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 瘋狂？特朗普 de 美帝國

原標題：觀察 | 瘋狂？特朗普 de 美帝國

朗普行為的根源：自戀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

王一鳴、時殷弘

[編者按]：

本文寫作於2017年11月，以政治心理學的分析方法探悉特朗普行為根源中的自戀型人格邏輯和潛意識的個人敘事狀態，以《特朗普行為的根源——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為題發表在《外交評論》雜誌2018年第1期。其後不久，一本名為《火與怒》的暢銷書面世，對特朗普個人精神世界的穩定性進行了深度質疑，為這一研究方法提供了更多的佐證。近期，特朗普接連炒掉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國務卿蒂勒森等白宮要員，還有包括國家事務安全助理麥克馬斯特、司法部長塞申斯在內的多位要員正在長長的候補名單上，美國內政再次陷入新一輪的內亂。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面對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的結構性權勢對抗，喬治·凱南在《外交》雜誌寫下《蘇聯行為的根源》，主要目的是通過對蘇聯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為杜魯門政府的國家利益界定和對蘇戰略提供政策建議。在採用這種分析方法時，凱南也認同這種大膽的探知方式存在一定的風險性，「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心理分析任務」。但他同時又堅定的指出，「不過，要了解那種行為並進行有效的還擊，就不得不做這種嘗試」。

在寬泛的意義上，這種嘗試被界定為政治心理學。其理論先驅拉斯韋爾在《權力與人格》一書的開篇，曾經引用英國諷刺作家薩繆爾·巴特勒的箴言——「它（權力）的芳香沁入大腦，讓人輕率、傲慢和自負」。在拉斯韋爾看來，權力與人格之間相互作用、彼此建構，存在一種「暗示的互換」。權力可以改變人格，人格也總是能夠深刻地塑造於權力的施行。這一研究方法強調政治領導人自幼年起的人生歷經對於其性格特質和理念偏好決定性的塑造作用，將研究重心落在家庭、婚姻、子女、事業等人生的重要部分和關鍵節點的考察上，將人格養成視為個體在外部衝擊和自我防禦的綜合作用下竭力保持和諧統一的過程。

拉斯韋爾的學生亞歷山大·喬治和朱麗葉·喬治夫婦合著的《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一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深刻揭示了伍德羅·威爾遜的衝動型人格是如何飽含創造性和建設性地促進其政治目標追求，同時也描繪了這名總統是如何受困於嚴重的人格分裂並最終走向一重重的人生失敗。冷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經專門組建「政治領導人個性評估中心」,用以分析各國領導政要的性格特質，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制定提供參考。該中心的首任主任波斯特建立了一套以人生經歷為背景的心理分析模型，對柯林頓、薩達姆、卡拉季奇、米洛舍維奇、本·拉登、卡斯特羅、金正日等各具特色的領導人個性進行了逐一分析。近年來較為出色的研究是美國西北大學心理學系的丹·邁克亞當斯教授，其著作《喬治·W·布希和救贖夢》記述了小布希總統是如何通過成功戒酒、皈依基督教福音獲得一種被救贖的自由感，這種感覺又是如何轉化為一種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並形成了「解救」伊拉克人民於僭主統治下的自我辯護。本次總統競選期間，這名教授的長文《特朗普的精神世界》長時間佔據著《大西洋月刊》閱讀排行榜的榜首，被公認為是解讀特朗普人格特質的最佳文本。

就職一年以來，這名總統非傳統、非常規的個體風貌、行為習慣和施政方式持續引發美國媒體和研究機構的熱議，在諸多理解方法之中，一種圍繞特朗普的人格特質判斷其行為邏輯的分析範式逐漸成為主流之一。儘管礙於醫學界的「金水法則」（美國心理醫學家學會確定的醫學道德法則之一，該法則認為在未經專業醫學臨床檢查的情況下，禁止心理醫學家對公眾人物的精神健康情況發表公開評論），這種分析只能夠建立在非常抽象的概念基礎上，像所有心理學分析一樣，沒有辦法實證，然而這些未經驗證的材料最終紛紛指向總統典型的自戀型人格。在政治心理學的視域下，特朗普時常表現出的對自我價值的誇大、對他人公感性的缺失和登台演繹的欲求，表現出的偏執、憤怒、反覆、懷疑、仇恨等行為狀態都是這種人格的基本特徵，這種自戀型人格是驅動其參加總統競選的主要根源，深刻地塑造了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並將貫穿其執政過程中的每一項政治事務與決策行為。

一、特朗普的人格特質——自戀型人格

按照弗洛依德在1914年的著名論文《論自戀：導論》中提出的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個體在生命的早期都是自戀的，伴隨著個體的社會化過程，應該逐步將這種愛自己的能力發展至愛他人，如果無法把這種源自本能的「力比多」投注到外界客體，這種力量便會積蓄在體內並形成自戀。心理分析專家科胡特同樣認為，自戀源於早年生活鏡像的短缺，如果父母未能在子女尚屬萌芽狀態時生動地喚醒其對於自身偉岸的認知，便會促使子女極度渴求從外界客體獲得肯定與讚揚。這種自戀行為一旦長期固化為整體性的行為習慣，便構成精神分析學中界定的自戀型人格，按照威廉姆斯的定義，這是一種個體表現出的不斷從外部獲得認可來維持自尊的自然本能。

