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毛主席辦家信

原標題：我為毛主席辦家信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作者｜沈棟年

1956年11月，毛澤東與親友在北京。

1950年5月上旬，我從中央團校第二期結業，分配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後改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協助處理群眾給毛主席的來信，直到1966年6月，歷時十六載。

由上至下依次為：毛澤東給楊開智、家鄉故交張維、表兄文澗泉、周世釗的信件手跡

毛主席的複信由我們抄錄留底拍照

毛主席非常重視人民群眾的來信，認為是黨和政府密切聯繫群眾的一條重要渠道。處理群眾來信，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建國前夕，毛主席指定他的政治秘書田家英負責處理，並每天選送一定數量的群眾來信給他親自閱覽。

後來，由於群眾來信不斷增加，田家英一人忙不過來，於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陸續調進一些同志協助處理。群眾來信按內容分類，分工負責辦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親戚、朋友的來信，劃為舊誼類，我就協助田家英處理這類信件。

毛主席的親戚、朋友的來信，一般都要送給毛主席親自閱讀。我們收到的這類信件，其中有少數是錯認主席為親友和冒充主席親友的，所以我們首先要加以分辨。為了提高分辨能力，需要熟悉主席的家庭和個人的歷史情況，為此我曾閱讀了肖三和李銳先後寫的關於毛主席青少年時期活動的兩本書。

對以毛主席親友名義郵寄來的所有信件，我們首先通過閱讀分辨，把有明顯錯誤或冒充主席親友的信件挑出來另行處理，其餘的送給毛主席。在給毛主席送閱前，先登記，摘錄主要內容，建立檔案。送閱時，在原信封上貼一紙條，寫明來信人姓名，用一句話概括來信的內容。如：「某某，敘別情」、「某某，求見」、「某某，要求介紹工作」、「某某，反映農村缺糧情況」等等。因為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很忙，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使毛主席可以一眼就知道來信的主要內容，以便區分輕重緩急，安排適當時間閱讀、回復和處理。

毛主席看重親情，珍視舊誼，對親戚朋友的來信，他都親自寫信回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寫的複信比較多，例如僅在1950年5月的一個月中，他給親友的複信就多達十餘封。毛主席的複信，在一般情況下是連同親友來信一起退回秘書室。當時毛主席的複信大多是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信箋、信封，我們為了保密和安全，都把毛主席的複信套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信封里，然後經郵局挂號寄發。

毛主席交給我們的複信，有不封口的，也有封了口的。但最初不管封口不封口，我們都要打開抄錄下來，和親友的信一起存檔。有一次，一封已經封了口的複信交到我們這裡後，我們照例打開進行謄抄。這時，大概是毛主席覺得複信中有的字句需要再斟酌並做些修改，遂我們又將那封複信從秘書室索回。

那封複信送回到毛主席那裡時，毛主席發現封了口的信封被拆開了，便查問究竟。田家英就此向毛主席說明，這樣做是為了抄錄留底作為資料保存，以備日後查考。毛主席聽後表示同意，約定今後他的複信交給秘書室時不再封口，由我們抄錄留底。但若是封了口的信，則是不許拆開、不要抄存的。

然而從那以後，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給親友的複信送到秘書室時就再沒有封了口的了。我們除抄錄留存以外，還請攝影科拍照留底。這樣，所有主席複信的珍貴手跡，都得以照片的形式保存了下來。

進駐北平後主席最早接到楊開慧哥哥寫的信

在我的記憶中，當中共中央首腦機關進駐北平之後，最早給毛主席來信的親友，是在湖南長沙市的楊開智和周世釗。

楊開智是毛主席夫人楊開慧的哥哥，他來信報告了家人的情況。毛主席看了他的來信，得知楊開慧的母親還健在，非常高興。他立即給楊開智回了信，表示欣慰。

後來在1950年4月，他親派長子毛岸英赴湖南長沙，帶著人蔘、鹿茸等禮物去探望楊老夫人，併到長沙板倉祭掃了楊開慧墓。毛岸英行前，毛主席給楊開慧母親向振熙寫了封信，通報毛岸英的行程。此外，他還給楊開智去了一封信，請楊開智夫婦對毛岸英到長沙後的探望、祭掃活動給予指點。

1960年，楊老夫人向振熙九十壽辰，毛主席為此寫信給楊開慧的堂妹楊開英，托她送禮祝賀。兩年後，楊老夫人辭世。毛主席又致信弔唁，並對楊家人說：「葬儀，可以與楊開慧同志——我的親愛的夫人同穴。我們兩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周世釗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同學，也是毛主席早年組織的新民學會會員，來信之際他正任母校湖南第一師範的校長。周世釗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德高望重，毛主席對他很尊重。每次收到他的來信，毛主席都在極短期的時間內就寫複信。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許多年間，毛主席和周世釗不斷有書信往來，互致問候，彼此寄贈詩詞，討論各種問題，而且還數次會面暢談。我記得1956年毛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後，填了《水調歌頭?長江》一詞，就在這之後不久他就將這首詞抄錄於給周世釗的信中，請周「審正」。這首詞，就是後來公開發表時人們看到的《水調歌頭?游泳》。

