聯邦），才被適用。在這些戰敗者的社會裡，人民越來越把《威爾遜綱領》看作是讓他們放下武器的謊言，把革命建立的民主政府看作是「協約國的幫凶」。這就為戰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民意基礎。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而且不僅僅是戰敗國對協約國不滿，戰勝國的義大利沒有得到滿足它野心的領土，也對和約不滿。在對和約不滿的民意支持下，墨索里尼領導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雖然如此，面對協約國「簽字、還是繼續作戰」的威脅時，大部分戰敗者還是簽了字。但是有一個戰敗者雖然也簽了字，它國內的軍人卻拿起武器公然反抗《凡爾賽和約》——那就是奧斯曼帝國。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里，奧斯曼帝國的凱末爾帕夏不承認自由派內閣和協約國簽署的《色佛爾條約》，與按照條約佔領小亞細亞西部的希臘人作戰。他的戰爭持續到1923年，並且成功地迫使協約國放棄武裝干涉，在洛桑召開新的和平談判。在這次談判上，大部分對和約不滿的國家的首腦，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保加利亞的首相斯坦博利耶斯基，都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籤署的《洛桑和約》使《色佛爾條約》成為《凡爾賽和約》第一個被廢除的組成部分。這件事在整個中歐和東歐引起了震動，正要效法墨索里尼發動軍事冒險的希特勒和所有大大小小的這樣的人，都看到了《洛桑和約》的意義，那就是背靠武力、通過戰爭就可以推翻《凡爾賽和約》。

在本書的結尾，《道維斯計劃》的制定，1925年《洛迦諾公約》的簽署，作者把我們帶進了熟悉的兩戰之間的世界。在傳統的認知里，這個世界的開端就是1924年，對那以前的事情我們並不在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20年代的經濟繁榮中醉生夢死的歐洲，當1929年經濟危機襲來的時候，他們紛紛墜入法西斯的深淵。而格瓦特這本書的最大意義就在於，他向我們指明了兩戰之間被忽視的那段「戰後時期」，並且指出雖然1929年的危機是導致新的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但是戰後時期中歐和東歐的這種失望情緒，和對《凡爾賽和約》的仇恨也是把「永久的和平」變成「二十年的休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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