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莉： 三十年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範式之轉換

原標題：李長莉： 三十年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範式之轉換

文章原刊：《河北學刊》2018年第2期。史學研究公號

摘要：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復興30年來, 相繼出現了「現代化」、「本土現代性」、「社會與國家」、「社會治理」等四類影響較大的研究範式, 推動著學科不斷走向新的廣度、高度與深度。但作為以研究本土經驗為主旨的學科, 尚缺乏有效回應現實問題的重大理論成果, 對於西方經驗與理論已無力解釋的「中國道路」這一世界理論難題, 也還沒有提出得到廣泛認可的本土解釋理論。展望未來, 從「社會治理」著眼, 在全球化視野下, 向社會建設與發展維度方向拓展, 可能會推動我們對中國近代社會治理與發展取得更深入的認識, 為當今中國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良治社會與善治社會, 提出有益的歷史啟示和理論闡釋。由此可能會形成新的研究範式, 引領學科在理論創新上取得新突破、新進展。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復興以來, 迄今已走過30年歷程。期間, 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發展不斷成熟。據初步統計, 30年來發表論文總量達5000篇, 出版著作約千部;近年年均發表論文約500篇、出版論著近百部, 且以遞增速度增長, 同時研究領域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展, 研究方法多有創新, 可謂發展迅速、成績斐然。【(1) 筆者曾對30年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發展概況及研究方法作過綜評, 參見《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三十年發展趨勢與瓶頸》 (《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近三十年中國社會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社會史學科的主旨, 是通過考察歷史上普遍而具體的社會現象, 探究社會的內在結構、演變機制及發展趨向, 提出對社會歷史變遷本質的解釋與認知, 為今人提供認識人類境遇及未來走向的經驗性啟示與理論。從這一學科目標著眼, 審視當前的研究狀況, 還存在一些不足與缺陷, 集中表現為三點:一是許多成果仍停留在還原歷史的基礎性研究, 缺乏對社會變遷本質性問題的精深解釋;二是不少成果為舊論題與舊框架下的同質性、重複性研究, 缺乏實質性的深入開拓與突破;三是面對當代中國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現實課題, 缺乏有效回應的理論建構及成果, 對於西方經驗與理論已無力解釋的「中國道路」這一當今世界學術領域的理論之謎, 中國社會史作為以研究本土經驗為主旨的學科尚未提出被理論界廣泛認可的本土解釋理論。這些缺陷造成的直接後果是, 本學科許多研究成果的知識交流僅限於狹窄的專業或專題範圍之內, 難以進入普遍性知識和公共理論交流平台, 更難以進入理論創新的主流之中, 這種狀況已形成制約學科價值提升的瓶頸。

欲尋求學科進一步發展的突破, 從「研究範式」層面進行反省及開拓, 應是一個有效途徑。本文所謂「研究範式」 (或稱「理論分析框架」) , 系指在史學研究實踐中基於某種核心理論而形成的帶有一定趨向性和導向性的研究路徑、中心問題、認知範疇及分析框架, 且形成一定的規模性影響。回顧中國近代社會史30年來的研究實踐, 相繼形成了「現代化」、「本土現代性」、「社會與國家」、「社會治理」等影響較大的「研究範式」, 在不同階段形成廣受關注的熱點, 產生了一定的導向性和規模性影響, 成為許多研究成果或顯或隱的主導路向和特徵。對於這幾類「研究範式」的相關內容, 以往一些學術綜述中也有所涉及, 但有的並非是從「研究範式」或「理論框架」這一宏觀層面作考察, 有的只是對某個研究範式的專題評述, 尚未見將30年間這些「研究範式」聯繫起來作總體考察、集中梳理及轉換邏輯的反省。本文即從此點作一探討, 並對研究範式的進一步發展作一展望。

