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思想的純度與深度

張煒文學世界裡早就有自己運行的軌道，他這個文學星球，是不跟著別的難以捉摸的眾多文學星球運轉的。持重、深沉、強於內心思考，是他幾十年不為外力所誘惑，而始終秉持著自己內心邏輯的根本品質。

張煒熱愛思想的純度，甚於熱愛小說敘述技巧本身。技巧只是被他看做展示思想底蘊和豐富層次的一種簡單形式，這使張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見識中略顯落寞。但這種落寞，倒反襯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見識眼界的短拙。

01

評論

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

思想的純度與深度

文|程光煒

這幾十年，從《古船》到《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和《獨藥師》，張煒的創作一路走的始終都是思想型長篇小說的路線，這奠定了他在重要作家陣容中無可替代的地位。他筆下的主人公沉浸于思想的世界，歷史、現實、人事糾紛是他沉思的對象。在幾十年紛擾不停的歷史大格局中，他們似乎總能置身事外，展示一種「多餘人」的形象，然而，前者卻在其內心世界被最嚴厲無情地批判與反思。

這就讓人在張煒大體量且笨拙的文體中，總能感受到內心的激動，領略思想的激烈。人們還發覺他對尋根、先鋒、新寫實、新歷史紛繁刺激的形式實驗相當冷漠，他文學世界裡早就有小小的地球引力，有自己運行的軌道，他這個文學星球，是不跟著別的難以捉摸的眾多文學星球運轉的。我認為持重、深沉、強於內心思考，是他幾十年不為外力所誘惑，而始終秉持著自己內心邏輯的根本品質。

帶著這種印象讀張煒剛出版的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我捕捉到他希望有所變化的微妙心跡。表面上看，《艾約堡秘史》更像是艾約堡主任蛹兒神秘複雜的女人「秘史」。讀進去才知，小說原來是「雙重敘述」結構。另一個「秘史」來自男主人公艾約堡董事長淳于寶冊。他的敘述線索，一直在與蛹兒的個人秘史穿插互動，它們構成雙面互照的鏡子。這種辦法張煒在《古船》里也使用過，隋抱朴與每天面對的磨盤，就是這種互文錯動的關係。在雙重敘述結構中，蛹兒是一個主動的敘述者。她在向讀者展現內心隱秘的過程中，也在幫助讀者探尋並走進董事長更加詭秘、變態的世界，這當然是指驚心動魄同時神秘莫測的當代世界。蛹兒如果只是一個被動敘述者，那作品無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小說，這不是張煒的風格；正因為是以自己心靈秘史去探索、拷問艾約堡及董事長的生活秘史，並帶動對當代世界的積極思考，詩性的張煒小說品質才得以顯現。

《艾約堡秘史》

當艾約堡主任以前，蛹兒曾有幾段短暫的婚史。她出身教師之家，父親是講師，母親是幼兒園資深職員。這種家境的女孩子，要麼行事端正，一生光明正大；要麼耽於幻想，總是不切實際。蛹兒顯然是後者這種類型。她在藝術院校學歌舞專業，被公認是學校走路最好看的女孩。她被繪畫專業一個跛子男生所吸引，不單因為他權貴子弟的身份，還來自其外表和性格心理的怪異。「整個二樓和閣樓都成了跛子的空間，他將這裡裝扮成古怪的模樣」，「屋內懸掛了一些面具，他特別願意扮成一個咧著大嘴的妖怪與她談話」。他們一起入浴時，「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懼」。大學畢業後蛹兒被分到機關資料室。這時，一個「離異、無子、做房地產」的瘦子走進她的生活。瘦子不想與機關職員分享她的美貌，強要蛹兒辭職，當專為她開設的私人書店的老闆。但瘦子同樣是心理變態者。這使她最後只能與他的攤牌。

