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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獨家撰文 老爸李敖

他此生過得很精彩

是一個傳奇

我為他感到高興

老爸李敖:霸道、好鬥,卻又多情而細膩

本文首發於總第845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的老爸李敖在2018年3月18日因腦癌去世了。由於他疾病中的居住環境需要絕對清潔,進入者需要消毒,我沒有守在他身邊。

回想起來,我最後一次見他,還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學演講後小聚,而最後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當時他囑咐我,在大陸維權時要小心點,因為我是小白兔,他是老狐狸,他告人是會「賺錢」的,而我只會賠錢。

這麼多年,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相處,每周通電話,對他的離去,我沒有非常難過。我覺得他沒有帶著遺憾離開。他此生過得很精彩,是一個傳奇,我為他感到高興。

從慈父到霸道的爸爸

我是被爸爸從外婆那裡「搶」回來的。

當時媽媽在紐約讀書時生下我,爸爸在台灣牢里,媽媽帶我回去,希望能給爸爸看下他的親生骨肉。但爸爸覺得,媽媽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紐約,還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帶著一個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還是希望媽媽能夠再找一個男人結婚,但不希望我跟別的男人一起生活。於是,一次我的外婆帶我去公園時,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廁所時把我抱走了。

從那時起,我和奶奶相依為命,而爸爸承擔了撫養我的責任。奶奶有時會帶我到獄中探望他。我那時不理解,為什麼要經過一個透明窗子和電話筒跟他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釋給我,為什麼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樣:

親愛的小文:

姥姥說你想來看爸爸,並說媽媽已告訴你爸爸坐牢的事。這三年七個月來,一直沒告訴你的原因是因為你年紀太小,現在你漸漸大起來了,可以知道了。

坐牢的原因很複雜,你還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為做了壞事,但有的人坐牢並不是因為做了壞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種「冤獄賠償法」,就是補救這種可能的。所以一個人坐了牢,我們不可以立刻斷定他是壞人做了壞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時間才能證明(當然有的是很顯明的壞人做壞事,比如吸鴉片煙啦、海盜啦,證明起來很容易)。法國的德雷福斯(Dreyfus)冤獄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證明清白。

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過牢。現在印度(India)的總理甘地夫人(Mrs. Indira Gandhi)就坐過一年一個月。她的爸爸是尼赫魯(Nehru這個字h不發音,翻成「赫」音是中國人以前的錯誤),也做過印度總理,坐過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聖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坐過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

爸爸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

監獄規定每周能寫兩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聯絡,但他每星期一定會寫一封給我,還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給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給我講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識,教給我一些英文單詞,有時還會夾上他從書上裁下來的有意思的圖畫。因此,我記憶中的牢里的爸爸,是個溫柔、細心而耐心的慈父。雖然我一直認為老爸不適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為父親,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來扮演好這個角色的。

但老爸出獄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還記得,他出獄後,第一次開車帶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當時我們坐在後排,連一點聲音也不敢出,可就是開了一下車窗,不知哪裡惹到了他,被他罵了。現在想來,可能是監獄裡的生活使他精神極度緊張,導致他出獄後有了後遺症。

那時我14歲,是個活潑可愛、被奶奶寵壞的小姑娘。之前由於爸爸不願我被三民主義洗腦,堅持要我去讀美國學校,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國作派。爸爸雖然不讓我讀三民主義,出獄後卻開始逼著我讀唐詩三百首,還像所有中國父母一樣,逼我去學鋼琴小提琴。

當時我也很叛逆,對於這個突然出現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難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兒。終於,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兒,回家後發現他正在門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頭髮剪掉了。這件事對我的傷害大,我至今都記得。那之後我們就徹底吵翻了。老爸就說:你去美國讀書吧。

從那之後,我開始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老爸出獄後這段時間,也是我們父女唯一共同生活過的時間,大概只有二十天。現在回想,讓我去美國住校生活的決定是對的,如果我們一直一起生活,最後會吵得不可開交,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但當時,我覺得整件事很諷刺:你不要我讀三民主義,不要我被洗腦,但在家裡又是一個霸道家長的作派,對女兒暴力又刻薄。其實說到底,是他對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對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後遺症」的高壓下,我反而會極度反彈。