一、「現代化」範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30年間, 中國近代史以政治史為中心的「革命史範式」為主導, 而自改革開放後, 思想解放, 實事求是, 黨和國家的發展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 促使人們開始反省和審視中國現代化為何沒有成功?史學研究者也開始拋棄「革命史範式」的認識框架, 從反省現代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近代發展歷程。1986年舉辦的第一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 提倡研究作為中國現代化基礎和土壤的社會史, 以求探索中國社會與現代化的關係, 由此標誌著中國社會史研究開始復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中國社會史研究就是從反省現代化起步, 且成為社會史復興時期的主題。這樣一種以現代化變遷為主線的社會史書寫和解釋模式, 後被理論界、學術界稱為「現代化範式」。中國社會史研究由於直接從「現代化範式」起步, 較少受「革命史範式」舊有模式的束縛, 加之研究視角和理論方法的創新, 因而呈現出不同於以往史學的新面貌和新氣象。

以「現代化範式」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主要表現為以下理路:以西方現代化為標準及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目標, 按照現代化元素和模型, 對照查找中國近代社會的對應元素及發展狀況。在這種解釋框架下, 中國近代社會即是由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向西方式現代工業化社會轉變的過程, 而這種轉變的速度之慢、範圍之小、道路之曲折、不全面、不徹底等即是造成中國現代化不成功的原因。在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初期, 學術界在「現代化範式」主導下, 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狀況、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現代化的曲折與不成功、與西方現代化相比的缺失等等展開一系列研究, 推出了一批不同於「革命史範式」且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開啟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新方向, 奠定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基礎。對於這一研究狀況, 迄今已有不少評述, 尤以喬志強和行龍在1998年撰文所作闡述比較集中與全面, 文中對中國社會近代化變遷的過程、特徵和階段分別作了概括[1]。

「現代化範式」在1980—1990年代社會史復興時期是主流解釋理論, 為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奠定了基礎, 並推動了學科的初期發展, 其價值主要體現為以下三點:

一是研究重心「回歸社會」。將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目標確立為現代化, 取代政治革命為核心價值, 並由此反省和探索中西比較下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缺陷、障礙與艱難曲折, 研究重心由以往政治鬥爭、革命運動轉向社會本身, 重點研究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狀況等各社會要素的現代化程度及與現代化變革的關係。

二是研究視角「眼光下移」。鑒於現代化是社會全面、整體性變革, 因而將研究領域擴展到社會各個方面, 研究視角和關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層精英階層, 轉向社會與民眾, 大大擴展了研究領域。

三是理論方法更新。在「實證」這一史學基本方法基礎上, 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理論方法, 提高了歷史分析力與解釋力, 使歷史研究得到現代理論方法上的提升。重視理論反省與方法更新, 也成為社會史研究不同於以往史學研究的一大學科特徵。

在「現代化範式」研究實踐經過一段發展後, 顯現出一些缺陷, 對此已有學術界的反省與共識, 歸納起來主要有三: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現代化論, 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國社會, 而忽視中國社會發展的本土特性和內在邏輯;二是用傳統向現代的單線性、目的論概括中國近代社會變遷過程, 過於簡單化, 而忽視了社會變遷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三是以「傳統—現代」、「中國—西方」、「落後—進步」等二元對立價值論劃分及評判社會現象, 失之於概念化、表面化。由此, 學術界、理論界開始力求克服這些缺陷, 以期尋求超越「現代化範式」的新突破。

二、「本土現代性」範式

進入1990年代後, 一些研究者在反省現代化範式缺陷基礎上, 力求立足中國本土社會, 挖掘中國社會自身內在與現代化相關因素, 逐漸形成新的研究範式———「本土現代性範式」。

這一範式轉向, 既有中國社會史學術深化的內在動力, 也與中國的現實發展有關, 還有國際思潮影響的背景。1980年代以後, 西方反省現代化的後現代思潮興起, 「西方中心」的現代化單一模式受到質疑, 出現多元文化觀基礎上的「現代性理論」。這種多元現代化理論的一個現實例證, 就是當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社會快速轉型, 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認為中國走上一條不同於西方而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由此引發了中外人士對「西方中心觀」下以西方模式為唯一模板的「現代化範式」解釋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質疑, 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開始出現由「西方中心觀」向「中國中心觀」轉向[2]。

