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費爾：危機中的永恆倫理
朋霍費爾有兩次遊歷美國的經歷。第一次到美國是1930年。在1931美國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司法醜聞「思高特博羅（Scottsboro）」事件，當時有九名黑人青年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被指控強暴了一位聲譽可疑的白人姑娘，法院極為草率地判處了這些青年人死刑，該事件不僅僅讓美國的公共媒體和民眾的憤怒，在歐洲也激起了知識分子的抗議。人們激烈地批評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不正義，很多歐洲的知識分子和公共人士，科學家、神學家等聯名公開致信給美國政府和法院。在這一時期，讓朋霍費爾感到失望的是，他聽到在德國還有一些公共人士，特別是倫理學者和神學家以韋伯的責任倫理來為自己辯護，認為美國所發生的不公正並不屬於自己所負責的領域範圍，即使去抗議也於事無補，因此，自己沒有任何責任和理由去關心這件事情。然而，最終由於抗議的人數之多，最終迫使法庭補償了尚未被處死的最後一位倖存者，糾正了司法的錯誤。這件事情促使朋霍費爾思考什麼是人真正的倫理責任。
與同胞一同承擔時代的試煉
1939年，納粹已經全面控制了德國，朋霍費爾在6月12日又再次訪問了美國，一直到7月7號他決定要離開美國回到德國之前，他的許多朋友如萊因哈德·尼布爾、蒂利希、萊曼都勸說他不要回到德國，也許美國是他學術思想發展最適合的地方，朋霍費爾謝絕了好友的勸說，決然地回到了德國，臨走那天，他留給尼布爾一封信寫到，
「我好長時間都在思考自己和祖國的處境，並且為此禱告，也懇請上帝給我顯明他的旨意。結果是，我在美國時一個錯誤之舉；我理應和我德國的弟兄們一切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的時期。如果此時我不能夠和我的同胞一同承擔這個時代的試煉，那麼戰爭結束，我就沒有資格加入到重建德國的基督徒生命的行列中。我在認信教會的弟兄盼望我離開；他們催促我離開德國可能是對的，但是我不應該離開。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做抉擇。德國基督徒所面對的抉擇在於，要麼期待自己國家戰敗而讓基督教的文明得以延續，要麼期待自己國家戰勝而讓我們的文明慘遭毀滅。我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但我無法在安逸中做出選擇」。
回到德國後，朋霍費爾一方面進一步思考現實和人類的命運，一方面開始積極地行動來拯救陷入在謊言和暴力的德國社會。他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此時的德國社會，就是一個瘋子開了一輛戰車，肆無忌憚地橫衝直撞，他追問到，人的任務僅僅是幫助那些被車所碾壓的人，還是去阻止車輪去碾壓他人？1943年，在他與所愛的瑪麗亞.維德邁爾訂婚後的不久，被德國秘密警察以幫助猶太人逃亡的名義逮捕入獄。1944年7月，朋霍費爾所參與的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他作為同黨被轉送到幾個集中營，在1945年4月9日被秘密警察所處決。
什麼是倫理基礎真正的實在
在這一期間的朋霍費爾花費了很多的心血在他的《倫理學》的手稿中，在這份未完成的手稿中，他不僅僅在思想上回應了康德-尼采所提出的倫理學問題，韋伯所提出的責任倫理等一系列影響到當時德國現狀的思想根源，更重要的是，朋霍費爾重新開始思考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什麼是倫理認知的本源，什麼是倫理基礎真正的實在，朋霍費爾反對像康德那樣將倫理學抽象成枯燥的教條理論，指出真正的倫理學是和我們日常生命息息相關的，倫理所面對的不是空洞的絕對命令、責任倫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每一個具體實在的人！儘管朋霍費爾最終沒有完成這本巨著，但是書中那深邃的洞察，深入的思考無不和我們今日息息相關，讓人不得不佩服朋霍費爾的遠見卓識。
首先，是朋霍費爾對時代的洞察和診斷。朋霍費爾發現在納粹的統治下，已經將西方文明中傳統的價值觀進行了顛倒，並且德國的教育已經扭曲了人真正的美德，此時，整個歐洲籠罩在虛無主義之下，喪失了過去和未來的意義，喪失了人的命運和尊嚴，人們不再相信真理，取而代之的是詭辯的宣傳，不再相信正義，利己就成為了正當。社會日常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被瓦解，換來了是彼此之間的猜忌和疑心，這些都是對於虛無的恐懼所造成的。他說到，「在這個時代里，無論是惡人還是好人要麼對人輕蔑，要麼將人偶像化最為最高的可獲得的智慧。人本性中的軟弱在暴風雨中遠比更為和平時期的平穩進程中更容易顯現出來。在絕大多數人身上，面對始料未及的威脅和機會，懼怕、貪慾、無判斷力、冷酷無情成為了他們行動的動機。在這樣的時期，暴君式的蔑視人類者很輕易地利用著人心的卑鄙無恥，培養它，給它冠之以其他的名字。懼怕被稱之為責任感。貪慾被稱之為熱心。無判斷力被稱之為團結。冷酷無情被稱之為主人翁精神。因為他調情誘惑同人的軟弱，人心中的卑鄙無恥就日益加增。在致力於保證人最神聖宣言之下，最卑鄙的對於人類的蔑視暗中干著罪惡的勾當。鄙俗之人越是卑鄙，他就越心甘情願、越加俯首帖耳地成為暴君們手中的工具。少數正直之人橫遭污衊。他們的勇敢被稱之為不服從；自製被稱為偽善；獨立自主被稱作肆意妄為；主人翁精神被稱之為傲慢無禮。對於暴君式的蔑視人類者，大眾流行是人類最高的愛的象徵。他對所有人都深藏著疑慮不信任，將這些掩藏在從真正的人類共同體中所剽竊而來的辭彙之中…」（英文版第74-75頁；中文版第78-79頁。以下引用同）。