去美國讀書後,我們之間的關係緩和了。老爸沒給我換過尿布、餵過奶,他表達父愛的方式就是用「guilt money」(虧欠費)來補償他沒有照顧我的日子。他負擔我的房子,三所美國私立大學的費用,供我讀博士,還給我買跑車,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為傲。他在電視節目里說過「我女兒從這麼一個溫和的小姑娘,到現在變成這樣厲害的一位美國博士」,還說我比他厲害,「在她這一代的女孩子中,她簡直就算得上是個超人」。

我想,作為父親,他已經儘力了。但我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不太適合做丈夫和父親。

老朋友,好朋友

我和老爸後來成為了朋友,並把這種關係維持了五十幾年。老爸再婚後,我也沒有去打擾他的新家庭。說實話,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記憶,我覺得能和他共同生活二十幾年的人都蠻偉大的。

但我們每周都會通電話,或者發傳真。上學時,是我問他要學費、生活費,後來,尤其是我決定到北京生活後,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獨立生活後,爸爸依然會每個月給我零用錢,五十幾年,從未間斷。當然都是些小錢,我會用這個錢幫他去買些做節目需要的書,許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紅色夾克,還有他的領帶,都是我買的。這些錢也都花在他身上了。

許多不了解我的人認為我是母老虎,但其實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諱的真性情和一箭封喉的俠義性格。我們又不太一樣,爸爸說我是「七歲半」,意思是我太簡單,像在魚缸里的小金魚,什麼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個可愛的「皇上」,喜歡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話說,我們不是惡霸,我們是善霸。

所謂「善霸」,就是面對不正確、不公平的現象,絕不妥協。小時候,他就多次告訴我,不要相信老子的「以德報怨」,而相信孔子的「以直報怨」。老爸最初找到的對待社會瘡症的辦法是——口誅筆伐。這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生一定效果,可還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所以他轉向了走法律途徑,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

我的選擇也是這樣。到北京後,遇到種種事情,我沒有忍氣吞聲,而是用法律來維權。這需要智慧、方法、勇氣和信心,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麼就相安無事;如果你不守法在先,那麼沒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老爸很支持我。他曾在他的電視節目里說:「她把美國人的那套人權觀念帶進中國大陸,而且很認真地去做,這樣類似『恐怖分子』,抗爭到底的堅持,我很贊同。不過,我懷疑她會不會贏。不過,她自願去挑戰,就要付出些代價。」

但他堅持一點,在我打官司的過程中,他絕不會在節目中評論半個字,因為他認為這樣是在用輿論來影響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結束了,他就會發表意見,表示他的支持。他還會給我支招。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建議我去起訴美國駐華大使,理由是我作為美國公民住在北京,住處被斷電,玻璃被砸,按照美國標準,居住權已被侵擾,美國駐華大使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好我。他甚至建議我給美國的50個參議員每人寫一封信,檢舉駐華大使的失職。他說:你李文只敢鬧中國人嗎?對美國人照鬧。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很不適應我們這種思維方式,但仔細想想,只有這條路才是正確的。他說:「我並不想打官司。我心裡的真正感受是搞個黑手黨,你惹了我,我就把你做掉,這多痛快啊!可是,我們要求我們的國家進步,就是要主張法制,就是要相信法律。」

對於這些,我都非常贊同。我的職業是英文教育者、素質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有截然相反的屬性,但二者是內在統一的。我覺得,用法律來解決問題,恰恰最是講理、有素質、文明和禮儀的表現。

圖/李敖和幼年的李文。

丹尼少年

老爸曾經擔心我,說太聰明、太強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但我最近還是嫁人了。我想對老爸說:你可以放心離開了,不要忘記替我跟奶奶說一聲,小文說Hello!