邁克亞當斯教授對於特朗普的行為分析選擇了自戀這一角度作為切入點。他通過對總統的傳記類作品和成長軌跡的系統性考察，發現特朗普的問題恰恰來源於幼年孤獨而精英式的教育方式所引致的情感單一和缺失，父母的讚揚和鼓勵是其安全感的重要來源，這為特朗普旺盛生長的野心不斷注入高效燃料，構成其自戀的持續動力，並最終塑造了其通透的自戀型人格。邁克亞當斯的研究發現，特朗普在責任心、外傾性、宜人性、穩定性和開放性五個指標方面的行為特徵都處於極端位置，特別是外傾性已經觸及了天際線般的閥值，而宜人性已經低得嚴重超標。正如臨床心理學家西蒙所言，「由於特朗普作為自戀型人格來說太過經典，已經成為一部『行走的教科書』」。早在大選臨近階段，美國著名請願網站「change.org」上一份要求對特朗普進行心理健康測試的聯名請願書就曾經嚴肅提到，「特朗普的衝動和無法自我控制引人擔憂，質疑他的心理穩定狀況是否能使其成為自由世界的總司令和領導者是我們的愛國責任，特朗普看來已經展示出了自戀型人格的一切病象」。總統就職後不久，35位美國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博士在《紐約時報》發布聯名信，「通過觀察特朗普的演講和行為，我們認為他的情緒極度不穩定，不能安全地履行總統職責」。

然而這些擔憂多停留在經驗性的主觀層面，某種程度上還夾雜著一定的黨派攻訐的政治因素，無法作為人格分析的理據。美國心理醫學家學會（APA）在競選期間專門發出警告，稱部分心理學家試圖打破金水法則分析候選人是「不負責任、令人感到羞恥，而且絕對是不道德的一種行為」。為了以更加專業、科學、準確的方式從病理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該學會從1952年起開始研究制訂有關精神障礙的專業診斷標準，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自戀型人格被明確作為一種人格障礙的診斷類別。按照該標準，在以下9條行為表現中，如果有5個以上符合，則可以被視為典型性的自戀型人格：

??誇大自我:對成就和天分的過分誇大, 往往缺乏相應的成績。

??幻想症：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無限成功、權力、才華或理想愛情。

??生來優越：只能被同質性高的朋友所理解。

??特權感:無理由地期望獲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們自己的期望。

??渴望得到別人極大的讚賞。

??缺乏同情心:難以體味他人的需求、體驗和感受。

??目中無人：經常表現出傲慢的行為或態度。

??在人際關係上剝削他人，甚至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別人。

??常常嫉妒他人，或者認為他人嫉妒自己。

按照上述標準，把自戀型人格的典型特徵與特朗普的諸多個人風貌和行為習慣作以聯結，的確能夠發現很多相通之處，以下擇選其中部分簡要論述：

?誇大自我：對成就和天分的過分誇大, 往往缺乏相應的成績。

科胡特將自戀者稱為「浮誇的自體」，認為他們的世界觀建立在對自我的誇張想像之上。特朗普長於這種想像，他堅信自己的資產有100億、堅信總統就職典禮上肯定存在100-150萬人，堅信自己擁有最高的智商、本屆政府總是在制定歷史上的最好政策。這種自我誇張深嵌於特朗普的精神內核，他所在乎的是獲得一種傾瀉而出的話語快感，而非話語本身是否真實準確。對於自己習慣性的信口開河，特朗普曾經承認，因為「好的表演比說出的話更為重要，所以自己即便在沒有找到合適辭彙的情況下也要說出來」。按照「政治真相」網站的數據甄別，特朗普在競選階段的演講「只有2%的內容是真實的，7％的內容絕大部分真實，15%的內容僅有一半真實，15%的內容絕大部分虛構，42%的內容是虛構的，18%的內容簡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做交易的藝術》一書主要執筆人舒瓦茨在很多年後也曾經諷刺過這一點，「謊言是特朗普的第二屬性，他先驗性地帶有一種自信——只要是特朗普說的，就一定是對的；或者差不多是對的；再或者，至少應該是對的」。

?幻想症：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無限成功、權力、才華或理想愛情。

自戀型人格總會先驗性地在腦中生成一幅持續成功的精神圖景，頑強地將之捧於手中，永遠不允許它凋謝。他們無法接受隸屬於自身的不完美鏡像，當發現瑕疵時，會下意識地選擇不將之界定為問題，或是乾脆把責任推給其他人。特朗普的人生幻象里就沒有失敗這個單詞，在一次記者提問中，當特朗普被質疑為什麼會把四家企業弄破產，他的回答時，「這是因為我非常聰明…總是會從失敗走向成功」。 在他看來，這一問題中有關公司破產的事實已經作為一條負面信息被自動剔除。南卡羅來那州一次競選中的自言自語記錄了這種幻想症的極致表現，「我們將會贏下很多，贏到你們都會覺得厭倦，甚至想要懇求我，『總統先生，求求你了，我有些頭痛，請不要贏這麼多了，這太可怕了』，然後我肯定會說，『不，我們需要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然後你們會說『求求你了』，最終我還是會告訴你們，『不，不，我們會繼續贏下去！』」在這段愉悅的自我敘事時間裡，特朗普一頭扎進了自我創造的鏡像完成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演繹。按照著名脫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諾亞的說法，「特朗普創造了屬於自己的世界，並從這個世界中提煉出想法投射到現實的世界中，他的想法與事實沒有任何關係」。

