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設教育強國的底氣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論·教育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建設教育強國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的偉大夢想，也是中國人民的夢想。
在世界教育格局中，中國教育處於何種位置？如何建設教育強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我們就此採訪了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原副部長、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劉利民。
中國教育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教育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
劉利民：第三方評估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教育總體發展水平躍居世界中上行列。
黨的十九大前夕，教育部黨組在《求是》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成就。我們堅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始終保持在4%以上。我國各級各類教育加快發展，教育普及程度進一步提高。2016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77.4%，比2012年提高12.9個百分點，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小學凈入學率99.9%，初中階段毛入學率104.0%。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3.4%，比2012年提高1.6個百分點，普及程度超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7.5%，比2012年提高2.5個百分點。高等教育毛入學率42.7%，比2012年提高12.7個百分點，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學習型社會建設不斷加快。通過教育信息化促進了優質教育資源共享。
中國教育現在處於世界中上水平，意味著，我們相比於過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的影響力還要進一步加大，我們還處於爬坡過程中。
記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把中國學前教育的快速發展稱作「中國模式」。我們為什麼如此重視學前教育發展？
劉利民：學前教育是終身學習的開端，有關科學研究和國際經驗表明，公平的學前教育機會不僅在促進幼兒語言、智力、情感和社會性發展等方面具有不可補償的作用，也是有效打破貧困代際循環、縮小社會差距、提高人力資源投資效益的重要手段。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人口大國已把學前教育作為推進社會公平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國家發展戰略，全面納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務。
學前教育這些年發展比較快，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話說就是「中國模式」，這在其他國家是難以想像的。第一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啟動於國務院「國十條」出台以後，當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即將啟動。落實教育規劃綱要，是從學前教育開始的，因為當時「入園貴」「入園難」，很多老人為第三代入園，頭一天晚上就去排隊。當時，無論是學前教育師資，還是辦學、場所等，都很欠缺。中央財政拿了480億元，拉動了地方1000億元投入。連續三期行動計劃以後，到「十三五」結束，要保證學前教育普及率達到85%。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提升公辦園和普惠性幼兒園的比例。
記者：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批的第一份教育文件是《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教師隊伍建設為什麼受到如此重視？
劉利民：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是教師，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習近平總書記為好老師提出了四條標準：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紮實學識，要有仁愛之心。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北京市八一學校時又指出：「廣大教師要做學生錘鍊品格的引路人，做學生學習知識的引路人，做學生創新思維的引路人，做學生奉獻祖國的引路人。」讓教師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
教師隊伍建設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質量、規模、效益、結構和模式等具體內容。現在教師待遇不斷提高，特別增加了鄉村教師的待遇。一個社會，尊師重教得有具體的體現，教師既要有社會地位的提升，也要有經濟收入的提高。
以制度設計扭動人才培養模式變革
記者：有些學者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是相互脫節的。您怎麼理解這種脫節？
劉利民：所以我們在進行改革。我們現在的大學入學統一考試，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系統最完備的考試製度。現在，俄羅斯學習我們，開始採用統一考試。統一考試最大的利益是公平，最大的弊端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使得很多學生「陪綁式」地學習，應試地學習，而且很多人才特別是偏才、怪才不能脫穎而出。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我們在改革考試招生制度。
記者：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會為教育帶來什麼樣的撬動作用？
劉利民：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是基礎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為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了以後才能帶動基礎教育的改革，才能使得基礎教育階段億萬名學生不至於使自己的學習完全應試化，可以給自己留出點兒時間全面發展。新的考試招生制度的設計，簡單地說叫「兩依據，一參考」。依據統一考試，保證了公平；依據學業水平考試，解決了偏科問題。現在的社會發展需要文理交叉，需要跨學科，這樣才能出一些新理念。
「一參考」是指綜合素質評價，有助於偏才、怪才顯現出來。由於我們現在的國情，誠信文化和誠信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綜合素質評價還只能作為「參考」。
記者：引入綜合素質評價，為學校識別人才提出了什麼挑戰？
劉利民：引入綜合素質評價，對高中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高校選拔人才也提出了很高要求。它促使高校提升識別人才的能力，一個學生，雖然分數不太高，但他可能是個奇才。如何辨識出這樣的人才來？這需要高校改革招生制度。
記者：減負是全國兩會關注焦點之一，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有利於解決減負問題嗎？
劉利民：政府可以三令五申減負，學校可以不留作業，但是阻擋不了家長的焦慮，所以現在課外補習愈演愈烈。課外補習在提高考試成績方面是有幫助的，但是對於孩子的成長，對於孩子認知能力、創新思維的培養，毫無疑問是弊大於利的。考試招生制度不改，這個就消除不了。即使是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了，對課外補習的消除也需要漫長的時間，因為家長有需求。
記者：一般認為，課業負擔過重等問題是傳統文化在「作怪」。因為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等，都有類似現象。您怎麼看待這種歸因？
劉利民：這種現象與傳統文化有關係，但是不絕對，還是制度設計導向問題。比如，儒家文化一直鄙視經商，但是你看，經商是現在的孩子很崇拜的事，因為經商可以掙錢。如果制度設計還是導向「學而優則仕」的話，那麼經商的就少，當公務員的就會多。這些都是社會利益調整的結果。
再比如說，為什麼職業教育發展面臨那麼多挑戰呢？德國職業教育發展得很好，根本的一條是，如果兩個孩子從15歲開始分流，一個上高中考了大學，做了白領，一個考入職業學校，當了藍領，到60歲時，他們拿到的報酬是差不多的。前不久，中央宣布要增加技工的薪酬。這就是一個制度導向。要迎接「中國製造2025」，必須要有優秀的技工隊伍來支撐。這就需要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的引導。
中國教育開放有哪些特點
記者：目前，中國教育對外開放方面最活躍的是哪些領域？體現了當前中國教育發展的什麼特點？
