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善義演發生動因
原標題：晚清慈善義演發生動因
晚清慈善義演的發生是內生性歷史因素與外在環境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口岸都市經濟環境的變動，營造市場資源的流動，形塑新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都市娛樂生活逐漸發生變化，新的娛樂形式不斷湧現。同時，隨著官方荒政制度的衰落，傳統慈善事業逐漸轉變。伴隨「丁戊奇荒」的發生，近代義賑開始興起。這些均為慈善義演的發生奠定了社會基礎。
一 、都市經濟生態環境的變動
近代以降，都市在慈善事業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作用凸顯。「近代城市的興起，既催生了近代慈善事業，也推動了傳統慈善事業的近代轉型。新興的近代慈善事業實際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業，是以近代城市的興起為依託、為載體的。」（周秋光、曾桂林：《中國近代城市與慈善事業》，李長莉、左玉河等主編：《近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０３頁）一方面，城市為近代慈善事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空間；另一方面，近代城市的貧富分化問題成為慈善事業得以興起與發展的內在社會需求。慈善義演最初能夠在城市中誕生並非偶然，而是多種因素融匯的產物。
上海自１８４３年開埠以後，很快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之一。人口的增加、商人階層的增強、近代化城市管理方式的引進等共同推動了上海的發展。上海逐漸轉化為中國的「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業中心」（賀水金：《開放格局與近代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史林》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８２頁）。上海由一個傳統的小縣城躍居為全國多功能的經濟中心，商業貿易成為基本的動力，「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是靠它的商業力量逐漸發展起來」（霍塞著，紀明譯：《出賣的上海灘》，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２年版，第４頁）。從開埠到１８７６年，上海陸續開設有德豐、匯中等１０４家洋行，祥泰、永達仁等１７家絲棧，顧壽泰、邢恆順等６１家絲號（葛元煦、黃式權、池志瀓：《滬 游 雜 記·淞 南 夢 影 錄·滬 游 夢 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９～８１頁）。上海的商業貿易呈現出各行業門類齊全、分工明細、品種多樣等特點，其窗口示範效應逐漸影響著其他地區，推動著民眾社會生活及思想觀念的變革。在注重通商的氛圍之下，商人逐步成為上海市民的主體，並逐漸 顯示出自身的話語權。新崛起的上海商人群體的自覺意識增強，積极參与諸如慈善救濟之類的社會公共事務。上海繁榮的商業貿易開始衝擊中國傳統的義利觀念，社會輿論在近代新型報刊的傳播之下逐漸轉向「重商崇利」。商業貿易將傳統社會的資源、財富得以重新配置，形塑著新的城市空間形態。天津也很快成為近代中國重要的大都市，成為「北方地區國內外貿易的中心」（樊如森：《天津與北方經濟現代化（１８６０—１９３７）》，上海：東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５頁）。同上海一樣，天津的口岸都市特點比較明顯，「口岸—腹地」模式所帶來的經濟格局的變化，使其成為了中西文化交匯的集中地，改變著傳統中國城市結構乃至城鄉關係，也增強自身對於異質文化的包容性，實現了城市功能和內部結構的形塑。漢口、廣州等同樣伴隨著商貿的繁榮和近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不斷推進。
沿海沿江華洋雜居、中西交融的口岸商業城市，成為在華西方僑民的活動基地、西方商品的集散地與文化的輸入地。商業貿易影響著口岸都市的文化氛圍、民眾的思想意識、市民娛樂生活的樣態以及傳統慈善事業的面貌。傳統與現代性因素逐漸在新與舊的城市轉型過程中實現共存與共生。城市生態環境的變動，特別是工商業的繁榮，使 得都市裡逐漸聚集著擁有巨額財富的商人群體和紳商人士，構成慈善組織募集善款的重要渠道和土壤，為慈善義演的善款籌集營造了經濟基礎。