?生來優越：只能被同質性高的朋友所理解。

特朗普自信生而高貴，他的兄弟無法與之睥睨，甚至連親生兒子也無法分享屬於自己的榮光。在曼哈頓的經商年代，特朗普對於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鄙視，在他看來紐約市政府是一個「充斥著無能和腐敗的糞坑」，只有他連同與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頓商人們才是創造財富的人，是美國清教精神的真正繼承者。棄商從政以後，特朗普仍然保持著自己獨有的「身份認同」習慣，他視政治事務的核心為一個個性格鮮活的政治家個體，政治領導人的作用遠遠超越政府機器和政治制度，他多次公開表達對普京個人強權的高度欣賞，這出自一種同質人格的本能親近。在白宮內部，這種優越感體現為對與小圈子文化的崇尚，他高度信賴家庭成員、華爾街商人和軍人群體，庫什那夫婦毫不避諱地受聘於政府多項重要事務，來自K街的各色利益集團可以更加自由地出入白宮，政府剛剛組閣時15位部長中有6位擁有軍人背景；與此同時，特朗普對於文職人員和專業精英表現出了明顯的疏遠，政府大量人事空缺長期無法得到填補，科技、文化、教育界多次組織大規模遊行抗議無法受到重視。

?特權感：無理由地期望獲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們自己的期望。

「當你已經成為一個明星，你便可以做任何事情」，這是特朗普在成為電視明星之後對於自身的權力定位。按照這樣的邏輯，對特朗普而言，成為總統之後，自己已經可以幻化為上帝。執政以來，他在世界範圍內享受著美國霸權帶來的頤指氣使，在出訪英國時覬覦女王的「黃金馬車」，在出訪以色列時要求乘直升機前往馬薩達古城，對於美國的多個傳統盟友肆意指責、不留顏面。對於所有能夠通過總統行政指令解決的問題，特朗普從未勞煩過國會一步；自始自終，他從未放棄自由發送推特表達觀點的權力，不顧及這一方式在安全性和嚴肅性上存在多少問題。他對於「三權分立」體制下的總統權力的界限缺乏應有的判斷，在「禁穆令」問題上與不同層級的法院展開一輪又一輪的對抗，在國會對政見不符的議員進行威脅和訛詐，其本質都源於總統對於自身所擁有特權的效用還不夠滿意。值得注意的是，某種程度上，美國優先理念也是一種美國特權的表現，本質上與特朗普個人優先的理念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渴望得到別人極大的讚賞。

他人的讚賞是自戀型人格的終極欲求。特朗普非常渴慕讚賞，這種渴慕不需要區分場合。1999年的父親葬禮上，特朗普在致辭的開頭提到，「這是父親人生最為艱辛的一天」，而後便將話題轉向自己，「然而他最為偉大的成就就是養育了一個頗負名望的億萬富翁兒子」。特朗普家族的傳記作家布萊爾記得，第一人稱的單詞隨後乾脆驅散了所有的第三人稱，父親不再被提及。當所有人都在追憶的時候，特朗普一個人對於父親的偉大遺產（他自己）夸夸其談。自就職以來，他每逢執政百天、當選一周年、出訪歸來這樣重要的時間節點，特朗普總是會主動對自己的所取得的成績進行大加炫耀。特朗普時刻在等待著他人的肯定，他曾經坦承「自己需要全世界的關注和擁抱，這是生命的不竭動力」。為了說明這一點，特朗普曾經在採訪中描述過當走進一個巨大的房間，看著人群簇擁自己時的感覺，「我像是一塊磁鐵，把周圍的一切都吸引過來了」。當主持人問到「這會讓你感到焦躁嗎？」，他的回復是「不，不會，我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才會感到焦躁」。

?目中無人：經常表現出傲慢的行為或態度。

目中無人、自我中心是自戀型人格的核心表徵，這也是特朗普最常表現出來的人格風貌。在其著作《做生意的藝術》一書中，通篇充滿了「我」、「我們」、「特朗普先生」這樣的字眼，《自戀和精神失常的領袖》一書的作者瓦克寧通過對特朗普600小時講話視頻的研究也發現，在單位時間內，特朗普的第一人稱單詞頻率遠遠高於其它所有政客。在競選階段，他時常說出這樣的話，「我實在是太聰明了」「我長得實在是太好看了」「美國需要一位寫了《做交易的藝術》的人來擔任領袖」。在執政以後的多次外事活動中，鏡頭常常捕捉到特朗普無視妻子、無視他國領導人，自己立於舞台中央的情景。就這一點而言，沒有人比副總統彭斯體味更深，在介紹彭斯擔任競選夥伴提名時，特朗普進行了如下的演講：「彭斯……我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看法是對的……彭斯……希拉里是個奸詐的騙子……彭斯……我在脫歐問題上的看法是對的……彭斯……希拉里滿嘴謊言……我們會讓煤炭業重新發展起來……基督徒喜歡我……彭斯……我講話是有統計依據的……彭斯長得不錯……我在華盛頓的酒店真的越來越棒……彭斯」。用《紐約時報》的評論來說，「特朗普介紹自己的時間是他介紹彭斯的時間的兩倍都不止」。正如拉斯奇在《自戀主義文化》中所提及的，「對於自戀者而言，世界就是一面鏡子，就像納西索斯一樣，他們永遠只能從中看到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裡」。

這個世界不是在競選開啟的那一刻突然綻出的。事實上，早在1987年特朗普的第一本成功學著作《作交易的藝術》連續48周登上紐約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之後，特朗普就已經為自己的世界建立了一種宏觀而遠大的定義，他在以後的很多傳記中提及的那些片段——高貴的家庭、兄弟競爭的勝利者、精英般的成長模式、軍校的受訓經歷、華爾街的叢林世界，已經自發構築成一條偉大而完滿的人生路徑。按照現象學和詮釋學方面的當代權威保羅·利科對於個體敘事的定義，特朗普對於自己過往的歷史存在著一種潛意識的選擇性解讀，對於未來的目標存在著一種美好的先驗性想像，並始終注意將自己的諸多人生敘事糅合為一幅具有和諧性、同一性和連貫性的偉大圖景。自戀型人格的作用在於，這使得他時時刻刻將自己的生命聚焦於這幅圖景，不斷尋找新的人生成功為自己做出注釋。正如拉斯韋爾所言，「所有的要求都只是為了希望改善原初的自己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全神貫注於提高『神聖的我』的價值地位」。