劉利民：越是進行國際交流，才越能有比較，越能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兒，劣勢在哪兒。
目前，我們處在一個全面的交流過程中，國際合作與交流越來越普及化。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三個面向」35周年。回顧這些年的教育，最開始、最活躍的是什麼？是留學，是「走出去，請進來」，把我們的學生派出去，同時，請國外的專家、教師到中國來。
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1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留學生要成為「留學報國的人才庫、建言獻策的智囊團、開展民間外交的生力軍」，並指出，「黨和國家將按照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把做好留學人員工作作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重要任務」。現在，我們的出國留學態勢仍然很猛，而且有低齡化傾向，出國留學人數和留學歸國人數呈現雙增長。目前，我國出國留學生480萬人，留學歸國250多萬人，特別是近兩年，留學歸國人數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為中國建設引入了大量海歸人才。學成回國的這些留學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一批力量之一。
現在，我們「走出去」的步伐也越來越大，除了出國留學之外，還包括國際合作與交流。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25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這說明我們迎合了國際大勢，國外對我們有需求，我們就走得出去。我們的高校基本上都與國外建立了多種交往，中小學特別是發達地區中小學與國外的自主交流也不少。我們現在要積極推動中西部地區中小學的國際交流。
記者：在面向世界教育的競爭中，評價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來華留學。在來華留學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動向？
劉利民：從留學的分布和態勢，可以看出全球教育的狀況。當前，來華留學人數越來越多，而且其中的學歷生也越來越多。
現在，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沿線國家學生來中國留學的意願比較強烈，像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在這些國家還出現了「漢語熱」和「中國熱」。
去年12月15日，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公布了高校國際化發展報告。從國際化程度上來看，第一，我國國際合作與交流仍然有很大空間；第二，中國要成為最大的留學目的地國家之一，還要做很多工作。
記者：國際教育交流中，會不會因為文化差異等原因，產生一些彼此的誤解？
劉利民：在具體的交流中，你會發現中外文化差異很大。比如，在美國一次高峰論壇舉辦的午餐會上，有美國人問我，中國的家長是不是都是「虎爸虎媽」，不做作業不給飯吃，不練琴不給飯吃？我說，中國內地的家庭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孩子是獨生子女，家長都是「貓爸貓媽」。中國的學校教育面臨的是一個龐大的獨生子女群體，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而且將來也不會有，因為現在「二孩」政策已經出台了。中國的家長望子成龍，再苦再累，只要孩子成才了，那就幸福得不得了。哪怕做了空巢老人，忍受孤獨，都心甘情願。哪個美國的父母能做到？
在這種差異中，你會發現中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來之不易，你會發現中國教師的風采。
我曾經和荷蘭人討論過教師問題。中國有1700多萬名教師，荷蘭教師的收入幾乎數十倍於我們的教師。總體來看，我們的教師就拿著相對低廉的收入全心全意地工作，這就是中國的教師。
中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氣何在
記者：中國要參與全球教育治理，需要先在哪些方面努力？
劉利民：中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是漸進的過程。現在，通過參與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PISA），證明了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水平，特別是上海。因此，英國教育部邀請60位上海教師到英國，花4000萬英鎊購買中國數學教材的版權。這說明，在某一個領域，比如數學教育上，雖然中國的數學教育還沒有成為標準，但是已經成了標杆。
標杆和標準還是有差異的。標準是在多年發展歷史中形成的，在較大的範圍內普遍適用。比如《華盛頓協議》對工程教育的認證標準，歐洲學分互認體系採用的學分認證標準，等等。
在多年發展中，我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教育標準，比如課程標準。近幾年我國教育標準化體系建設正式納入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制定了《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出台了《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關於制訂中等職業學校專業教學標準的意見》《一級學科博士、碩士學位基本要求》等專業教學標準，《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試行）》《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嚮應用型轉型的指導意見》《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等學校管理標準，並制定了中小學教師專業標準、《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專業標準（試行）》《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試行）》《義務教育學校校長專業標準》《普通高中校長專業標準》等一系列教師校長專業標準，出台了《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指標框架》《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等學生評價標準。
記者：接下來，在教育標準方面會有什麼大突破？
劉利民：下一步，教育上的重大變革會產生在人工智慧和教育結合上。下一個重要的世界性的教育標準，可能就產生在智能教育上。
從近幾百年來的教育史看，教育的總體理念和方式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還是老師教學生，雖然有些變化，加上遠程教育、網路教育，但教育形態總體沒有變。未來教育什麼樣？技術革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空間」，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學習的個性化特徵越來越顯現出來，將來，整個課堂形態都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對著一個學生，可能不是一位教師在教，而是成百上千個雲端技術在「教」。我們過去的老師帶學生、師傅帶徒弟的模式打破的時候，可能會出現全新的標準。那時，希望我們在這方面不輸於其他國家。
記者：中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底氣何在？
劉利民：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北京市八一學校時指出，教育改革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是我們面對全球教育時的底氣。
要客觀評價我們的教育發展。我們今天的教育，業內評價比業外高，國外評價比國內好。
從業內評價的角度看，上面提到的教育部黨組發表在《求是》上的那篇文章就很能說明問題。
從國外評價來說，我們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試中取得了好成績，進駐世界排行榜的大學也越來越多，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但是，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樣，如果孩子上不了幼兒園，進不了好學校，就會有意見。
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剛剛當選總書記與中外記者見面時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他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人民」出現了80多次。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有個過程，為了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黨和政府一直在努力。
《中國教育報》2018年03月29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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