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動曾國藩一生的話，所有人都該看看

周騰虎，字弢甫，江蘇陽湖人。咸豐五年(1855年)來江西投身曾國藩大營。

彼時，曾國藩既遭遇了九江之敗，又與江西地方官員斗得死去活來，人們都紛紛質疑他領兵作戰的能力，甚至認為他庸碌無能，不堪一擊。

南昌地處江西腹地，受到太平軍威脅日益趨緊。而曾國藩手上掌握的武裝並不多，留下跟他堅守到底很有可能只是與太平軍同歸於盡，曾國藩身邊的幕僚大多數選擇明哲保身，退隱而去。

周騰虎來大營之前，曾與清朝眾多高官大吏打過交道。在曾國藩最孤立無援之時，慧眼識英雄，不僅認定曾國藩可以成就一番大業，而且把後來成為曾國藩心腹幕僚的小舅子趙烈文推薦給曾國藩。

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發覺，曾國藩是一個做事肯「用心」之人。周騰虎「做事肯用心」這句話讓困境中的曾國藩頗感溫暖，且感慨萬端，終生難忘。時隔十年後的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藩與趙烈文回憶往事時，還特意提到最佩服周騰虎的，就是在江西時所說的做事肯「用心」這句話。

曾國藩的原話是這麼說的：「憶駛甫始到余江西軍中，即言自古成事，皆用心人。某遍歷下游無一人知此，必至潰敗後已。公雖兵微將寡，然成事者必公也。余時深佩其心一語。其論世超出尋常者甚多，不可謂非異才。」(《能靜居日記》)

通俗講的意思是：「回想周騰虎剛到我江西軍營時，就對我說：『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我普遍觀察了長江下游的統兵將領，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料定他們最終都會失敗。曾公您目前雖然兵微將寡，但最後能成就大業的人一定是您。』我當時很佩服他所說的用心這句話。他評論世間的事情，確實超出尋常者許多，不能不說是一個懷有異才的人啊。」

這句話不僅徹底點醒了曾國藩，而且讓他對自己的性格和行為重新進行了審視。

他不僅對周騰虎肯「用心」這句話反覆琢磨，而且對以往的做法進行了全面深刻反思，進而大徹大悟：「常把自己看得太高，對事太急於求成，對人太嚴格要求，加之個性太過倔犟，脾氣太過暴躁，這才弄得里外不是人。」

從此，曾國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還常告誡自己：對別人的原諒和理解，比什麼都重要；要想取得成功，只能取決於自己，不能怨天尤人。

曾國藩在對諸弟家書中屢次提到：「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咸豐七年)、戌午(咸豐八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戌午(咸豐八年)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肯用心」也體現在曾國藩辦理團練一事上，正是他的「肯用心」，才在眾團練大臣中獨樹一幟，練出一支勁旅，自己也能出將入相，在晚清政壇上佔有重要一席。

太平天國起義迅速發展到長江流域之後，咸豐皇帝就嘗試著在「賊氛逼近」地區省份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員幫同地方官辦理本籍團練事宜。在江西、湖南、安徽等省份分別任命陳孚恩、曾圈藩、周天爵等四十多名團練大臣。這些在籍大員協助當地督撫辦理團練後，利用鄉情鄉誼及廣泛的社會關係，在聯絡和發動群眾組成團練武裝、配合軍隊作戰、維持地方治安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毋庸諱言的是，這些臨時組織起來的毫無軍事素質的「烏合之眾」，看家護院搜查土匪還勉強管用，一與強大的太平軍交手，就徹底露出本相，不少團練大臣也因此成了團練的犧牲品。

薛福成在《敘團練大臣》一文中說：「團練之說，即古保甲之法之遺意，防小則可，御強寇則不可；有得力之勁軍以剿強寇，而以團練輔之，為堅壁清野計則可，專恃團練以剿強寇則不可。」清政府後來不得不將各省團練大臣陸續裁撤，到咸豐十一年(1861年)底裁撤完畢。

唯獨曾國藩與眾不同。他到長沙接受協辦團練任務後，一開始就只辦練而不辦團。他深知要與強大的太平軍作戰，團營絕對派不上用場，只有另練出一支紀律嚴明、作戰勇敢的武裝，才能匡扶時局。雖然這犯了漢人不能握有軍權的大忌，但由於戰爭形勢發展也需要這麼一支集中而強大的「練勇」來對付太平軍，清政府最後也就默認了湘軍的存在。

薛福在《敘團練大臣》一文中深有感觸地說：「是文正(曾國藩死後謚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

曾國藩能夠在複雜局勢下，「用心」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因勢利導發展壯大，並能夠頂住壓力，迅速改弦易轍，把辦團變成了辦勇，取得消滅太平軍的成就，不得不說「用心」二字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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