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叛亂。

朱棣初起時，他已被解除兵權，他能調動的軍隊至多不過數千人。反觀朝廷這方面，動輒調兵數十萬，以舉國之人力、財力與一隅相爭，道義上也佔上風，為什麼竟會失敗呢？

　　隱忍不發對操之過急

仔細考察「靖難之變」，就會發現，雙方最高統帥素質的顯著差異，才是決定勝敗的根本原因。

首先，建文帝畢竟年輕，心躁氣浮。

建文帝即位後，掌握著處置諸藩的主動權，如果恩威並用，待時機成熟後，再對個別藩王予以處置，則諸王不得不就範。可是，建文帝即位後不到一年，即連廢五王。這就造成一種燕王除造反外無路可走的局面，也使國人對燕王產生同情，進而支持他。

反觀燕王朱棣，他雖早有奪位野心，但是，一直隱忍不發。術士袁珙給他看相，袁珙稱他為「異日太平天子」，他佯裝不解，將袁珙驅逐至通州。袁珙已登船準備沿運河南下，他才確信袁珙不是朝廷密探，將其召回，可見他是何等小心。

張昺、謝貴奉命率重兵包圍王府，燕王的問題本可一舉解決，但燕王假稱願意交出朝廷所要逮捕的屬下，張、謝被騙入府中被殺，圍府的軍隊迅速瓦解，形勢遂告逆轉。

後來，一直到攻入南京時，燕王仍然打著「奉天靖難」「清君側」「周公輔成王」的旗號，沒有宣布自己奪位的真實意圖，這不僅蒙蔽了大批官吏、民眾，甚至還使建文帝產生幻想。

　　奮不顧身對掉以輕心

建文帝總以為以全國之力撲滅燕軍不成問題，因而對此掉以輕心，這是他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燕王起兵後，北方戰火連天，建文帝卻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定官制等方面，似乎從未考慮親征，只是寄希望於李景隆這種徒有其表的人身上。建文四年（1942年）四月，燕軍打到淮河一帶，只因平安、徐輝祖、何福等打了幾次勝仗，朝廷就認為燕軍不足慮，竟召徐輝祖率軍回南京，致使平安、何福勢單力孤，燕軍乘機反攻，朝廷軍隊慘敗，失去了消滅燕軍的最後一次機會。

與建文帝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燕王每戰必全力以赴，身先士卒，鬥志旺盛；對雙方每位將領的特點、部隊的士氣、城池攻守的難易、地理形勢的利害、戰陣的得失等等，瞭然於胸。

白溝河大戰，燕軍初戰失利，戰至夜深收兵，燕王親率三騎殿後。因為迷失道路，燕王下馬伏地視河流，才辨出方向，回到營中。次日再戰，燕軍又敗，燕王親率七騎沖陣，朝廷軍隊箭如雨下，燕王坐騎三次被射倒，三次換馬，所帶三袋箭用盡，乃揮劍奮擊，終獲大勝。夾河大戰中，燕王親自督陣，及戰罷還營，滿面塵土，諸將都認不出，聽到聲音，才上前相見。加上他善於安撫將士，部下願意拚死效命。

　　堅定不移對左右搖擺

建文帝深受儒家仁義之說的影響。他對燕王既害怕，又下不了決心置之於死地，當斷不斷，患得患失，這是導致他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建文元年二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謀絕人，酷似太祖，且北平地勢雄峻，金元皆興起於此，應將燕王改封南昌，以絕後患。建文帝看過奏章後，將它藏在衣袖中，次日對卓敬說：「燕王骨肉至親。」卓敬說：「隋文帝和楊廣不是父子嗎？」建文帝沉默許久，結果說：「還是算了吧。」

及至燕王起兵，耿炳文率師北伐，本當一鼓作氣，剪除燕王，可建文帝對諸將說，一家之內開戰不祥之極，要將士們與燕王對壘時務必體會他的意思，不要讓他背上殺叔父的惡名，弄得將士們顧慮重重。後來在東昌大戰、夾河大戰中，將士們有多次殺死燕王的機會，但因為建文帝有言在先，不敢出手。

再看燕王，他從正式起兵開始，就從來沒有動搖過，一心要奪取皇位，至少要南北分治。耿炳文、李景隆先後率數十萬大軍來伐，燕王毫不畏懼，出戰之際每每「面有喜色」。每獲大勝之際，或遭大敗之後，燕王都不失時機地上書朝廷，自稱「臣燕王棣」，表明自己無意造反、有意罷兵，實際上則加緊布置，整軍備戰。

小河大戰中，燕軍連敗，驍將王真、李斌、陳文等皆戰死，將士們都要求暫渡小河休整；燕王則認為已到關鍵時刻，必須繼續進擊，否則將士解體，將無法挽回。但是，他說服不了諸將，只得下令：「要渡河的站左邊，不要渡河的站右邊。」結果大部分人都往左邊站，燕王大怒。幸虧大將朱能站出來支持燕王，燕軍才留下來，結果，取得了這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統帥個人的堅強意志，在這種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

《三國演義》寫曹操與袁紹交戰前，郭嘉分析曹操有十勝、袁紹有十敗，結果曹操以少勝多，一如所料。根據上面的分析，朱棣至少有三勝，建文帝也至少有三敗，因此，最後朱棣篡位成功就不是偶然的。

（摘自《日落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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