張煒在做足蛹兒敘述視角後，就把艾約堡主人、董事長淳于寶冊帶入讀者的視野。在蛹兒視角中，淳于寶冊雖深陷商海，身上卻有隋抱朴的影子和氣味。他精於算計，瘋狂擴張，短短數十年就營造了一個無比龐大的狸金集團。小說里的他，好像對外部世界早已厭倦，變成另一個意義上的「多餘人」。他整天蜷縮在盤絲洞般的艾約堡，無心理政，每天只打幾個電話，舉行為數不多的小型宴會。他還患著不為人知的怪異疾病，經常獨自凌晨散步，嘴裡有煎藥的氣味。他常對人說：「我討厭和憎惡狸金這架大功率推土機」；「我多麼希望你百忙中讀一下拙作，那裡面裝了我太多心事，就當是彼此交談吧」。他與蛹兒並排躺在床上，並無男女淫樂之心，彷彿是身心分離，身體早在另外一個世界。他還對蛹兒推心置腹地表白：「我這輩子荒廢的時光太多了，這實在可惜。」在等到對方「您創造了一個狸金」的恭維後，淳于寶冊一瞬間變成深山隱士：「天一大早下了一點雪，淺淺的連地皮都沒蓋上。即便如此淳于寶冊還是欣悅，想要出去走走。他像模像樣地武裝了一下：戴上水獺皮帽子、圍脖，穿上短絨大衣和長筒棉靴。他獨自走了一會兒，又跳上區內擺渡車。他在半山別墅那兒站了一會兒，回身看自己在淺雪上留的腳印，猶豫著什麼。」

最後，張煒用他慣常喜歡的語言說到：「莊嚴而沉靜的松樹、混雜林子，連鳥兒都不敢打破的安謐。這裡真的像一座神廟，不錯，它大概只適合比人類更高級的神靈居住，接受人類的頂禮膜拜。」

蛹兒和淳于寶冊的雙重敘述視角，是「世俗」與「神靈」不斷互疑的關係。這是張煒《艾約堡秘史》最想給我們的東西。我過去有個錯覺，認為張煒小說擅長心理分析，長於沉思，而拙於寫實。最近這些年，忽然發現他的寫實功底相當嫻熟厚實，只是不輕易亮出，以免損壞沉思的純粹。他熱愛思想的純度，甚於熱愛小說敘述技巧本身，技巧只是被他看做展示思想底蘊和豐富層次的一種簡單形式。這使張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見識中略顯落寞，但這種落寞，倒反襯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見識眼界的短拙。

是否能夠認為，1985年的文學轉折，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興起之後，思想型小說家如路遙、張承志、張煒、韓少功就一直頗受委屈？寫實型作家一路高歌猛進、爭奇鬥豔，他們迎合了大眾對故事敘述的狂熱心理。但有識者預言，當這一代作家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潮落幕，文學史這處舊戰場即將有人打掃的時候，則會出現另一種思想型作家凸顯、寫實型作家逐漸淡出的發展趨勢。寫實不等於全部歷史，心靈才真正指向歷史並將其深度呈現。沒有「心靈史」的作家，是否能成為歷史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已存疑問——這當然只是一些人的猜想。對張煒這種重量級作家來說，他們更相信自己對文學對歷史的判斷。

創作談

02

黃牛不入畫

文|張 煒

1988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位老闆。他是我十幾歲時遇到的一個文藝青年，那時我們曾徹夜交談文學。他當時只有二十五六歲，已經寫了許多作品，一個字都沒有發表。我現在仍能想起幾十年前的初遇，那時的興奮和驚訝。他是我從過去到現在所看到的最能寫的一個人，是所謂藏在民間的「大寫家」，一位不知疲倦的寫作者。我當年確信他就是未來的大作家，整個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我到了他家，他從柜子里、炕頭上搬出了一沓沓稿子，它們都是寫在粗糙的紙張上的，幾乎沒有一頁方格稿紙。那個年代紙張缺少，他為了節省，所有的字都寫得很小，密密麻麻。這是我們的初次相識：整夜談文學，讀稿子，主要是聽他讀。我記得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方言，這構成了閱讀障礙，可他對此引以為傲。

20多年後的再次相逢，他竟然成了一位大老闆，時代為我們變出了一個大戲法。可我總覺得他還是文學中人，就問他以前寫過的那些作品以後還寫不寫？他回答得豪氣：「當然要寫。我還要把所有寫下的東西用小牛皮燙金的裝幀，印成一大排。」他伸長兩臂比畫道，那種壯志和心氣令人難忘。這是個有才華有魅力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這個人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老闆」，值得探究。

我寫下了當年遊盪中與之相遇的一些場景，留下了筆記片段。但這離一部長篇的完成還差得遠，只算是一個萌芽。

今天的暴富階層寫起來很難。要寫一位「巨富」，就要做多方面的準備，比如閱讀他們的傳記，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生活及愛情等等。這是很複雜的工作，僅有閱讀還不夠，要有實際的接觸交流，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其實「巨富」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某一類人，他們身上迷人的魅力和人性的隱秘。