二 、都市娛樂業的繁盛
都市經濟環境的變動涉及城市內部社會功能的變化。上海、天津、漢口等都市裡商貿的繁榮，使得娛樂業逐漸走向繁榮。娛樂業的繁榮一方面是都市經濟發展的表徵，另一方面也服務於城市的功能轉型。對於慈善義演而言，娛樂業的繁榮使得寓善於樂的慈善表演成為可能，也促使慈善義演成為都市民眾娛樂生活中的組成部分。
伴隨著中外交流的頻繁，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對都市民眾產生重要影響。隨著都市進步，市民的娛樂時間增多，消閑娛樂場所增加，活動形式社會化、商業化、多樣化。市民生活的靈活性、活動性、自由度不斷增加，社會交往活動的頻繁又促進消閑娛樂場所的發展。西方演藝內容的進入成為西藝東漸大潮的最初形式，刺激著城市娛樂業的繁榮。西方的戲劇、馬戲、影戲、魔術乃至鋼琴音樂等紛至沓來。在上海，甚至還出現了中外藝術樣式同台演出的事例。如，１８７４年上海丹桂戲園戲班與西人劇團在蘭心大戲院同台演出，「中外男女一時之大快樂場也」（《西國戲園合演中西新戲》，《申報》，１８７４年３月１６日，第２頁）。娛樂方式的變遷以戲曲演出尤為明顯。以上海為例，上海的營業性劇場最開始出現於１８５１年，截止１９１２年，已經有大小戲園１２０多家，足見上海娛樂業的發展之速。該時期上海已經有「梨園之盛，甲於天下」的稱譽（黃式權：《淞南夢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１頁），上海「戲園的戲麴生活超出了一般民間文藝的意義，而同整個城市的社會生活聯繫在了一起，成為市民生活的一種體現和重要組成部分」（許敏：《近代上海的戲曲和市民生活》，《上海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２５頁）。從「風俗鄙陋」（王韜：《瀛壖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頁）的小縣城到「不夜之芳城，鞠部之大觀」（葛元煦、黃式權、池志瀓：《滬游雜記·淞 南 夢 影 錄·滬 游 夢 影》，第１５７頁）的娛樂都市，上海的戲曲娛樂發展很快。
特殊社會管理結構以及繁榮的經濟形塑著口岸都市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透過租界不斷向外擴展，公園、公用私園、咖啡館、茶館、戲園、劇場、圖書館、博物館等場所的公共性逐漸明顯，特別是中西合璧的公園和公用私園逐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休閑娛樂場所，戲園和劇場也逐漸成為慈善活動場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娛樂業的繁榮使得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間逐漸擴大，對於公共性活動的關注成為人們接受與樂於表達的社會行為。慈善活動作為社會公共性的內容開始受到民眾的持續關注。都市娛樂業的繁榮也使得娛樂與慈善的結合開始有可能成為一種時人募集款項、開展慈善事業的新方式。城市民眾娛樂方式以及需求的變化恰好提供了一種氛圍，吸引了城市民眾的注意力，轉而反映並刺激了民間慈善力量的增長。娛樂業商業化的追求，使得慈善義演活動極有可能被商家，如營業性的劇場、戲園、茶園等場所藉助，推廣自身、樹立形象，增加自己的影響力。「事實上多數活動是一種商業宣傳與形象展示合二為一的推介形式」（郭常英：《近代演藝傳媒與慈善救助》，《史學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２０頁）。構成了慈善義演的發生機理。
三、 近代義賑的興起
中國傳統的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歷史悠久，與「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有著重要關聯（鄧雲特：《中國救荒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頁）。晚清時期共發生２２４次水災、１３５次旱災，再加上頻繁的內憂與外患，產生了大量的難民、流民（陳高傭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下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６９８頁）。雖然「清代救荒措施集歷代之大成，最為全面完備。凡古代賑饑濟貧之術，靡不畢舉」，但是終究緩不濟急（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頁）。傳統的中國荒政體系已無法承擔起當時應有的社會救濟功能。清政府荒政效率的低下以及官賑的衰蔽，為民間慈善力量的興起提供契機。近代義賑標誌著中國慈善事業近代轉型的開始。