親友來北京的費用從主席收入中支付

在親友給毛主席的來信中，除了敘述親情舊誼以外，還有要求來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有要求介紹工作的，有訴說生活困難的，有反映情況的，等等。毛主席對要求來北京探望的，有計劃地做了安排。最先獲得毛主席同意來北京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

毛宇居是主席的堂兄，又是毛主席幼時在私塾讀書時的老師。他大約是在1950年秋天來的北京，來時我參與了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裡住。他住進中南海後毛主席很快接見了他，向他了解了不少故鄉和親友的情況。

在毛宇居之後，經毛主席同意來北京會面的還有湘潭韶山的堂弟毛澤榮、毛澤連，幼時私塾同學和鄰居鄒普勛，湘鄉唐家垞毛主席的表兄文澗泉、文運昌、表弟文東仙、表侄文九明、湖南第一師範同學蔣竹如等人。毛主席親友來北京的路費和食宿費用，都是由毛主席負擔，從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

對要介紹工作的，「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對親友來信要求介紹工作的，毛主席都一概婉言推辭。毛主席少年時的同學毛森品就曾要求幫助介紹工作，毛主席回信說：「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群眾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地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為然否？」

毛主席表兄文運昌，也曾致信毛主席要求幫助解決工作問題。由於在給文運昌回信婉拒後，一直沒有看到文運昌的回復，毛主席又在給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提到這件事，信中說：「運昌兄給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縣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沒有？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

最有說服力的事例，就是勸說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放棄來京工作。在中共中央進駐北平，緊鑼密鼓籌建新的人民政府那段日子，毛主席收到了楊開慧哥哥楊開智的幾封來信。楊開智信中除了告知楊家的近情之外，還流露出想到北平（10月1日後為北京）並希望得到較為理想工作安排的念頭。

看了楊開智的信，毛主席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第四天給他複信，要他打消這些念頭：「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市政府為難。」從語氣上看毛主席用了相當嚴肅的口吻。

顯然，在給楊開智複信表述了自己的意見後，毛主席大概還是對他的意見能否為自己親屬們不折不扣地採納有些疑慮，於是他就在當天又給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市軍管會副主任的王首道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使用的是同樣非常嚴肅的口吻：「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毛主席接濟過很多親友同學

毛主席對親友的生活情況是關心的，例如他在1950年5月12日給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就詢問親友的情況：「……十哥、十七哥還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你說鄉里缺糧，政府不發，不知現在怎麼樣？還是缺糧嗎？政府一點辦法也沒想嗎？來信時請詳為告我。」

但是，毛主席從不憑藉自己的地位為自己的親屬謀取特殊照顧。

1950年5月初，毛主席因從親友的信中得知家鄉缺糧的情形，遂在那一段時間裡在給其他親友的複信中總會附帶詢問一下有關的情況。他在給表兄文澗泉的回信中就問道：「唐家垞現在尚有多少人，有飯吃否？」

文家兄弟在隨後的回信中反映了當地的一些問題，同時在信中說到自家生活的困難，要求給予救濟。毛主席看完來信後，將原信轉給湘鄉縣政府負責人，除請調查文家兄弟反映的問題外，他還特別告知湘鄉縣的領導：「至於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中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予特殊的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滿。」

對於來信訴說家庭生活困難的親友，毛主席多數都是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部分給予接濟，其中多數是從他的稿費收入中支出的。毛主席的堂兄弟毛澤連、毛澤榮、外甥陳國生、同學譚世瑛、易南屏、鄒普勛等人，都曾得到過毛主席的接濟。

1950年四五月間，毛主席接到堂兄毛宇居幾封來信，信中提到毛主席當年私塾的同學和鄰居鄒普勛身體不好，生活困難。毛主席遂在給毛宇居的複信中說：「鄒普勛（亨二）如十分困難，病情又重時，如兄手中寬裕時，請酌為接濟若干，容後由弟歸還。」

陳玉英是毛主席夫人楊開慧家的保姆，她於1951年12月寫信給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給她回了信，對她因楊開慧而遭受國民黨迫害，堅定不屈的表現加以稱讚。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如她的生活有困難，可以給予幫助。後來，陳玉英的女兒孫佩君在初中畢業時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要求幫助她解決升學問題。毛主席馬上寫回信告訴她：「升學的事，我不宜於向學校寫信，能否錄取，聽憑學校。」但在同時給她寄去了錢，幫助她家解決經濟上的困難。不久，孫佩君來信告知她考取了一個專科學校，毛主席看了信交代我們說，以後每年定期給她寄錢，資助她上學。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湯璪真，是毛主席過去的同學，他的妻子張敬之是家庭婦女。湯璪真去世後，因為家中有好幾個孩子，張敬之的日子過的非常艱難。無奈中她向毛主席求助，毛主席在接信後也囑咐我們，對湯家定期給予接濟。