1990年代後, 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下, 國內社會史研究者對歷史的思考也在加深。在反省現代化思潮影響及學術內在反省的雙重作用下, 一些學者開始對「西方中心」的「現代化範式」進行反省與矯正, 在研究實踐中轉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國近代社會本身的狀況, 研究本土社會文化資源與近代化社會變遷的關係, 注重探索傳統與現代的連續性, 以尋求中國社會現代化經驗的地方性與普遍性的統一。這種立足中國本土探索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理論框架可稱之為「本土現代性範式」。其主要理路:是以世界現代化的一些普遍特徵, 如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觀念理性化等為基本指標, 從中國本土探索其內在社會文化資源,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其主要認識思路:是注重關注傳統與現代的連續性, 注重傳統內在的與現代化元素相契合、或能夠發生創造性轉化的元素及形式。

「本土現代性範式」在具體研究實踐中, 主要特徵是由宏觀漸入微觀, 由籠統走向具體, 出現兩個新興的研究路向:

一是區域史研究興起, 即以一定地域範圍的地方性社會狀況及社會各元素之間的關係為研究對象, 考察地方社會結構、關係網路、制度運作等。一般以行政區劃、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等形成的具有某種共同性的區域為研究單位。區域史研究在1990年代中期興起, 形成研究熱點, 這從每兩年一次的中國社會史年會主題中便可以反映出來。1994年, 第五屆會議主題為「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1996年, 第六屆會議議題之一是「區域社會比較研究」;1998年, 第七屆會議主題為「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2002年, 第九屆會議主題為「國家、地方民眾互動與社會變遷」。區域史研究成為長期興旺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 對此已有論者作過綜述[3]。

二是微觀史、個案研究興起。研究者關注的重心從宏觀建構向微觀研究轉向, 表現為研究論題由宏大敘事轉向個案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個案, 如某個城市、村莊、團體、家族、個人、事件、現象、載體等, 進行具體、深入、細緻地考察與剖析, 或稱之為「深描」, 以求探索其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特點。【(1) 關於微觀史與個案研究, 筆者曾在《近三十年中國社會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一文中作過討論。】

區域史和微觀史研究在1990年代興起後逐漸成為普遍流行的研究路向, 反映了「本土現代性範式」的研究取向。這一新研究範式是對「現代化範式」反省基礎上的深化與超越, 體現了研究重心回歸本土, 立足於中國本土社會實際進行研究, 注意發掘本土傳統與現代化的連續性, 探索地方經驗。由此產生的許多成果雖然仍是在普遍現代性價值框架下來評述中國近代社會變遷, 但不再停留在貼著現代化標籤的空泛、西化的概念上, 而是回歸到本土實際, 也不再是用西方現代化標籤來概括中國社會元素, 而是直接呈現中國社會本真面貌, 還原中國社會實態。研究方法趨向微觀化、具體化, 力求深入、細緻地觀察中國社會內部的各個方面, 甚至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但隨著研究成果的積累, 研究領域的拓展, 「本土現代性」研究範式也顯現出一些缺陷, 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這些區域史或微觀研究的重心雖然回歸中國、立足本土, 但往往隱含的現代性價值標準仍然是西方現代化模式, 是一種「隱性的西方中心」, 仍未提出本土內在的理論解釋;二是往往偏重「深描」、還原具體史實, 而缺少宏觀觀照和理論分析, 有「平面化」之弊;三是有些個案研究過於細碎、零散, 缺少整體性觀照與普遍聯繫, 因而缺乏普遍性價值, 呈現「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開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專欄, 多位學者對社會史研究中「碎片化」問題作了分析與反省, 提倡應將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