近代義賑主要是針對光緒年間發生在北方的「丁戊奇荒」而促發的。「丁戊奇荒」發生於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持續時間長，波及晉、豫、冀、魯、陝等北方五省，影響深遠。為賑濟此次災荒，江南富庶之地的紳商最早興起了義賑。義賑是由民間自由勸賑、募集費用並自行發放物資或賑款的「民捐民辦賑災活動」（王衛平、黃鴻山：《江南紳商與光緒初年山東義賑》，李長莉、左玉河主編：《近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６頁）。針對「丁戊奇荒」的義賑活動 持續了４年左右，募捐並散放賑銀達上百萬兩，動員了上至達官巨富，下至青樓乞丐在內的廣泛的社會階層，賑濟地區 覆蓋了山東、河南、山西和直隸四省５０多州縣，救濟災民百萬（朱滸：《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晚清義賑與近代中國的新陳 代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７頁）。義賑是在晚清政治危機、官賑不濟、災荒頻發、民不聊生、西方傳教士新型賑災方式的傳入，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因素、新力量，即新興紳商階層推動的背景下產生的（夏明方：《清季「丁 戊奇荒」的賑濟及善後問題初探》，《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２１～３６頁）。義賑不受官方約束，全由民間辦理，蘇州士紳李金庸「首倡義賑」（李文海：《晚清義賑的興起與發展》，《清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２７頁）。後來參與的人群擴展到士庶紳商各個階層，並突破了地方性局限，跨區域對華北災荒民眾進行救濟，而且取得了明顯效果。李金庸、經元善、胡雪岩、 謝家福、施善昌、鄭觀應等慈善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近代義賑具有參與群體廣泛、活動方式多樣、跨區域救濟等特點，改變了以往善堂和善會分散、自發的救濟活動，以不分畛域的理念和組織化的方式展開救助。義賑組織從１８７６年出現到１８７８年發育成熟，成為清末民間賑災的重要組織力量，協賑公所、籌賑公所、協賑處、賑捐處等組織將以往的善堂、善會融合起來，形成全國性的義賑網路。其中，救濟的程序化、組織化、公開化提高了義賑的有效性。
作為最早興起義賑的城市之一，上海成為晚清義賑活動的發起重鎮。唐廷樞、經元善、盛宣懷等上海義賑同人積極活動，在勸捐及居中轉運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僅組織傳統的善堂進行賑災活動，而且以上海輪船招商總局、上海協賑公所、上海陳家木橋金州礦務局協賑公所等大量義賑組織為據點廣泛活動。也正是因為上海都市的內在特點， 慈善義演作為近代義賑中的籌款方式開始出現。「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興起，是從晚清光緒初年民間大規模興起的義賑開始的，爾後又有戊戌時期各地的慈善公益事業以及清末新政期間地方自治中的慈善活動」（周秋光、徐美輝：《晚清 時期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興起》，《西南交通大學學報》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１３３頁）。其中，慈善義演作為募集善款的一種方式開 始成為華洋雜居的口岸都市裡慈善事業發展的典型案例。慈善義演最初在義賑的時代境遇中誕生，演劇助賑成為慈善義演的發源形式。
四、 西方慈善理念的注入