然而對於一名個人資產超過歷史上所有總統之和的商人而言，「金錢很難再帶給我刺激」，特朗普需要新的目標。當1987年他在接受《20/20》節目採訪時，特朗普首次表態自己可以去競選美國總統，而當主持人問到他是否願意不經過競選直接接受總統任命時，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想，狩獵的過程才是我熱愛的。」特朗普並非貪戀權力，他所貪戀的是這場宏大的表演。在《特朗普的精神世界》一文中，邁克亞當斯在最後深刻地總結道：「特朗普一直在表演，由特朗普本人表演特朗普，並且他自己清晰地意識到，人生就是為了表演給別人看的」。通過競選，特朗普成功地把自己立於全美國的聚光燈下，草根階層把他看作是一名強權者、反建制者，精英階層將之視為民粹代言人和極端主義的災難，然而在自戀型人格強大的包容下，這些意象全部用來促進於特朗普的自我傾慕。這種傾慕為他的競選和今後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刺激和動能。對於特朗普而言，這是一個更廣闊的舞台、更龐大的觀眾、更偉大的勝利，在宣洩話語霸權、頒布行政命令、挑戰制度規範、打破國際秩序的過程中，他體味到了一種演繹人生敘事時無與倫比的滿足感、愉悅感和自豪感。

而這些，是其行為的重要根源。

二、自戀型人格與對外政策偏好

在競選階段，自戀型人格能夠強烈促進於塑造個體克里斯瑪，有利於拉攏選票、凝聚民力。然而在就職後實實在在的政治事務運籌中，特朗普終將發現自己缺乏政治經驗的客觀現實，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自戀型人格的下意識反映是將自己包裹於一個「玻璃氣泡」之中，透過脆弱而敏感的主觀世界向外眺望，時刻注重維護自身的形象和自尊，更加依賴於經商年代對於政治事務粗淺而模糊的簡單判斷，在推行自己認定的理念和政策時變得愈發篤定甚至偏執。在這一過程中，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較為容易在不懂和裝懂之間出現偏差，其主觀建構的國家利益與真實存在的國家利益可能會出現分野。目前來看，這種人格的塑造作用在以下幾個方面尤為明顯：

1．權勢與「上帝光環」

毋庸置疑，特朗普是權力現實主義的忠實信徒。在與世隔絕的精英教育中、在軍校嚴酷艱苦的受訓經歷里、在曼哈頓商界赤裸裸的叢林法則下，特朗普深刻地意識到權勢和力量的重要性，只有「不斷地壓迫壓迫再壓迫，才能確保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破碎的美國》一書中，特朗普曾經回憶在幫父親做監工的日子裡，他們常常一起巡查家族為中低收入者建的房地產項目，他發現父親每次敲完門後都會悄悄站在門楣以外的部分，父親告訴他這是為了防止裡面的人由於不信任直接開槍。這段經歷對於特朗普的成長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認識到，「這個世界極端危險且不可信任，你必須變得強大，並隨時準備戰鬥」。在紐約軍事院校面對粗野的軍官時，特朗普學會了運用這種權力的方法，「我所做的，就是表達我尊重他們的權威，但是他們不可以恐嚇我……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如果覺察出對方軟弱，他們就會胡作非為；如果他們覺得你很強，就會待你如同一位真正的男人」。特朗普的現實主義理念強調優勝劣汰，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達爾文主義色彩，「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惡毒的一種，人生就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鬥組成的，結果只有勝利和失敗兩種。紐約是一個真正的叢林，在這裡，一不小心就會被吃掉、嚼碎、吐出來；但是，如果你願意在這裡拚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這種霍布斯式的生存理念使得特朗普始終秉持一種傳統的進取精神和「贏下去」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在最為焦灼的時刻帶給他的選民以信心，並最終幫助他贏下大選。

當領導不是做聖人，當總統也不是上帝——這是詹姆斯·巴伯為總統這一角色所作的辯護。然而自戀型人格會先驗性地將自己視為命中注定的勝利者，天然地對這個世界負有責任，很多時候他們或許並不是真的想造福社會，恰恰是需要這種作為救世主的感覺，瓦克寧教授稱之為「上帝光環」。早在競選時期，特朗普就一直著力樹立一種強烈的信仰——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很多糟糕的、危險的事情，而自己將是那個拯救者，會讓美國重新變得偉大起來。當北卡羅來納州一名12歲的女孩問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為保衛這個國家做些什麼」時，特朗普拍著胸脯保證：「你再也不會感到害怕，因為有我在，那些壞人才會感到害怕」。他將「以實力維護和平」作為反恐政策的核心，目標是「讓他們知道，特朗普就是上帝」；他在敘利亞轟炸的決策中顯得果斷而篤定、在阿富汗重新增加權勢存在、在朝鮮半島正面升級戰略威懾、在白宮預算中大幅增加10%的國防軍費，他將「外交的一切都始自強大的軍力」視作信仰，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將之定義為「特朗普主義」。特朗普的父親一直期望他成為一名具有攻擊性的「殺手」和「國王」，現在他做到了，他對於權力的運用駕輕就熟，並且在上述每一項行為里都顯得像是這個世界的國王。邁克亞當斯教授認為，這種救世主理念是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白人群體中具有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對國際社會而言，這種救世主理念也將成為特朗普時代美國單邊行為和權勢慾望的最好說辭。