三、「社會與國家」範式

到1990年代中期, 在反省「本土現代性範式」的缺陷、探索新的研究路向時, 西方政治社會學「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理論被引入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領域, 形成「社會與國家」研究範式。這一理論將基於個人權利的「市民社會」 (亦稱「公民社會」) 視為現代化的重要元素, 研究基於公共權力的國家干預與基於個人權利的社會自治之間的互動關係。1990年代以後, 伴隨當代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出現諸多新問題, 引起人們關注, 這一理論遂被引入國內, 成為理論界、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之一。由於這一現實問題與中國近代社會變遷有一定的延續與同構關係, 因而被中國近代社會史學者借鑒及引用。「社會與國家」理論框架實際上是「本土現代性範式」的深化, 意在探討作為社會現代化重要標誌的「市民社會」 (「公民社會」) 在中國近代是否形成, 以及影響現代化進程的兩大因素———國家與社會之間如何互動及效應怎樣, 這其實也是要回答中國本土現代性如何實現的問題。

中國近代社會史運用「社會與國家」理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互動等論題, 主要研究領域是城市史、區域社會史、社會生活、民間組織、救災慈善、法律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借鑒這一理論來考察和分析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相關問題, 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業、社區、公園、娛樂場所等「公共空間」, 研究行會、商會、學會、民間組織等「公共領域」, 研究公共交通、公共衛生、慈善等「公共事業」, 研究城市商業生活及大眾娛樂生活等「公共生活」, 研究報刊、集會、演講等「公共輿論」, 等等。這些因研究對象差異而出現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公共事業」、「公共輿論」等概念, 都是運用「社會與國家」理論作為研究框架, 逐漸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的一個流行理論。這些概念雖然仍然具有作為政治社會學意義的「公共領域」的基本含意, 但在多數研究者的具體使用中, 已經更加貼近中國本土歷史的實際狀況, 并力求探索中國近代史上民間社會各種「公共性」的具體形態及特性。雖然研究者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公共領域、公共空間、市民社會等具體內涵的認知和界定有所不同, 但「公共領域」理論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運用, 表明這些學者認為運用這一理論認識和分析中國近代社會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作為踐行這一理論的代表性學者, 朱英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 (《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一文中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狀況作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總結和評述。【 (1) 文中作者用的是「社會與國家」, 大概意在突出以社會為重心的學科視角。除此文外, 還有其他相關綜述文章, 如張志東《中國學者關於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問題的研究:現狀與思考》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徐松如等《關於國家、民眾、地方相互關係的理論與研究概述》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 鄧京力《「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在中國史領域的應用》 (《史學月刊》2004年第12期) , 閔傑《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研究10年回顧》 (《史林》2005年第1期) 。】文中還對一些批評觀點作了辨析, 如有批評認為市民社會理論帶有「西方中心」價值取向, 不適合作為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理論工具;還有批評指出運用這一理論的研究僅限於大城市市民的「中產階級公共領域」, 而無法揭示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錯綜複雜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些批評指出了「社會與國家」研究範式經過了早期發展, 尚有待完善與深入拓展的方向。

從研究範式轉換角度來看, 「社會與國家」理論對「本土現代性」範式下研究平面化、碎片化傾向有所矯正, 注重探討國家與社會的聯繫與互動, 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關係, 對近代社會狀況及其變遷提出了理論層面的解釋, 使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達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對中國社會公共領域、民間力量的研究, 實則是對本土現代性的深化, 是挖掘現代性的本土基礎和資源, 探索本土現代性的實際狀況、社會力量及具體形態。社會與國家的關係, 揭示了中國近代社會中蘊藏著的現代性內在元素及能動性, 這種研究方向指向了探索中國道路的內在特性。因此, 這一理論至今仍然是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中被廣泛運用的一個熱門理論。

四、「社會治理」範式

在「社會與國家」理論框架下, 深入思考社會與國家的權力互動關係, 最終指向的是社會效果。而如果從社會效果著眼觀察的話, 則不只是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係發生作用, 而是還有其他多種因素參與下綜合作用的結果。考察何種因素參與社會、以怎樣的方式綜合發生作用, 以及形成了怎樣的社會效果, 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會效果, 形成良治社會, 概括這一過程的一個理論概念就是「社會治理」。