慈善義演在西方出現較早。伴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進行，都市中的歡娛慈善活動興盛，慈善義演活動十分普遍。 特別是在１８、１９世紀的英國倫敦，「英國人善於將行善與歡樂結合起來，將富人灌醉使其在歡愉中捐出善款」（Ｄａｖｉｄ Ｏｗ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１６００—１９６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１６６．）。慈善機構融合傳統的慶典、宗教儀式和新式休閑娛樂活動，以商業化的方式組織起來，形成集慈善和休閑於一體的歡娛慈善活動。「１８世紀初，以周年慶典為主。在１８世紀中後期，發展為慈善晚宴、早餐會、音樂會和戲劇演出等多種形式。到了１９世紀，傳統的歡娛慈善活動仍然延續，但增加了新形式如慈善集市義賣、遊艇舞會等」（陳恆、王劉純主編：《新史學》第１３輯，「藝術史與歷史學」，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４８頁）。慈善義演活動本身包含著慈善機構的形象展示與籌款工具效用和中、上層紳士的休閑、社交與階層身份的認同功能。「寓善於樂」的慈善理念深深嵌入在慈善義演的活動場景中，構成西方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西方相比，同時期的中國卻少見到此類 社會文化現象。傳統中國不乏深厚的慈善思想，但與西方慈善公益的理念相比較，還有較大的不同。以「寓善於樂」為例，１８７７年出使英國的張德彝在日記中曾提及英國慈善醫院的「各項經費，率為紳富集款。間有不足，或闢地種花養魚，或借地演劇歌曲，縱人往觀，收取其費，以資善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隨使英俄記》，長沙：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 版，第４２７頁）。「寓善於樂」活動在西方早已司空見慣，國人卻認為：「華人借之以利己，西人借之以濟人。故自華人視 之則為無益之行為，而自西人視之則為有益之舉動」（《論演戲救災事》，《申報》，１８７７年２月８日，第１頁）。
西方慈善理念和方式的傳播對於傳統中國人的慈善意識和行為產生了影響。一方面是國人走出去，睜眼看世界，了解到西方的慈善活動；另一方面則是口岸都市的租界構成國人耳濡目染西方人進行慈善行為的參照系。「租界展示」成為外國人生活方式、慈善實踐與理念的「窗口」。１８７７年２月１８日，上海的外國人在「在外國戲院串作音樂會，所收銀則以供濟中國饑民」（《醵資施賑》，《申報》，１８７７年２月２６日，第３頁）。此次演出中，上海的地方官「亦到會傾聽，西人亦咸集以觀，或一男一女獨唱或男女十餘人互唱，絲竹雜陳不一其式。觀者皆聞之忘倦」（《音樂會資》，《申報》，１８７７年３月５日，第３頁）。最終，「西商及其女眷前作音樂會即將聽客之資一齊作為賑款」（《簽銀施賑》，《申報》，１８７７年３月１０日，第２頁）。雖然外國人表演的內容、方式與中國傳統藝術樣式有別，但其新鮮的慈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對中國民眾產生影響。同樣，「租界展示」效應也在清末的天津有所體現。１９０６年先是「日本助善樂團等來津演出」，開辦「慈善會」（《日本開辦慈善會》，天津《大公報》，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３日，第５版）。接著天津的「河東奧界諸戲園擬公助國民捐」，非租界內的其他戲園「興隆、徳來、立華等均擇日樂助」（《梨園義務》，天津《大公報》，１９０６年３月３０日，第５版）。「租界展示」成為都市裡慈善義演發生的關鍵和直接因素。
總之，上海、天津等口岸都市的崛起，成為帶有濃厚商業氣息的近代城市文化與市民文化的發源地。都市為慈善義演的發生提供了經濟基礎。在口岸都市裡，中外交往的擴大，通商口岸商品經濟的繁榮，西方慈善觀念與助善方式的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都市娛樂演出逐漸發生變化，義演性質的娛樂活動才得以出現。慈善義演伴隨著傳統中國慈善事業的轉型而發生。近代義賑的出現形塑了慈善義演的初始形態。慈善義演以寓善於樂的特點豐富了慈善事業的內涵，並助力於慈善事業的近代轉型。
作者簡介：岳鵬星，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河南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文章轉載自《史學月刊》，201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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