2．利己與霸權收益

特朗普篤信權勢，然而對於權勢本身與權勢的經濟效益有著明確的概念區分。在特朗普看來，霸權之所以是個好東西，乃是在於它能夠憑藉對於體系結構的支配性力量帶來巨大的收益回報，霸權的收益遠重於霸權本身。特朗普習慣於將國家看作一個公司，其商人屬性對於市場、利潤、回報等概念有著本能般的算計，下意識地關注美國霸權的資產負債表和投資回報率，重視每一份既有制度安排中的權利義務關係，與很多國家自首次雙邊會晤起就在「錢」的問題上斤斤計較，近乎偏執地要求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中絕對不能吃虧。從一開始，特朗普就絕非盲從簡單的孤立主義信條，他所希望達致的只是放棄那些不應有的負債項目、調整那些不對稱的貿易流向、驅除那些不公平的搭便車行為，重塑美國在各項制度安排中的位置，為美國的全球義務瘦身，本質上是一種重估而非拒斥，一種平衡而非撤離。

特朗普與主要貿易赤字國雙邊會晤中的重點關注事項。

冷戰以來，美國的權勢可信性整體上是基於一種霸權穩定理論下的公共產品法則，心甘情願在北約、越南甚至外太空承擔多項義務,主動提供從區域安全到全球化進程的公共物品，積極構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以維繫這種霸權的合法性。然而霸權的穩定需要秉持一定程度的利他主義信條，需要從大戰略的角度理解美國的霸權利益，對其中產生的制度成本和公共義務擁有一定的包容能力。自戀型人格先天缺乏移情能力，慣於忽視他人和環境的客觀需求。對特朗普而言，紐約的商業叢林提供的最大教義就是達爾文般的利己主義，逐利是第一本性，權力即便有意義也只能通過變現來實現。在特朗普看來，多邊機構往往鬆散得有如一個不穩定的多邊形，這不是維繫美國利益的最好方式，如果美國無法成為其中百分之百的主導者，下一秒很可能被隨意扭曲成任意形狀。按照其所篤信的安·蘭德主義，「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這是道德生存的本質…沒有任何利他主義存在的必要，從來就不應為任何人做出毫無保留的自我犧牲」。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美國退出或擬退出TPP、巴黎氣候公約、伊朗核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國際體系主要領導國家嚴重缺乏提供公共物品的意願，世界的多項公共議程面臨窘境，時刻存在著滑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

3．反智與反秩序傾向

特朗普通過旗幟鮮明地敲打「建制派」獲得了競選勝利，這種「反建制」傾向凸顯了美國歷史中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特點，即「對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認為是其代表的人們的反感和懷疑，是一種一貫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特朗普的反智主義源自於經商時期對於政府束縛的厭惡，在他看來，紐約市政府應該對70年代的經濟紊亂負有全部責任，當整個城市陷入債務壓力之時,是特朗普的康拉德酒店改造項目成功拉動了華爾街商人的投資熱情，使得「曼哈頓重新偉大起來」。 他給紐約市留下的最為重要的風景是中央公園溜冰場，這個政府耗時六年仍未竣工的項目，特朗普僅花了1200萬美元用時六個月便予以完成——「又是我一個商人來處理政府留下的爛攤子。」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受到安·蘭德主義的影響，認為政府及其公務人員是社會的寄生組織，其所護衛的秩序和傳統不過是延續自身生命的一種途徑。

他拒絕向這一群體、價值與生活方式致敬。在競選階段，他寧願兩次更換競選經理，也從未屈從於身邊政策團隊制定的「政治正確」準則，整個競選綱領的核心最終被迫變為「讓特朗普做特朗普」。執政以來，他拒絕接收情報簡報，禁止國家情報局主任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參加國家安全局會議。在自戀型人格看來，他不需要學習知識或是接受建設性意見，這間接等同於承認了自身的無知。前白宮發言人斯佩賽在長期與總統的互動中深諳此道，「永遠不要告訴特朗普你不能做這個，停止做這個。而是要說你知道這樣會更有幫助，或者更有效」。這種反智主義與自戀型人格互為因果、彼此促進，使得特朗普對於歷史（特別是奧巴馬政府時期）沿襲下來的既定政策存在著先天的「造反」情緒，「他總要先問一個『為什麼』，然後再問一個『為什麼不可以更改』」。在台灣「電話門」、伊朗核協定、耶路撒冷歸屬等問題上，特朗普大膽僭越了傳統秩序，在國家利益的敏感地帶堅定地亮明自身態度。長期以來，他堅信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和媒體一直在試圖摧毀他，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全靠不斷還擊，不斷反抗。在執政以後，這種反智主義更是與反制度、反秩序、反傳統等思想傾向血濃於水般地融為一體，在享受著來自各方的質疑、批判和注視的同時，特朗普獲得了一種「反抗」的快樂，而不去管這份快樂的性質是否正當。在美國國會存在著大量歷史上兩黨妥協生成、需要定期進行重估的待確定議題，每一項在本屆政府的閱批中都可能面臨著諸多的可能性，國際社會將時刻準備著迎接新的充滿不確定性的各項議題。

4. 道德與扶友損敵

特朗普喜歡宣稱自己有很多朋友，同時正如我們所經常看到的，他也無時無刻不在與自己的敵人作鬥爭。按照沃爾坎教授提出的玻璃氣泡理論，自戀型人格會習慣於將自身包裹在一個孤獨卻高貴的主觀世界裡，對外部世界做出一個為肯定自己和不肯定自己的二元劃分。世界是非你即我、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如果你不是100%順服於我，你將110%的成為我的敵人」。在精神分析專家瓦克寧看來，特朗普擁有主動尋求敵人的天然嗜好，只有通過確立攻擊對象並將其徹底擊倒，才能凸顯出自身的合法性，特朗普在自己備受指責時常常搬出希拉里和奧巴馬作為「救兵」就體現了這一點。社會心理學家傑西·格林厄姆對於這種敵對關係的性狀作了描述，認為特朗普訴諸於一種古老的對道德敗壞的恐懼，這種恐懼促使他將敵人視為寄生蟲、毒藥和其它不純潔的東西，敵對關係由於是從一種利益判斷升華為道德判斷。對於敵人，特朗普務必要在勝負關係和道德屬性上完成一次雙重絞殺，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的比喻非常恰當，「特朗普就像是《荒野獵人》中的灰熊，如果你讓他注意到了，他會醒來，走向你，咬下你的臉，然後坐在你的身上」。

