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我為什麼寫作？

在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五六歲時，我就知道自己長大後會是作家。大概在十七歲到二十四歲之間，我試著擺脫這種想法，不過我能意識到那樣做是在違反自己的本性，自己遲早還是會坐下來寫書。

我在四五歲時寫了第一首詩歌，母親按我口述將其記了下來。我已經想不起那首詩的內容，只記得那是一首關於老虎的詩，那隻老虎長著「椅子般的牙齒」——相當不錯的措辭，不過我覺得這首詩算是剽竊威廉·布萊克的《老虎》。在我十一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爆發，我當時寫了一首愛國詩，發表在了當地報紙上。兩年後，在赫伯特·基奇納去世時，我又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了一首詩。隨著年歲漸長，我也不時寫一些喬治時代風格的劣質詩歌，而且常常都是未完成的「自然詩」。我也嘗試寫過一篇短篇小說，結果卻糟糕透頂。這些便是那些年我寫在紙上的所有準嚴肅作品。

但是，在這幾年時間裡，我確實在某種意義上參與了文學活動。首先是那種命題文章，我寫得很快也很輕鬆，卻無法從中感受到多少樂趣。學習之餘，我還寫了一些應景的韻文和半滑稽的詩歌。我寫這類東西的速度現在看來快得驚人；十四歲時，我只花一個星期，就模仿阿里斯托芬寫了一整部押韻的戲劇。我還協助編輯了幾份校園雜誌，既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這些雜誌是你能想像到的最差勁的滑稽之作，與現在最廉價的報刊雜誌相比，我在它們身上花費的精力要少很多。但與此同時，在至少十五年的時間裡，我還進行著迥然不同的文學練習，那就是持續編寫著關於自己的「故事」，就像是在腦海中寫日記。我相信這是一種兒童和青少年都有的習慣。

我在很小時，就常常想像自己是羅賓漢之類的人物，設想自己是精彩的探險故事中的主人公；不過，我的「故事」很快便不再是簡單的自戀，而越來越多地簡單描繪我所做和所見的事情。偶爾會有那麼幾分鐘，我會在腦海中構想這樣的句子：「他推開門走進房間。一束昏黃的陽光，透過細棉布窗帘，斜射在桌子上，桌上一盒半開的火柴放在墨水壺旁邊。他右手插在口袋裡走到了窗前。下面的街上，一隻玳瑁貓正在追逐一片枯葉。」這種習慣持續到我二十五歲左右，貫穿了我還未從事文學活動的歲月。雖然我必須尋找適當的詞語，也確實努力尋找過，但我寫這些描述性的文字，似乎並非本意，而是受到了外力的驅使。我想，這些「故事」應該反映我在不同年齡段所崇拜的不同作家的風格，不過我記得它們總是有著過度的細節描寫。

大約在十六歲時，我突然發現了詞語本身的樂趣，也就是它們的發音和聯想。下面這兩句摘自《失樂園》：

所以他忍受著艱難困苦

前行：忍受著艱難困苦。

現在看來，這兩句並非特別精彩，但在當時卻讓我的脊背一陣顫慄，而且原文將「he」拼寫成「hee」，更讓人感到愉悅。至於描寫事物的必要性，我當時也已全部明白。因此，如果說我當時打算寫書的話，我已經明白自己想要寫哪種書。我想寫那種有著悲傷結局的大部頭自然主義小說，其中要充滿細緻的描寫和生動的比喻，而且通篇都是辭藻華麗的段落，用詞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追求音韻的效果。我的首部小說《緬甸歲月》正屬此類。這本書寫於我三十歲那年，但是構思卻要早得多。

之所以介紹這些背景信息，是因為我覺得如果對作家的早年經歷一無所知，讀者就不可能理解作家的動機。作家的寫作主題由他所處的年代決定——至少在我們這個動蕩、變革的時代是這樣——但作家在開始寫作之前，就已經有了一種永遠無法完全擺脫的情感態度。無疑，作家有責任磨練性情，避免陷入某種不成熟的狀態或某種反常的情緒；但如若完全擺脫早期所受的影響，就會扼殺自己的寫作衝動。撇開謀生的需要不說，我認為作家的寫作動機，至少說寫作散文的動機有四大方面。每個作家都多少有著這四個寫作動機；作家所處的環境不同，這四個動機的比重也有所不同。

