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美對華玩不了《廣場協議》那套

最近，中美貿易戰的硝煙瞬時騰起。一些人在分析相關話題時，拿中國當前的情境與上世紀80年代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時相比。對此，筆者以為，中國雖與日本不同，但確有經驗教訓可以吸取。

二戰後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憑藉自己的超強實力，主張貿易不平衡的責任在逆差一方，而非順差一方。因為當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貿易順差國。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多年的資本輸出、製造業外流使美國漸漸變成了貿易逆差國，於是美國轉而追求順差方的責任。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就是美國為了扭轉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而提出的。在那之前，日本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方，世界最大債權國，日本製造的產品遍布全球。

《廣場協議》要求美元逐步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並規定日元與馬克大幅升值。這次調整使得日本迎來日元突然大幅升值而產生的經濟下滑，造成短暫但急促的危機。後來，美國在鬆了一口氣後，允許各方調整政策。這時，患上日元「恐高症」的日本趁勢把提上去的利率調低。但在當時日本經濟已經過熱的背景下，這種超低利率持續了兩年多，使得過熱的經濟最終變成泡沫。

但美國不能對中國使用匯率手段。由於處在經濟轉型期，我們的匯率政策方向更傾向於穩定，而不是像日本那樣的「恐高」。因此，美國很難用當初《廣場協議》的那套跟中國打貿易戰。

另外，中日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差異，也讓美國動用關稅手段打壓我們的意圖很難得逞。當初日本製造業對美國製造業的衝擊可謂「真刀真槍」。由於以貿易立國，日本允許短期資本自由進出，以解決貿易貨款問題，而對本國進行直接投資的長期資本進行限制。因此，日本製造業幾乎100%都是本國投資，然後把自己生產的「真金白銀」出口到美國。美國在動用關稅、匯率等手段打擊日本的時候，也就打得實實在在。

而中國的政策正相反。我們的製造業，特別是出口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外資的，而且是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組裝加工在國內。這樣的情形使得我們對美出口看起來很大，但大部分是外資甚至美國公司主導。那麼美國對中國進口產品增加關稅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反而對美國國內的福祉是一種傷害，造成新的不公平。

那麼，美國精英這麼多，為什麼還使用關稅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我認為，一定是有後手。美國現在也就是叫牌，還沒有真正出牌。所以我們需要冷靜觀察，放眼長遠。日本當初就只想著眼前的「一畝三分地」，算計著能多出口一輛汽車到美國，結果忘了後面的大賬，沒看清形勢。跟美國對壘，要考慮下一步、甚至後三步。打仗很容易、打贏也不難，難的是戰後體制怎麼安排。我們需要把眼界提高到這一層次，再去考慮跟美國的貿易戰如何打，不然就是盲目。中國的戰略思想非常豐富，且不說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甚至圍棋十訣就已足夠偉大。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當前的世界經濟結構、新的制度安排朝什麼方向發展，同時以鬥爭和博弈追求新格局、新體制的達成。(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由張旺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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