回頭看我寫過的較長篇幅的作品，好像沒有一部少於15年的醞釀期。它們需要在心田裡培植，不停地生髮。這樣的文字完成之後，當有更多積澱的厚度，具備與自身篇幅相對應的詮釋空間。用一兩年、兩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時間積累它們，可能還是單薄了一些。如果要處理離得很近的現實生活內容，即平常說的「寫當下」，那將是十分困難的。打開一本現實題材的作品，很容易暴露出刺眼的瑕疵，令人遺憾。因為我們把大家正在經歷的眼前生活變成很高級的藝術品，還往往缺少足夠的技藝，那需要非同一般的職業技能，而非僅僅具備良好的用心和雄心。

在當下有幾個表述是很危險的，其中之一是「企業家」。一說到這一類，大家心裡都會出現影視和小說中的形象，那些氣息和情節我們太熟悉了，已經形成了相當固定的概念。他們不能寫，愛情似乎也不能寫：現在各門類的藝術表達中，愛多得不得了，真是泛濫成災。可見圍繞「企業家」和「愛情」有現成的一套模式，要衝破這個模式很難，最好的辦法就是繞開。如果再冒險一點，將「愛情」和「企業家」放在一塊兒，對不起，那簡直太傻了，差不多是一種自戕行為。對於一部分作家來說，真的是如此。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個畫家朋友在畫牛，問他：「你是北方畫家，怎麼不畫黃牛，總是畫水牛？咱這兒沒有水牛。」他沒有停下畫筆，隨口答道：「黃牛不入畫。」我想了很久。我記得古人有一幅「五牛圖」，那可算是經典。但想了想，現代文人畫都是畫水牛的。水牛大肚子大角，易於寫意發揮誇張出形。北方的黃牛就像作家眼裡的現實生活一樣，切近，卻很難入畫。讓黃牛入畫，也許需要更高的技藝。目前「企業家」與「愛情」，對我們寫作者來說就是兩頭北方的黃牛。

誰能進入真正的個人表述，將概念化的詞語全部粉碎，誰就能讓黃牛入畫。我帶著這樣的恐懼，謹慎地尋找自己的語言，依賴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和自己——這個任務太沉重了。首先要回到個人的語彙，從字詞開始。這種表達效果是如履薄冰的放鬆。從1988年開始，我一直在尋覓。現在終於交了一個答卷。

就一個階段來講，寫作者需要在一個封閉的文學世界裡進出。多次往返、進出，這叫寫作。封閉日久之後，出來會眩暈。每一部長長的作品寫完，可以長時間離開那個封閉的世界，這時將感到極度的疲憊。每次寫作之後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需要慢慢地緩解，猶如蘇醒，讓自己慢慢地進入下一個生命流程，重新變得生氣勃勃。

《艾約堡秘史》當然是誕生在一個封閉的世界裡，那裡是陰鬱的，儘可能地隔離了世俗的強光。在世界外邊展讀，人們從中能讀到自己：每一個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作者或讀者本人。那個世界裡活動著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他不過是碰巧做了實業的某種頂級人物。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巨富，也不是一般的愛情，而是在看高級人物的精神歷險，是關於精神的敘事，而不是物質的敘事。

前年在一個學校討論陶淵明，我曾講了幾個感受：一是大家都在講「魏晉風度」，何為「風度」？二是都在講「尊嚴」，何為「尊嚴」？正是這兩個辭彙將陶淵明糾纏了一輩子。豈止是他，每個人要活得好，就要有一點尊嚴，然後才多多少少談得上一點「風度」。這方面我們在現實中真的很難做到。書中的主人公最多地在為這兩個辭彙痛苦地呻吟，那才是真正的苦。生活中，凡是最高級的人物，都會被這兩個辭彙纏上一生。所以說只有寫了精神方面的敏感的東西，才是最有意義的。

人有了錢有了權有了地位以後，有些東西就再也不相信了。這真是悲哀之極。什麼辦法能把人心底的敏感撩撥、激活，讓他重新相信愛情、相信道德，讓其覺得正義是可以有的，尊嚴是可以講的，這在有些人那裡，在物質主義時代，真的是最難最難的一件事。這部書想做的，就是這樣的難事。

這樣一部書在市場層面當然會很冒險，但最大的風險對寫作者來說卻是語言，是技術層面。不從這裡開始，一切都不能抵達，都談不上。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3月19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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