這四個動機是：

一、純粹的自我主義。

渴望顯得聰明，渴望被人談論，渴望死後被人銘記，渴望報復那些在你童年時冷落過你的成年人，等等。說這不是寫作動機就是虛偽。這是個很強的寫作動機。作家在這點上和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軍人、成功商人——簡而言之，所有上層人士——一樣。絕大多數人並不十分自私。他們在三十來歲過後便幾乎完全拋棄了個人意識，開始主要為別人而活，或者只是被壓抑在苦差之下。不過，也有少數人天資聰慧且固執己見，下定決心要為自己活到最後，作家就屬於這類人。應該這樣說，嚴肅作家整體而言比新聞工作者更自負，更以自我為中心，儘管他們不那麼在意金錢。

二、審美熱情。

對外部世界的美的感知力，或者對詞語和正確詞語組合之美的感知力；由音律帶來的衝擊、優美文章的鏗鏘有力，或優秀故事的節奏清晰所帶來的愉悅；分享有價值且不容錯過的經歷的衝動。審美動機在許多作家身上微乎其微，但即使是寫小冊子或教科書的作家，也有各自偏愛的詞語或短語，這種偏愛並沒有功利性的目的。他們或許還對印刷排版、頁邊距等有強烈的感覺。只要是層次高於鐵路指南的書，都會受到審美因素的影響。

三、述史衝動。

渴望看見事物的真實面目，渴望發現並為後人記錄真相。

四、政治目的。

這裡的「政治」是最為廣義的政治。渴望推動世界向某個方向發展，渴望改變別人對理想社會的看法。同樣，所有書都會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藝術應當與政治無關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觀點。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動機必定會相互衝突，而且定會因時因人而異。從本性來看——把「本性」理解為人剛成年時的狀態——在我身上前三種寫作動機多於最後一種。若是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或許會寫詞藻華麗或純描述性的書，或許會對自己的政治信仰懵然無知。而實際上，我被迫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寫作宣傳小冊子的人。首先，我在一份不適合自己的工作（駐緬甸的印度皇家警察）上浪費了五年，後來又經歷了貧困和失敗感。後來，希特勒上台，西班牙內戰爆發。到了1935年底，我仍然沒有明確的抉擇。記得我在當時寫過一首小詩，表達了我的兩難：

兩百年之前的我

或許是幸福的牧師

宣揚著永恆的命運

看著我的胡桃樹成長；

哎！我生在邪惡的時代

錯過了那愜意的港灣，

因為我嘴上長出來鬍子

而牧師們全都把鬍子刮光。

後來的日子還不錯，

我們都那麼容易滿足；

我們將混亂的思緒哄入夢鄉，

讓它們睡在樹的懷抱里。

無知的我們敢於擁有

那些我們現在掩飾的歡樂；

蘋果枝上的金翅鳥

能讓我的敵人顫抖。

然而姑娘的肚子、杏子、

濃蔭下小溪中的擬鯉、

馬匹、黎明時飛翔的野鴨，

全都是美夢一場。

無法再做夢的我們，

傷害或掩飾著那些歡樂；

馬匹都由鉻鋼製成，

小胖男人騎著它們馳騁。

我是從不翻身的蠕蟲，

是沒有妻妾的閹人；

我在牧師和政委之間，

像尤金·阿拉姆那樣前行。

政委在為我算命，

收音機正放著廣播，

可是牧師許諾我一輛奧斯丁七型車，

因為馬彩經紀人從不賴賬。

我夢到自己住在大理石宅邸中，

醒來後發現果真如此；

我不是為這樣的時代而生，

史密斯呢？瓊斯呢？你呢？

我之所以寫書，是因為我想揭穿謊言，想讓人們關注某些事實，而且我最初是想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不過，如果寫作不同時是一種審美體驗的話，我就無法寫書，甚至無法為雜誌寫長篇報道。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拋棄自己在童年時形成的世界觀。只要我還活在世上，我就會對散文體深有感觸，就會熱愛地球上的萬物，就會在堅實的物體和無用的信息中自得其樂。我無需壓抑自己的這一面。

回頭看看上面的內容，我好像是在說我寫作的動機完全是因為熱心公眾事務。我不想在最後給讀者留下那樣的印象。所有作家都自負、自私而且懶惰；他們寫作的根本動機還是個謎。寫書是場可怕的鬥爭，讓人筋疲力盡，就像一場漫長而痛苦的大病。若不是受到某個既無法抗拒，又無法理解的魔鬼驅使，沒有人會做這樣的事。我們知道，這種魔鬼無異於嬰兒那種為引起注意而哭鬧的本能。而且，如果不持續地努力抹去自己的個性，作家就寫不出值得閱讀的東西。好文章就像窗戶玻璃。我不能確定地說我的哪些寫作動機最強烈，但是我知道哪些值得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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