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法國的精神領袖伏爾為什麼不惜言辭讚揚中國？

原標題：18世紀法國的精神領袖伏爾為什麼不惜言辭讚揚中國？

走出中世紀的歐洲，教會的勢力仍然很大，神職人員的地位仍然很高。新興的資產階級日益強大，渴望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獲得相應的地位，但現有的制度成為其繼續發展的重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和開明貴族的代表發起了一場反對神學，高舉理性、自由、平等旗幟的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為了獲得有力的支持，開始在歷史和世界的範圍內搜尋理論根據。一些有識之士發現中國可以作為他們的楷模。於是，眾多的啟蒙思想家和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

伏爾泰（Voltaire）是法國啟蒙運動的旗手和統帥，是18世紀法國的精神領袖。伏爾泰於1694年出生於巴黎的一個殷實的資產階級家庭。中學畢業後，伏爾泰從事文學創作，發表揭露宮廷腐敗和教會專橫的諷刺詩，先後在1717年和1725年兩次入巴士底獄，從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國。伏爾泰於1729年回到法國，在此後15年里，他積極開展啟蒙運動，發表了一系列著作。1734年，他因《哲學通信》一書對教會的黑暗和封建專制主義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被迫逃亡到洛蘭省邊境的西雷城堡。1750年，伏爾泰到了柏林，在德國居住了4年多的時間，1755年他來到一個位於法國和瑞士邊境的偏僻地方凡爾那定居下來。1778年初，伏爾泰以84歲高齡重返巴黎時受到巴黎人民群眾的盛大歡迎。同年5月30日逝世。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是經過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科學和思想在歐洲都取得重大進步的時代。在這種背景下，一批哲學家開始重新審視過去的一切，重新確定新的價值標準，他們著書立說，直接向舊有的宗教勢力宣戰。

伏爾泰就是這批「啟蒙思想家」的傑出代表。他是這些啟蒙思想家中對中國文化歷史介紹最多的一位。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幾個方面：

1、人類文明史從中國開始。

《風俗論》是伏爾泰的一部主要著作。伏爾泰的人類文明史研究首先是從中國開始的，特別是對中國歷史給予了詳細的介紹。他在該書的第一篇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在談論中國人時，不能不根據中國人自己的歷史……不容置疑，中華帝國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時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從天而降的神話中保存下來又以訛傳訛的有關地球的變遷、大洪水、大水災等等故事，這個古老民族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明確地將中國的歷史起源確定為基督紀元前2602年。他第一次把整個人類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中，從而大破了以歐洲歷史代替世界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觀，而且也開創了人類文明史或者說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他認為，東方的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之前就有了自己的歷史，西方人沒有理由不重視東方。他說：「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 他把中國置於《風俗論》的第一章，藉以表達世界歷史始於中國的觀念。

伏爾泰還讚揚了中國歷史修訂的嚴謹：「中國人的歷史書中沒有任何虛構，沒有任何奇蹟，沒有任何得到神啟的自稱半神的人物。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寫歷史，便寫得合情合理。」「他們與其他民族特別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的史書從未提到某個宗教團體曾經左右他們的法律……他們的史書僅僅是有史時期的歷史。」伏爾泰認為，中國人的歷史之所以是最確實可靠的，是因為中國人把天上的歷史同地上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中國人始終以月食、日食、行星會合來標誌年代，而其他民族虛構寓言神話，而中國人則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是其他地方尚無先例的。他認為，中國歷史在總的方面來說是無可爭議的，是惟一建立在天象觀察的基礎之上的。根據最確鑿的年表，遠在公元前2155年，中國就已有觀測日食的記載。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提到了中國的伏羲和堯。他說，中國的第一個帝王是伏羲氏，他於公元前2500多年在位。從此，中國人服從一個君主。伏羲之後有6個帝王，然後是堯。堯在位約80年，親自改革天文學，力求使民智開通，民生安樂。

伏爾泰還推算了中國的人口。他根據中國最後一次人口統計的能打仗的男子有6000多人，推算出中國人口似乎不會少於1.5億。他還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推算。他說，在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冊封皇后時，依照傳統，要由皇后賜賑給全國70歲以上的窮苦婦女，結果當時僅廣州一省受賜的70歲婦女就有98220人，80歲以上的有40893人，近100對的3453人。伏爾泰感嘆道：「在這些已不算有用的女人當中，僅一個省便有14.2萬人受到賞賜，那麼全國人口應有多少！」

他認為，即便中國歷史文獻也有不足之處，也不該由西方人來對這樣一個在西方人還是野蠻人時便已完全開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獻表示懷疑。他在《哲學辭典》一書中，批判了神學家們的荒謬：「在西方的一個省份，過去叫做克爾特（即法蘭西）的那裡，人們的奇談怪論竟然發展到說中國人僅僅是埃及的殖民地人，或者說是腓尼基的殖民地人。人們竟還認為，就像證實許多事物一樣，證實了一位埃及國王被希臘人稱做米那的就是中國國王大禹，亞托埃斯就是中國國王啟，不過是更換了幾個字母罷了。而且人們更進一步竟然這樣推論：埃及人有時候在夜間點燃火炬，中國人也點燈籠，所以中國顯然是埃及的一塊殖民地。」他稱這些人為「筆下生孩子的人」，認為他們不相信中國的歷史，就像不相信2加2等於4那麼可笑。