「社會治理」也是一個政治社會學概念, 是在多元現代性觀念基礎上, 深入探索不同社會良性發展的理論路向。進入21世紀以後, 中國經濟和社會急劇轉型引起社會結構及利益格局變動, 社會矛盾增多, 社會問題叢生, 對政府治理能力形成嚴峻挑戰。如何調整和改善治理方式, 以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 保障國家穩定與發展, 成為社會學、政治學及理論界所關注的重大問題, 一些相關的西方理論由此被介紹進來, 直至2013年,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被確立為國家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理論界及現實中「社會治理」問題的凸顯, 也引起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者的關注。大致從2005年以後, 一些研究者開始從「社會治理」視角選擇切入點, 將「社會治理」、「社會管理」、「社會控制」、「社會秩序」等相關係列概念作為研究論題或中心問題, 形成以「社會治理」為中心的新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

近十年來, 從「社會治理」視角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成果逐漸增多, 漸成規模, 開始形成引起關注的新研究路向。黃超《近二十年來國內近代中國社會治理研究發展概述》 (《現代交際》2016年第10期) 一文, 從社會治理模式、人物治理思想、制度治理變化等三個方面對近代中國社會治理的研究成果作了綜述。但其選擇研究成果範圍比較寬泛, 對「社會治理」的界定也比較簡略, 從社會史學科角度的總結評述還不夠清晰與全面。由於「社會治理」範式的研究是近十年來新興的趨向, 對其研究成果還缺乏比較全面、清晰的清理與評述, 故本文稍作詳述。

研究論著的論題, 集中反映其研究的中心問題, 筆者利用多個期刊、書籍網路資料庫, 以「社會治理」、「管理」、「控制」、「秩序」等關鍵詞檢索中國近代史論著, 搜到標題中有這些關鍵詞的論著有幾十篇 (部) , 多為2005年以後出現的成果, 尤以近年比較集中, 而在199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 反映了「社會治理」研究是近十年來興起的新趨向。此外, 還有更多成果雖然標題中沒有這些關鍵詞, 但實際內容屬於這一範疇或與此相關, 這類成果數量更多, 難以統計。下面以檢索標題中有這些關鍵詞的研究成果為主體作一梳理與分析, 應能反映「社會治理」研究的主流狀況。綜觀這些研究成果, 比較集中在鄉村治理、城市治理、制度治理、問題治理等幾個領域, 下面分別簡要評述。

一) 鄉村治理

中國近代社會以農村為主體, 八成以上人口在農村, 縣治下的鄉村是中國的基層社會, 也是社會結構的基盤。在以往「現代化」範式下, 注重代表現代化標誌、走在現代化先頭的城市。後來尋求「本土現代性」對此有所矯正, 回歸本土與鄉村, 有了區域與鄉村研究的興起。「社會與國家」理論關注的重心又回到城市。但要追究國家與社會力量對中國社會整體發生作用的實際效果, 又必須首先回到中國社會的主體———鄉村, 覆蓋絕大多數人口的廣大鄉村, 才是檢驗社會治理效能的主要承載體。考察中國近代國家治理、社會自治, 也必須從中國社會的主體———鄉村開始, 因為這裡是中國本土傳統社會治理的原生形態, 是社會治理近代化變革的基礎和基點, 也是決定社會治理成效的主體領域。因此, 「鄉村治理」受到研究者的集中關注。

在中國近代鄉村治理模式變遷過程中, 既有傳統的延續, 也有近代的變革, 體現為來自上方的國家權力與鄉村內在力量的交互作用, 這是鄉村治理變遷的主軸, 也是研究的一個重心所在。有一些從長時段、宏觀史角度對中國近代以來鄉村治理問題的研究, 如張健《中國社會歷史變遷中的鄉村治理研究》 (中國農業出版社2012年版) 一書, 以國家治權、鄉村精英和農民三種鄉村力量為分析框架, 考察了從中國古代至改革開放各個時代, 國家在鄉村的權力配置方式、鄉村精英的權威基礎以及農民的行動邏輯對鄉村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的影響, 對於傳統與近代鄉村治理模式及績效分別作了分析。當然, 更多成果是對某一具體歷史時期或具體個案作的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如任吉東《多元性與一體化:近代華北鄉村社會治理》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 一書, 通過對近代河北寶坻縣和獲鹿縣的鄉村治理進行深入研究及比較, 探討了傳統鄉村社會治理向近代轉型起點的原型狀態, 指出近代國家政權建設對鄉村的改造出現一體化趨勢, 但在國家一體化行政體系完成後, 鄉村治理由於鄉村內生秩序不同而呈現多元性形態。這一研究揭示了近代華北鄉村治理多元性內核與一體化模式並存並行的實態。任吉東還對近代獲鹿縣新式學堂與鄉村治理的關係作了個案分析[4]。劉瓊從傳統的接續與現代性的生髮角度對英租威海衛鄉村治理作了個案研究[5]。