經典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利益而非國家道德是國際政治的核心。特朗普扶友損敵、愛憎分明，慣於將利益競逐界定為敵我關係，從而以一種道德壓制的必須僭越了對於國家利益的應有把握。非公平貿易就是特朗普認定的典型性的道德敗壞行為，在七國峰會上，出於對德國汽車製造業和歐盟會費比例的不滿，特朗普將德國人定義為「壞人」，經濟齟齬由是上升到道德層面，使得美德關係毫無迴旋空間，默克爾直接宣布「能夠完全信任對方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過去了，歐洲人必須真正掌握自身命運」。再比如從特朗普的中東演講來看，他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憎恨是原罪般的，「這並不是一場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教派、不同文化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是野蠻的罪犯要屠戮人命，而不同宗教信仰的正直的人們要共同保護人類，這是一場善惡之爭」。這種道德判斷很難操控，從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的多次表態來看，總是在不經意間漫漶為對整個伊斯蘭教、穆斯林社會的濃濃敵意，從而以道德之名破壞了原本正常的外交關係和國際秩序。

5．幻想症與敘事動能

自戀型人格對於合法性的需求永不滿足，人生不過是由一個個階段性的合法性構築而成的偉大敘事，事實本身的是非曲直往往並不重要，然而必須無限制的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對特朗普而言，他的幻想症給予他一種深刻的自信，認定自己的人生將擁有無限成功。他在競選階段無所顧忌地挑戰「政治正確」，竭力證明自己的偏激並不會受到懲罰；他在過渡時期反覆指責福特、克萊斯勒等企業，這些企業被迫按照他的意願調整工廠選址，股票大幅貶值；他在剛剛執政後不久就在敘利亞化武問題上把自己立於奧巴馬的對立面，直接發動空襲，這為他在國內贏得果敢的美名；他從自己偉大的曼哈頓成功里受到啟示，政府是無能的，市場是萬能的，最終減稅法案按照他的意志得以推行；按照特朗普最喜歡強調的說法，他全都「贏」了，並在潛意識認定這種遊戲邏輯是正確的。特朗普將總統寶座視為這一切的獎賞，他把一副標識了競選獲勝區的美國地圖懸於白宮的牆壁，告誡他的高級助手們要把領導這裡的每一天當成是電視節目中擊敗對手的每一集，現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為保衛這場勝利而繼續戰鬥，他決心要將自己偉大恢宏的人生敘事長劇充滿鬥志地鋪展下去。

在歷經了精英出身、完滿家庭、成功商人、知名演員、民選總統等等人設之後，在接下來的政治生活里，特朗普正在滿負動能地尋找一份可以讓自己名垂青史的功績，這將建立個人意義上巨大的「情感回報」，極大地撫慰其自戀的心理，深深滿足於其中，並在歷史中留下自己的合法性。這一目標使得特朗普在踐行自身政治理念時將變得更加篤定、甚或偏執，修長城、退出伊核協議、明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歸屬等事項就其戰略意義而言遠沒有那麼緊要和必須，但特朗普在落實自己競選承諾這件事情上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所有的故事有開啟就必須要有結局，他不會棄任何一個留名青史的機會。與此同時，在穆斯林入境、廢除奧巴馬醫保、朝核危機等緊要事項上，特朗普遠遠沒有取得他所希望達至的成功，其偉大的人生敘事也絕對不允許有任何不完滿的「瑕疵」橫亘於面前的道路上。特朗普從不懼怕這些障礙，甚至很可能相反，他在個人命途里渴盼這些障礙的存在。對於自戀型人格而言，這就是自己的舞台，當國家遭遇威脅之時，他的下意識反映絕非「我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困難」，而是「我應該如何藉助這一場景讓自己看起來更有領袖氣概」。對特朗普而言，滿負動能、毫不妥協地駛向彼岸是自我價值實現的重要時刻；然而對於美國內政和國際社會而言，這同樣也是一個失序時刻，這種「針尖對麥芒」、「膽小鬼遊戲」式的博弈困境將帶來持續性的緊張和不穩定狀態。

三、自戀型人格的影響與效應

2014年，奧巴馬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曾經打趣到，「現在真的不太需要喬治·凱南了」。這句話或許說早了，特朗普執政一年以來，以「新願景」為指導，以「美國優先」為路徑，以「讓美國重新偉大」為目標，四面出擊，在國內外形成「特朗普震蕩」。美國戰略的大轉折、大騰挪，正在觸動全球其他力量的洗牌與重組。在這一激烈的政治進程中，特朗普領導的白宮顯現出諸多問題，自戀型人格所帶來的影響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對外政策偏好的塑造作用，包括但不限於：個體層面上容易產生認知盲區；組織層面上容易導致小集團思維；國家層面上缺乏利益競逐的戰略性和目的性等等。這些問題中的某些直接作用於政治決策的制定過程，某些或許影響更為深遠；某些凸現出與以往歷屆政府極為不同的品質，某些則較易引致災難，以下擇選其中重要方面作以簡要論述：