伏爾泰明確指出，雖然中國歷史的記年不同於《聖經》歷史的記年，雖然中國歷史在《聖經》上所說的大洪水時期以前已經存在，但中國的歷史是可靠的。他說：「中國這個民族，以它真實可靠的歷史，以它所經歷的、根據推算相繼出現過36次日食這樣漫長的歲月，根源可以上溯到我們通常認為發生過普世洪水的時代以前。」

伏爾泰主張不能以西方自己的歷史來度量、糾正東方民族的歷史。他說：「中國的讀書人，除了崇拜信仰，他們尊崇正義公道。他們無法了解上帝授予亞伯拉罕和摩西的一系列律法，以及長期以來西歐和北歐民族聞所未聞的彌賽亞的完善的法典。」但中國人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在西方人還處在野蠻的偶像崇拜之中時，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早已培養良俗美德，制訂法律，成為禮儀之邦。

2、中國倫理道德優於西方。

伏爾泰對中國的道德倫理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中國人完善了倫理學，倫理學是中國首要的科學。他還敏銳地看到了中國倫理與政治法律之間的關係。他說：「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出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大家庭。」[8]在伏爾泰看來，中國的倫理與法律是分不開的，法律不僅僅用以治罪，而且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碑掛匾。伏爾泰對儒家的倫理學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說：「這種道德，這種守法精神，加上對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國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來便是首席祭司，由他來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最有權威的預言者；皇帝的御旨幾乎從來都是關於道德的指示和聖訓。」伏爾泰在這裡看到了中國倫理的政治化的特點，指出了統治者以禮、忠、信道德體系維持統治的特點。

伏爾泰在《哲學詞典》中曾寫了一篇《中國教理問答》，多次談到中國倫理，他認為，「慎以修身」，「和以養體」，這是中國倫理的重要原則，這種原則要求的真正的品德是那些有益於社會的，像忠誠老師、寬宏大量、樂善好施、仁恕之道等等。他認為中國可以作為歐洲的榜樣，孔子可以作為歐洲的思想導師。在伏爾泰眼中，中國民族的道德風尚是高於西方人的道德的，像熱情好客、謙虛這些美德都很值得讚揚。

伏爾泰認為，倫理學是中國得以驕傲的學科，「由於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3、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輝煌。

伏爾泰認為，中國的金幣和銀幣是「亞洲人工藝歷史悠久的另一個證據。對中國的印刷技術，他給予了明確的肯定。很多西方人認為，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發明的。伏爾泰指出：「我們知道，這種印刷術是在木版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紀在美因茨首先利用的方法。在中國，在木版上刻方塊字的工藝更為完善。」他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卻沒有結出近代新的科學成果。如中國在上古時期就會使用大鐘，早於西方几百年，但中國卻未產生「優秀的物理學家」；中國發明了火藥，但卻只把它用來製造煙火，用於節日，沒有產生出極大刺激社會發展的熱兵器系列；中國人就發明了羅盤，但這對他們來說，只是純粹的玩物。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學技術雖然起步晚，但卻迅速使一切臻於完善。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科技的停滯不前？伏爾泰認為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對祖先傳下來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另一原因是中國人的語言性質。

4、中國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制國家。

伏爾泰在政治上，主張開明專制，反對君主專制，這是因為君主專制不守法律，任意剝奪人民生命財產的政治。他認為中國不是專制主義的國家，在他看來中國政體以寬容和法治而著稱。在伏爾泰看來，「獨裁政府是這樣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憑個人意志，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而中國不是這樣，他認為，一個國家要有自由，必須有全體成員都服從的法律，自由即法治。他極其推崇中國的皇帝能夠接受法律的約束，並稱「人類絕不可能想像比它（中國政府）更好的政府來。」伏爾泰極讚賞中國政府把宗教團體置於本身地位之下，他稱中國是「人們了解的古老國家中唯一從未受制於僧侶的國家。」伏爾泰認為，「他們的帝國組織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唯一把一切都建立在父權的基礎上的國家；是唯一對於在卸任時沒有受到萬民愛戴的外省巡撫要加以處分的國家。」伏爾泰認為：「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治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優秀的。」伏爾泰曾用熱情的詩句歌頌中國的皇帝乾隆：「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請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遠被來吾邦，黃河岸邊有整整一個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國之中，你的詩句總是如此美妙，但要當心巴黎會使你的月桂枯黃……」伏爾泰極讚揚科舉制度提供了這樣一種保障，即政府將以個人的才能為基礎，而非歐洲那樣，為世襲權力所支配，故科舉制不失為一種民主和平等的制度。他認為，中國官員的選拔需要經過嚴格考試，這些知識分子尊崇正義公道。他們不僅培養出良俗美德，還制定了充滿著「仁愛」的觀念法律。此外，中國的政府機構中還設有對皇帝行為評議進諫的制度，憑這種監察制度和融道德、習俗、宗教於一體的法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皇帝遵守某種規則而不易推行專制，無需貴族團體與君權相抗衡。他甚至認為，世界上肯定想像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了。

丨來 源丨伏爾泰《風俗論》

丨聲 明丨卑之毋甚高論，惟有勤而行之。勤而行之傳習社每天採擷中外人文藝術領域思想者的觀點文章、藝術家的最新作品與朋友們分享！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