在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中, 中共對鄉村治理最為重視, 治理成效較為顯著, 影響深遠, 並因之備受研究者關注。抗戰時期, 中共在一些根據地開展的土地改革及鄉村改革, 是中共農村政策及鄉村治理的早期探索, 為中共對農村的改造與治理積累了最初經驗。有多篇專題論文對中共在一些抗日根據地的鄉村治理情況作了研究, 如李里鋒《革命中的鄉村———土地改革運動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 (《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夏松濤《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的民生問題與鄉村治理》 (《晉陽學刊》2013年第3期) 等。

還有對參與鄉村治理的一些重要元素作專題研究。如鄉紳是鄉村精英、鄉民自治的支柱, 也是官府與鄉民之間的紐帶, 是國家對鄉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 因此鄉紳在近代鄉村治理中的狀況及變化也是一個研究重點。楊銀權《清朝陝西地方社會治理視野下的士紳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一書指出, 清代陝西鄉紳參與地方社會治理的主要形式是官紳合作, 許多士紳在地方官員委託下參與了地方社會大型公共工程, 如橋樑水利、書院學校、廟宇城池的興建等。李巨瀾《近代鄉紳劣化的成因———以蘇北為個案的研究》 (《學海》2007年第5期) 一文認為, 民國時期, 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出現了傳統鄉紳階層劣化的現象, 這是傳統社會控制結構失衡之後的特殊產物, 該文對近代蘇北鄉紳劣化的成因作了分析。農會是清末以後出現的新型農民組織, 成為鄉村治理中的一種新元素, 有對農會在鄉村治理中的活動及作用作專題研究。如胡明、盛邦躍《鄉村動員與鄉村控制———對民國江蘇農會考察》 (《農業考古》2010年第1期) 一文指出, 宗族、保甲是近代之前中國鄉村中主要的組織形態, 其管理人員都來自鄉村本身, 國家通過這些組織實現對鄉村的控制和對鄉村資源的動員。清末之後宗族、保甲制度鬆弛, 清政府在實行「新政」中試圖在鄉村中建立「開通智識、改良種植、聯合社會」的農會組織, 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 但是在鄉村中, 農會並沒能有效發揮其改革農業、實現聯合鄉村社會的功能。鄉規民約是傳統鄉村自治的一種形式, 體現了在國家政權縣以下鄉村依靠自身文化習俗力量進行鄉民自治, 這一傳統在近代有延續也有演變, 仍然發揮著一定作用。這方面研究成果有馬馨《明清時期鄉約運行機制研究》 (南開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 、李亞樂《清末民初桂北地區鄉規民約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 等等。

「鄉村治理」是有關「社會治理」研究中成果數量較多且最具本土特色的領域, 關於近代鄉村治理中各種新舊元素的參與、糾葛、興衰、替代與演變, 國家力量與鄉村自身力量的互動、消長、重構與衍化, 有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本土解釋, 揭示了中國近代鄉村治理的實態。

(二) 城市治理

城市化、工商化是社會現代化的主要特徵, 城市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火車頭和橋頭堡, 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革首先是從城市開始的, 城市治理也是社會治理近代轉型的重要標誌, 因此也是一個研究比較集中的領域, 研究者的關注重點, 從以往「社會與國家」範式下注重「市民社會」, 轉向從城市治理視角對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研究。