其次，西方世俗化的過程和技術的統治所帶來的問題。在朋霍費爾看來，西方的世俗化在於教會統一性在宗教改革時期遭到了破壞，這種破壞並不是路德等有意為之的結果，卻是整個西方基督教的過錯和困境，這樣的結果導致的是大規模世俗化的開始。路德之後的德國，人們誤解了路德「兩個國度」的理論，從而政府、理性、經濟、文化都開始主張自主性的權利，進而經驗科學和理性的發展，使得西方進一步變成了一個理性化和機械化的世界。 法國大革命開啟了反對教會浪潮。理性也導致了技術不斷地發展，在過去，技術是屬於手工技藝，通常為宗教、君主、藝術和人的日常需要服務。直到近代西方，技術的本質由服務人變為了對人的統治，對自然的支配。朋霍費爾注意到了技術背後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種全新的精神，它促使著技術的發展，一旦失去，技術也就終結。這是西方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一種結合，也就是現代的工具理性主義，一切都以效率和生存為優先，而絲毫不去顧及倫理的後果。朋霍費爾描述這種狀況是「技術成為目的的本身，技術它自己具有了靈魂，它的象徵是機器，是對自然的強暴和剝削的化身。這就不難理解現代技術引起了樸素的信仰者的抗議。質樸的信仰覺察到了這裡所存在的人的傲慢自大，就是試圖建立一個和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所對立的世界。通過技術科學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征服，似乎肩負著蔑視上帝意志的使命。在技術所具有的魔鬼特性的背後，它的益處已經顯得黯然失色。」（99；97）
現代性通向虛無主義
最後，是技術-大眾-民族主義一個衝突矛盾體的出現。法國大革命對現代社會造成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主張要求更多的人的權利和尊嚴，但是另一方面，也將歐洲暴力的幽靈釋放了出來，並且將「人民」這個概念從絕對主義的國家譜系中解放了出來，將歐洲的國家塑造成為真正革命的民族，也成為了民族主義的溫床。在這裡朋霍費爾洞察了現代革命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新的偽裝的三位一體，也就是技術-群眾運動-民族主義，這三者都是西方革命的遺產。這三者彼此依賴，又彼此衝突。朋霍費爾說到，「技術產生了群眾（the masses），群眾需要技術的強化，與此同時，技術自身則是對於強力和智力超群的個體也成為問題。這些工程師和企業家不是群眾中的一員，從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隨著時間流逝，是否這種逐漸被更多人所接受的大眾標準將會降低人的智力成果，從而技術自身將會停滯發展，甚至於崩潰。技術和群眾產生於民族社群中也受限於此，但是，技術和群眾也具有不可抗拒的趨勢去打破民族主義的邊界。群眾和民族主義敵視理性。技術和群眾敵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技術敵視著群眾。」（102；99）這裡從法國大革命中產生的三種要素彼此既要聯繫又敵對，卻表達出一條真理：要求絕對的自由卻換來最深的奴役。如朋霍費爾所形容地，機器的主人成為機器的奴僕，群眾的解放終結於斷頭台的恐怖統治，民族主義導致大戰，現代性通向虛無主義。（102；99）在現代，隨著監控技術和人工智慧的發展，這種危機趨勢日趨明顯，人被化簡為機器，甚至僅僅成為統計的符號，如果我們忽視了朋霍費爾所提出的對於個體的人的尊嚴和其價值真正實在的源泉時，未來我們所面對的是無處不在的枷鎖和奴役的深淵。
在讀朋霍費爾這本書的時候，有一個沒有答案的疑問一直縈繞著我，倘若朋霍費爾選擇留在美國，是否對自己和對德國會更有意義，是否能夠留給我們後世的人更有原創性的著作，是否能夠培養出更多的學生，甚至如同巴特一樣，成為一個學派？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朋霍費爾在《倫理學》和他的行動中給出了我們答案，倫理不是以空洞的價值、後果的評價、而是具有生命的人面對具體事物在最真實的實在中做出面對永恆意義和具體生命中的一種行動，這些行動有局限，有軟弱，卻不會將他人當成物化的工具，同時也不會把人當成神話永存的領袖崇拜，而是每一個在黑夜中尋求真理、生命本源的不屈靈魂。正如阿倫特所說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但是這樣一種客觀的評判工作，對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給後人。」■
英文版：Dietrich Bonfoeffer, Ethics , translated by Neville Horton Smith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 1995).
中文版，《倫理學》，胡其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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