毛主席對親友的接濟，一次少則一百元，多則上千元，都是從他的稿費中支付的。這些事都是由我經辦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請田家英簽字，到為毛主席保管稿費的特別會計室領取現金，然後由我直接送去或通過郵局匯寄。

「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對親友來信提出的一些符合情理的要求，毛主席通常都是盡量予以滿足。

張維是毛主席早年交往較多的故鄉友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當教授。1950年9月，他在給毛主席的信中提到自己母親八十壽辰。毛主席回信中寫道：「無以為贈，寫了幾個字，借致慶賀之忱。」他將自己寫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八個字，夾在複信中寄給了張維。

羅元鯤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歷史教員。他於1952年10月來信，要求毛主席為當年也在一師執教的國文教員袁吉六題寫墓碑。毛主席慨然應允，題寫了「袁吉六先生之墓」，隨回信給羅元鯤寄去。

1963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校長張干來信，說他年老有病，要求將他女兒調回湖南工作，以便對他照顧。其時張干已經79歲了，在20世紀60年代確屬高齡老者。毛主席在看了張乾的信後，曾給予幫助解決此事。他在給一師老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老校長張干先生，寄我兩信……他叫我設法助其女兒返湘工作，以便侍養。此事我正在辦，未知能辦得到否？如辦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請你暇時找張先生一敘，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難，是否需要協助？敘談結果，見告為荷。」

毛主席對親戚是深愛的，對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時又要求他們自律自重，不能因為與自己沾親帶故就可以搞特殊。

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來信，反映湘鄉唐家坨毛主席舅家的文氏兄弟，不大尊重鄉政府等情況，並表明自己的批評態度。毛主席見信後，隨即給唐家坨所在的石城鄉黨支部和鄉政府寫了一封信。

毛主席在信中說：「我的親戚唐家坨文家，過去幾年常有人來北京看我。回去後，有一些人驕傲起來，不大服政府管，這是不對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里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望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在信的最後，毛主席寫道：「請你們將我這信及文炳璋的給唐家坨大人們看看，幫助他們改正缺點錯誤。我相信，只要我和你們都採取正確的態度，只要他們不固執成見，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是可以改正，並會有進步的。」

在主席的批評教育和當地鄉黨支部、政府的幫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點，有了很大進步。1962年四五月間，我到湖南湘鄉的唐家垞了解情況時，見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澗泉已年過八旬，尚在田間勞動。

「你應當在新舊社會的根本變化上去看問題」

毛主席對親友來信反映情況很歡迎，他把這作為了解實際情況的一條渠道。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來信談到當地鄉間缺糧的問題，毛主席5月11日複信表示感謝，並要他再來信時詳細告知缺糧的情況。

1950年5月15日，毛主席在給堂兄毛宇居的信中，特別囑咐：「鄉間情況，尚望隨時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給他湖南省高等中學同學易南屏複信中也說：「鄉間情形，尚祈時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來信，說他有一些關於鄉間情況想要反映。毛主席看了他的信，於10月26日回信同意表侄來京當面詳談，並在信中說明「自備路費，由我補發」。

譚世瑛是毛主席小時候在湘鄉東山學校上學時的同學，他於1955年五六月間幾次給毛主席寫信，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對待。他在信中說他是貧農成分，做過幾十年教員，只在國民黨的縣政府當過五個月科員，並未做壞事。然而因他的兩個兒子有血債被槍決，他也被管制一年，現在管制雖被解除，卻仍不許他加入農會。

毛主席在接信後，親自去信向湘鄉縣委了解情況。湘鄉縣委專就此事向毛主席報告說，譚世瑛的兩個兒子確實有罪，而且是在寬大後繼續犯罪，政府處理是應該的。譚世瑛是在對待兩個兒子的問題上態度不正確，因而給予一年管制，他並無其他罪行，一年後即已解除管制。

見湘鄉縣委報告後，毛主席於6月8日給譚世瑛複信，告訴他，當地政府對待他是公道的，並在信中開導譚世瑛：「你應當在新舊社會的根本變化上去看問題，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緒轉變過來。這樣就可以想開些，把一些缺點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產。最要緊的是服從政府法令，聽幹部們的話。這樣，幾年之後，人們對你的態度就會好些了。」

在我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工作十餘年間，一直擔負著協助處理毛主席親戚朋友來信的工作。毛主席在處理同親戚朋友的關係方面，既堅持了黨的原則和政策，又繼承了中華民族尊重親情友誼的傳統美德，這是我一再親身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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