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這位語言大師，辜鴻銘，100年前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時候，中國人做演說幾乎是不售票的，想聽就可以聽，而他演講的票價的幾乎是當時名角梅蘭芳大師演出票價的兩倍。
歷史的塵埃逐漸堆積，這位大師的面容今日已經十分模糊，沒多少人認得了，但他一直是最讓我動容的一位大家。
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生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南洋，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說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
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正是這位布朗先生，以無比的嚴酷讓辜鴻銘紮實地學會了英文和德文。
這位布朗先生教授辜鴻銘英文德文的方法極其笨，就一個字——背。
10歲的辜鴻銘，跟隨義父布朗，從南洋馬來半島前往英國愛丁堡，以背誦彌爾頓的《失樂園》開始西學。總共六千五百多行的無韻詩，背得滾瓜爛熟之後，他又背熟了《復樂園》等偉大詩篇。在背完了彌爾頓著作之後，辜鴻銘又開始背誦莎士比亞的戲劇。
多年後，他的老友梁敦彥（辜鴻銘的好多書，都是他題寫的書名）聽說辜鴻銘60多歲還能一字不落地背誦《失樂園》。就直言道，如現在你年輕二十多歲，我信。可你已這把年紀了，說說還行，不背也罷。老辜當即從架上取下一本《失樂園》，以一口流利的英語，一字不差流水般地背將起來。
年幼的孩子又哪裡懂得什麼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但是布朗知道，這是英文文化的根基，所以每當辜鴻銘背得生不如死，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時候，布朗從來不心軟，讓辜鴻銘平復情緒之後繼續背。辜鴻銘回憶說，背誦期間，自己不知哭了多少次，但還是堅持背下去……
這很像現在的孩子，如果有志於學好中文的話，那就要背誦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了，雖然小時不懂，但是文化的潛移默化，會極大改變他對該門語言的認識：一開始就知道什麼是好的，不至於將來受到殘次文字的荼毒累及自己在這門語言和文化中所能達到的高度。這樣長大之後更能思接千載，視同萬里，而那些蘊藏在文字之後文化也就隨之有了生命。
在辜鴻銘以無比的毅力背完這些英文經典之後，他的義父又開始要求他背誦《浮士德》來通曉德文，可想而知，他當時的內心是崩潰的，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只能硬著頭皮繼續背。
後來辜鴻銘就讀於愛丁堡大學，又求學德國萊比錫、法國巴黎，接受西洋正式教學，終成精通西學之人。單單語言一門，就通曉9種之多。這背後，他義父的嚴苛要求，以及「求熟不求快」的理念的作用不可磨滅。
辜鴻銘曾說：「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
貓一狗之式教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
這100年前的見解，放在到在，還是如此一針見血。
因此，他主張「中國私塾教授法，以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尤須背誦如流水也。」
1877年4月，年僅20歲的辜鴻銘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進入萊比錫大學畢業後，他又赴巴黎短期進修法文。他義父又為辜鴻銘聯繫入巴黎大學學一些法學與政治學。當時辜鴻銘只有22歲，已遍學科學、文學、哲學，並熟諳各國語言，且獲得13個博士學位，造詣非凡。
辜鴻銘年少功成名就，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早已聲名顯赫。40年後，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的書已經是必讀書目了。
照理說，辜鴻銘已經完全可以高枕無憂地過著怡然自得的學者日子了。然而他並沒有照這條路走下去。
1880年，23歲的辜鴻銘結束自己10多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檳城，次年遇到馬建忠（這位語言大師在之前的文章里有介紹）並於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開始學習中國文化。
這個轉折看似突然，其實未必。
當時的中國，歷經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圓明園也被燒了，太平天國的內亂也使富庶的江南一帶生靈塗炭，整個晚清帝國岌岌可危。內憂外患，不一而足，國人的文化自信已經降到了歷史的低谷。
1885年，辜鴻銘來到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
張的壽誕之日，辜鴻銘有幸與一代名儒沈曾植會面。辜鴻銘大談西學。沈曾植慨然嘆道：「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得讀二十年中國書。」
辜鴻銘幕府的二十年中，一邊忙於繁雜的事務，一邊在張之洞的悉心教授之下，從最基本的《三字經》背起，到千家詩、到四書五經，到自號「漢濱讀易者」、到成為一個研讀《易經》的「讀易老人」。
為了讓西方社會能夠領略中國文化，知曉那時候的中國，辜鴻銘先生可謂費盡心力，撰寫並翻譯了諸多作品。
英文專著
1．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宣揚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郵報》（JapanWeeklyMail）、《北京日報》（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華北正報》（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報》（The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
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Vox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
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翻譯作品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等譯本。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
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der：Or Conduct of Life），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d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
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態度。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終其一生，辜鴻銘先生作為中華文明最後的捍衛者，他的內心是痛苦的，人生是悲壯的；他無法憑一己之力扭轉業已傾頹天平。我猜想，以他的聰慧，其實是不難預料到最後的結局的。但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縱然失敗也無所畏懼。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
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
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
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學生們一片靜默。
他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
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在辜鴻銘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卻是西化分子的死對頭。
對於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給國人帶來傳統文化斷層上的災難，曾經早有預見，但最終，民國政府還是在小學課本廢除了文言文，給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辜鴻銘，作為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用自己的努力扞衛著中華民族的尊嚴，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國學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國中國，卻屢屢被自己的同胞和學生嘲笑唾罵誤解著，我們不能不遺憾那樣的時代里，我們的大多數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找了半天也沒找到當初1915年版本的掃描本，當年我收藏過，可惜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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