他的離去,我沒有非常難過。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但我覺得他沒有帶著遺憾離開。他此生過得很精彩,是一個傳奇,我為他感到高興。

當然,老爸也有很多缺點以及不為人知的一面。有朝一日,我可能會寫一本書,叫《李敖不為人知的秘密》,讓大家看到,一個偉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比如,我出生在美國,回台灣後,由於老爸不喜歡台灣,所以堅決不給我辦台灣戶口。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強加到我身上。但現在能證明我們是父女關係的,只有老爸的撫養證明和我在曼哈頓的出生證明,台灣有關機構的檔案文件中,沒有任何能證明我們父女關係的登記資料,導致我現在想拿回台灣身份很麻煩。所以,他去世後還要再經歷一個「官司」,是我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親子關係」訴訟,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親子關係證明。

再比如,我14歲從台灣到美國讀書,最初是住在我媽媽和繼父的家裡,這期間有過被繼父性騷擾的經歷。但爸爸媽媽都選擇了隱忍。他們都覺得「家醜不能外揚」,而且事情鬧大對媽媽不好。老爸在對待政治、強權上是非常強硬、不妥協的,但面對女兒時,他又回歸了中國傳統父親的思維。最後,是我自己30年後在書中披露了這件事。這是我自己的「Me Too」事件。我不用靠別人,自己報了仇。

2014年時,我租住的北京萊蒙湖別墅14處漏水,泡壞了我和老爸的許多古董。我起訴了房東馬薇。但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發了一個帖子,標題寫成《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老爸為此大發怒氣,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無關,卻要扯上他。為了彌補,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了微博,澄清此事,又投訴三中院對訴訟雙方的個人信息差別對待。他們後來道了歉,在此後的報道中刪去了爸爸的名字。但我和老爸還是吵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他的餘生沒有和再我說過話。這是我最遺憾的事了。

我10歲時,就知道老爸不喜歡婚禮、葬禮、追悼會這些形式。他坐牢時曾在一封信里給我寫過爺爺過世時的事情:

爺爺死的時候,爸爸二十歲,討厭中國喪禮中許多虛偽的風俗,所以來了一次喪禮改革。當時台中一中的老師學生上千人為爺爺送喪,看到爸爸這種作風真看不慣,他們認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們以為他們守的是中國傳統,其實守的是最壞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們忘了。像四書中孟子說的那種「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我自己反省我沒錯,雖然有千萬人反對我、罵我,我也勇往直前,滿不在乎),這種好傳統,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爺爺死後十年,爸爸費了許多力氣,把爺爺寫的一部《中國文學史》稿本整理出來,印成漂亮的兩本書紀念。而那些當年指責爸爸的「孝子」們,卻沒看見他們為他們的爸爸做了些什麼。

所以,他提出不舉辦告別會,我一點也不奇怪。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器官會全部捐給台大醫院。之後,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放置在陽明山的公墓,因為奶奶和爺爺的骨灰也安放在那裡。

他離世後,每天都有他的粉絲在我的微博和臉書上留言。這些留言讓我很感動。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懷念他,也會感動的,因為他的本性是那樣一個多情、溫柔而情感細膩的人。

我覺得,坐牢坐太久,對爸爸後來的性格和為人處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甚至是心理陰影。鬥爭成了他的一種人格,一旦有人批評他,他便會立即產生極端的反抗。這可能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自我保護,畢竟他年輕時曾受到過那樣的重創,出獄後,也沒有經歷過心理疏解和治療。這種影響他本人可能意識不到,但我會看到,他會把很多仇恨記在心裡,二三十年也不會丟下,甚至變成了「懷念」,這是很不妥當的,對他自己更是一種持續的傷害。好在,這些傷害都不會繼續了。

我也像爸爸幫助爺爺出版遺作一樣,幫助老爸完成《李敖大全集》英文版的出版。他的《北京法源寺》曾拿到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台灣局面太小,局限了他的才華。我會請我在哥倫比亞大的同學和校友幫忙翻譯,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國際上繼續發光。

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是愛爾蘭民歌Danny Boy。這首歌曲調纏綿凄涼,歌詞溫婉,是一首輓歌,也正符合老爸的本性。1981年他入獄前,曾譯了一半,1982年出獄後,又把後半部分譯成。就讓我們用他的譯本來為他送別吧——

哦,丹尼少年,

當風笛呼喚,幽谷成排,

當夏日已盡,玫瑰難懷。

你,你天涯遠引,

而我,我在此長埋。

當草原盡夏,

當雪地全白。

任晴空萬里,

任四處陰霾。

哦,丹尼少年,

我如此愛你,等你徘徊。

哦,說你愛我,你將前來,

縱逝者如斯,

死者初裁。

謝皇天后土,

在荒墳冢上,

請把我找到,找到,

尋我遺骸。

《中國新聞周刊》特約撰稿/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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