城市治理首先反映在政府對城市的管理, 市政建設與管理是主要形式。關於近代城市市政史, 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如張忠《哈爾濱早期市政近代化研究 (1898—1931) 》 (吉林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喻婷《近代武漢城市規劃制度研究》 (武漢理工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等。

有一些從城市治理角度對政府力量與某些城市社會群體之間的管理治理與被管理治理互動關係的研究成果。對城市民間組織、社團在城市社會治理中地位與作用的研究, 如郭彥軍《近代上海社團發展及其社會管理意義研究》 (中共中央黨校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徐文彬《明清以來自然災害與民間組織應對———以福州救火會為論述中心》 (復旦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有對不同經濟階層衝突治理的研究, 如樊衛國《近代上海經濟社會功能群體與社會控制》 (《上海經濟研究》2001年第10期) 。有對城市治安管理及下層社會控制的研究, 如郭謙《民國時期統治者對城市下層社會的社會調控———以山東為例》 (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有對城市攤販治理的研究, 如胡俊修、姚偉鈞《二十世紀初的遊動攤販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以武漢、上海為中心的考察》 (《學術月刊》2008年第11期) 。還有對公共娛樂場所管理的研究, 如胡俊修、鍾愛平《民國地方政府對文化娛樂場所的管理———以漢口民眾樂園為中心 (1919—1949) 》 (《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 等等。

這些圍繞城市治理的專題研究, 或是對某一城市管理與治理的綜合性研究, 或是對某一特定城市群體參與城市治理中作用的研究, 或是政府權力與社會群體之間治理與被治理關係的研究, 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揭示了近代城市治理的實態與複雜關係。

(三) 治理制度

國家對社會的管理與治理主要通過制度實施, 因而制度制定得是否合理, 是否切合社會實際, 且是否能依時勢變化而相應作出改革與調整, 並保證有效地實施, 這是決定社會治理優劣的根本。中國近代, 社會、政治變動急劇, 特別是清末以後, 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 隨之社會管理與治理制度也發生很大變化, 對近代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些社會治理制度變化狀況及效能如何, 是一個研究比較集中的問題。

農村是社會主體, 國家對廣大農村地區的基層管理制度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 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對「縣制」這一國家對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制度的研究。如胡恆《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一書, 圍繞明清之際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轉型這一核心問題, 由清代州縣佐雜官的分轄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縣轄政區為切入點, 以順天府、廣東、四川、江南、福建、甘肅、新疆等區域為個案, 探討了清代縣轄政區的淵源、類型、空間分布及其與基層行政、法律實踐、市鎮管理、錢糧徵收、州縣置廢、地區開發的複雜關係, 力圖從中國本土行政實踐中尋找到清末以來縣以下區劃的歷史淵源, 對在學術界影響較大的「皇權不下縣」等相關理論假說作了反思。此外, 還有李波《社會控制與秩序重建:抗戰時期貴州「新縣制」研究》 (貴州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汪巧紅《民國時期湖北的新縣制研究 (1939—1949年) 》 (華中師範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 對民國以後實行縣制改革對鄉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影響作了研究。

社會治理制度近代化轉型首先從城市管理開始。對於城市治理制度的研究, 自清末開始實行地方自治制度, 以往主要是從政治運動及政治制度史角度展開研究, 後來在社會史視角下, 開始從市政管理制度角度進行研究, 如市政建設、市民生活管理等。對於地方自治制度的綜合性研究成果較多, 在此不必列舉, 有一些對重要的城市治理制度的專題研究成果, 如近代警察制度是國家對城市為中心的社會治理的主要制度,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時期京師警察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孟慶超《中國警制近代化研究———以法文化為視角》 (中國政法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 等。