1．政治強人的政治盲區

毋庸置疑，特朗普是一名政治強人。自戀型人格時時充溢展示自己的強烈慾望，他們甘願為之付出任何辛勞，往往具有高效的行動力和強大的意志力。在《做交易的藝術》全書的開篇，特朗普就展示了這種強人本色，「我做事不是為了金錢，我已經遠遠賺夠我所需要的，我做事就是為了能夠做事…我能夠從中得到快樂」。這種「為了做事而做事」的邏輯幫助特朗普在執政的頭個百天里簽署了24項行政令、22個總統備忘錄、20個總統聲明和28項提案，是二戰以來所有總統中效率最高的。透過美國媒體的聒噪，人們其實漸漸開始發現，特朗普的外在非理性展現，與他內在的理性、能幹和機智的特質並不矛盾。他善於運用各種極端情緒和策略進行博弈和談判，這項能力使得他能夠適應並游刃於國會的激烈黨爭。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國會的行政效率大幅提升，皮尤中心8月底的一項數據表明，兩院聯合通過了46項法案，在過去的15屆國會中排名第五；眾議院的數據更為漂亮，158項提案遠超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屆政府。某種程度上，這受益於其強人本色彰顯出來的威懾力和決斷力，一份專家評定法的調查表明，「精幹有為」是特朗普人格特質的兩大核心維度之一。這是其自戀型人格的正向效應。

反過來，如果對於自身角色過於敏感，總是對外部環境產生過於強烈的應激性反應，也容易忽視政治事務中的主要矛盾，產生認知盲區。特朗普很多決策的做出就缺乏方向把控、理性考量和諮詢評估，僅僅是在外部刺激（比如推特提問）下於瞬息之間被動生成。對於隨機性出現在面前的質疑、指責、嘲笑、咒罵，特朗普總是能夠飽含著強烈的情感投入進去，白宮內部透露，特朗普每天要花至少四個小時在電視上，把自己沉浸在新聞亂戰之中，並隨時準備還擊。在這一過程中，特朗普選擇關注什麼，客觀上忽視了什麼，一定程度上受到的引導項和干擾項都較多，他常常將自身的關注點和未經論證的主觀態度公佈於眾，間接引導政府的事務議程不斷隨之更改，相關官員四處發聲為其站台補位。出於維護總統形象的考慮，這些總統言論中的相當部分會逐漸轉化為既定政策，而這些當自尊和清白受到威脅時生成的政策，往往容易成為災難性的政策。

現在看來，「通俄門」的陰影長時間難以散去，明年的中期改選及選後可能面對的不利局面將帶來諸多擾人事項，整個政府的議事日程和注意力將繼續長時間為黨爭、媒體和民意所牽制，特朗普本人在「跛腳」狀態下的脾氣和行為可能會更加失當。受內政影響，美國對外關係整體存在間歇性停擺、甚至放任「漂流」的可能，這是本屆政府的精力盲區。與此同時，從特朗普的知識結構和理念偏好來看，本屆政府對民主價值、意識形態、地緣平衡等形而上的概念缺乏興趣，執政近一年來幾乎未有過任何闡述。比如冷戰結束以來的近30 年間，中國一直以「意識形態異質國家」、「地緣政治競爭者」、「經濟競爭者」三種混雜的身份出現在美國歷任總統的對外戰略當中，而特朗普幾乎從純粹的「經濟競爭者」的視角看待中國，相對並不重視另外兩個身份。這是其認知分布上的盲區，而出於對個人知識結構的提防性護衛，特朗普不會對此作出更改。

2．政治決策中的小集團思維

自戀型人格自信生來優越，只能被同質人群所理解。這一屬性通過人事任免和小圈子決策滲透到本屆政府政策的方方面面，任人唯親現象十分突出，個人秉性是否相融幾乎成為白宮團隊遴選的絕對標準。總統班底剛剛確立之時，軍人、家人、共和黨內的建制派與反建制派勉強能夠共處一室，隨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多位成員與特朗普政見不合併遠離權力中心，不斷成立的新機構與原機構在職能管理上界定混亂、齟齬重重，總統本人能夠信賴的成員愈來愈少，決策所涉及的範圍也越來越窄，已經愈發凸顯出小集團思維的運作模式。

首先，對於決策者特朗普而言，在徵求意見之前答案往往已經在心底留出，政治決策不過是自身理念的宣教過程。「他不斷堅持強化自己眼中的現實，這種習慣不可改變且對與其共事的人也有著麻痹作用」。在總統的思想高壓下，集團內部已經慣於自動生成維護決策者權威的意見氛圍，據《紐約時報》透露，白宮工作人員每天早晨都會盯著特朗普最為關注的「福克斯與朋友們」節目，「好比證券交易者通過監控新聞消息來預測市場走向並決定自己交易策略」。如果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能夠前瞻性地理解、引導、規勸或者投降於總統；但如果他們沒能及時阻止總統發出有爭議的推特，便索性不再為此事爭論，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他們需要保持樂觀並想辦法補救。最後，白宮幕僚長扮演了小集團思維中的「思想保鏢」角色，普里巴斯和凱利都保持了控制總統訪客、監聽總統電話的權力，他們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通過確保決策者不會接觸到可能挑戰其判斷的信息，藉以維持整個團隊的自滿情緒。決策團體內成員之間的關係越親和，獨立的批評性思考被小集團思維所取代的危險性就越大，這將可能導致對外部團體採取非理性和野蠻的行為，在朝核危機、伊核問題等很多關鍵性事項上，白宮常常傳遞出與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不一樣的聲音，這凸顯了目前總統團隊小集團思維的密閉性。與此同時，這將給利益集團帶來更多的尋租空間，總統本人的剛愎心態和反智主義很容易造成「特朗普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其他人知道他不知道」 的情況，當前白宮在中東地區和巴以問題上的很多政策都清晰可見利益集團的影子，經過一道道的暗室操作，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將更容易受到第三方的綁架。

3．自戀型人格的愛己與愛國

自戀型人格往往有利於促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基於最簡單的道理，愛自己就會愛及關乎自己的一切，自然也包括養育並塑造了自己的國家。特朗普將「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作為自己的競選口號，很大程度上，他的確就是那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愛國情結啟蒙於1953年獲得艾美獎的影片《海上的勝利》，這部全景記述了二戰期間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場偉大涅磐的影片深刻地塑造了特朗普等一代青年對於安全、榮譽與美國精神的最初認知。當紐約市在上世紀7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時，特朗普力排眾議，在一片荒蕪的哈德遜河西岸艱辛開啟了自己的第一個房地產項目，他向著那些嘲笑他的媒體保證，自己要「讓曼哈頓重新偉大起來」。他宣稱要強化校園的愛國教育，在看到NFL球員在國歌面前的失當行為時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大選勝利的葛底斯堡演講中誠懇地表達了自己對於國家的熱忱，「當我看到我的國家陷入劫難，我知道自己無法再選擇旁觀。我們的國家待我很好，我深愛著她，並且應該有所行動。」拋開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談，「美國第一」「買美國貨、僱傭美國人」這些口號字裡行間流露著特朗普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這種情感自始至終在他的體內流淌，毫無矛盾地與自戀型人格一起促進其完成實現自我、服務國家的偉大抱負。在聯合國大會、在APEC峰會上，他對著世界各國宣教自己的這種理念，「我將會永遠堅持美國第一，同樣我也希望在這裡的人們堅持你們的國家第一」。在特朗普看來，熱愛自己的國家是執政者的第一美德。

特朗普在愛己與愛國之間搭建了完滿的敘事認同，然而問題在於，他同時也錯誤地將自己想像中的愛國與現實世界中理性維護國家利益混為一談。自戀型人格沉醉於自身的個體敘事，並誤以為自己的成功經驗一定可以移嫁到國家上，這將影響他們對國家重點和民族進步的理解。執政一年以來，特朗普開展了三次集中出訪，在中東表達了對恐怖主義的憎惡、在歐盟宣揚了對民主價值的護衛、在Apec峰會將其亞洲戰略更名為印太戰略，然而這些提法多為過眼雲煙，沒有明確配套的戰略細則與後續措施。

總體而言，特朗普理解的國家利益被簡單化約為以公平貿易為核心的經濟利益、以權勢主導性為目標的國家榮譽，某種意義上，甚至還可能包括以基礎設施風貌為標尺的國家面子，帶有濃重的曼哈頓時代的商人理念印記。除此之外，本屆政府已經以實際行動在區域性經濟合作制度、全球性公共治理議題甚至部分地區安全等領域留下了實實在在的權力真空，按照冷戰以來美國歷任政府連貫而豐厚的政策制定積習和對外政策傳統，本屆政府還遠未能夠準確、全面、深刻地理解並界定美國的國家利益。

特朗普在理念深處始終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認知：曼哈頓就是這個世界，他在第五大道的鱗次櫛比中穿行與在中東、歐盟、亞太波詭雲譎的政治事務中穿行沒有什麼不同，穿行本身意味著自己或自己的國家已然擁有這項資本，穿行的姿態遠重於穿行的目的性。在特朗普的闊步中，他自信地將偉大的個人敘事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敘事，由商人特朗普、候選人特朗普逐步生成為特朗普主義，並進而生成為美國國家命途的主線。在這一過程中，特朗普的故事——他自己以及美國的故事——幾乎沒有告訴我們他作為總統可能會做什麼，他可能採用什麼執政哲學，他可能給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布置什麼議程，他可能把精力和憤怒帶向什麼方向。這或許是本屆政府當前彰顯出的，並將長期存在的最大問題。

最後的最後，我們希望能夠對於這種愛己與愛國建立一種中立客觀的認知。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始至終，特朗普都伴有一份充滿善意的的終極關懷，這份關懷是真真正正指向「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的這個標的的。其遺憾在於，美國當代政治生活的複雜性一直以來都在將其人格中最為不幸的那部分質素釋放出來，激烈的黨爭和無處不在的媒體將特朗普自戀的正向效應與負向效應不分青紅皂白地放在一起肆意撩撥，刺激著總統本人徒勞地奔向一個又一個無人之境，失去了原有的方向感。華盛頓不同於紐約、白宮不是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這裡漫漶著特朗普所不熟悉的政治生活。他在將自己的原有班底依次逐出，又將親人們逐個送離這個城市之後，現在正在忍受環繞於周身的孤獨與無助，生活的單質性和重重束縛反覆咬噬著其熱烈的敘事慾望和饑渴的合法性，放眼望去，推特是他唯一的王者之劍。當陷入盲區、耗泄於小集團思維、奔走於虛假的愛國鏡像之時，特朗普往往完全無法意識到自己正在面臨怎樣的境遇，這些因子給他的心靈、理念和行為帶來了怎樣不由自主的影響。

在這一權力與人格「暗示的互換」中，他的愛與恨、快樂與煩惱、理性與非理性深刻地交織在一起，投射於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命途愈發曲折，特朗普前行的慾望就愈發篤定；周遭愈發混亂，特朗普的內心反而愈發安靜。他將始終生長於自己的世界裡，佇立於納西索斯曾經倒映的湖畔。東風不來，水面永遠浮現著那張美麗的臉龐；跫音不響，永遠不會有人破壞這一寧靜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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