除了對城市、鄉村治理制度變化的研究, 還有一些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制度研究。如郭飛平、段金生《制衡與牽制:南京國民政府治理邊疆的政治策略———以邊疆行政區域的新規劃為中心》 (《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一文, 考察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邊疆區劃制度改革, 分別將甘肅分設寧夏、青海, 內蒙古地區分設察哈爾、熱河、綏遠三省, 西康亦設省, 客觀上消解了邊疆地方實力派的壓力, 起到了制衡與牽製作用, 有利於推動中央政府對邊疆的社會控制, 提高邊疆各省區的行政效率, 並通過空間管理的重新布局抵禦外國勢力的干涉。但由於國民政府對邊疆控制的有限性及謀劃不周全, 一些邊疆地區新的行政區域規劃, 反而加劇了邊疆地區的社會矛盾。此外, 還有對具體公共事業管理制度的研究, 如劉思辰《民國政府佛教管理政策研究 (1912—1949) 》 (四川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息圃《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 (1879—1937) 》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2期) 等。

這些關於近代國家管理、社會治理制度的研究, 涉及鄉村基層管理制度的縣制、城市管理制度及公共事務管理制度, 主要反映的是國家對社會管理制度性變化, 這也是社會治理現代化轉型的根本, 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拓展。

(四) 社會問題治理

社會生活複雜多樣且變化萬端, 特別是在中國近代百餘年間, 政治劇烈變動, 社會急劇轉型, 各種社會元素碰撞、衝突、交匯、消長, 地域、階層、人群之間差別變異, 激生種種社會問題, 社會管理制度難以完全規範, 成為社會治理的難點, 有時問題發展嚴重, 威脅到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 因此對社會問題的治理一直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 也是研究比較集中的一個領域。

關於近代社會問題治理的研究成果, 唐仕春作了比較全面的綜述, 重點對災害與救濟、慈善、醫療衛生及禁毒、盜匪、賭博等社會問題的治理的研究作了集中評述 (1) 【 (1) 參見李長莉、唐仕春、李俊領、呂文浩《當代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 唐仕春執筆第七章《近代社會問題與社會治理研究》。】。其所列舉的大多數成果雖然並未在標題中明確標明「治理」等辭彙, 但內容中基本都包括社會問題的狀況及治理兩個方面, 其中有些在標題中明確標明「治理」的代表性成果, 反映了研究者具有明確的社會問題治理思路及研究路徑。如鴉片煙毒泛濫是鴉片戰爭以後貫穿中國近代百年、禍害各階層民眾、導致國弱民窮的一個巨大社會禍患, 是近代中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 因而自晚清至民國, 歷屆政府及社會力量都一直致力於治理煙毒、禁毒, 採取的治理方式多有變化, 效果也不同。同時, 毒品在當代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須借鑒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因此對近代治理煙毒、禁毒的研究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領域, 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王玥、趙留記《1997年以來的中國禁毒史研究》 (《河北學刊》2010年第1期) 一文, 對2010年前這方面的研究狀況作了綜述。這些成果中肖紅松可以說是明確從「社會治理」視角深入研究近代煙毒治理問題的一位代表者, 他先後出版了兩本明標「治理煙毒」核心概念的研究專著, 一本是《近代河北煙毒與治理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系統論述了近代河北煙毒泛濫實態和歷屆政府及社會力量治理煙毒活動, 總結和分析了百年來河北治理煙毒的曲折歷程及其經驗教訓。其後, 他又進一步對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時期中共政權的治理煙毒作了深入的專題研究, 出版了《中共政權治理煙毒問題研究:以1937—1949年華北鄉村為中心》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一書, 分析了中共治理煙毒的理念、舉措、效果, 指出中共煙毒治理政策與具體實踐之間既有一致、也有差異, 梳理了中共受諸多因素制約而不斷調整政策、不斷克服障礙走向成功的過程, 並透過治理煙毒活動分析中共革命政權與鄉村社會如何互動、如何影響革命進程的基本問題。肖紅松的研究使近代禁毒史這一延續幾十年的老問題的研究, 從早期反帝鬥爭話語, 經過社會史的社會問題話語, 推進到了社會治理這一層面, 在理論分析及現實借鑒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除了禁毒問題的研究之外, 對於其他社會問題也有一些明確從社會治理視角的研究。如對賭博治理的研究, 塗文學《近代中國社會控制系統與賭博之禁》 (《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4期) 一文, 從權力之禁, 家庭、宗族及村社之禁, 社會組織、團體之禁, 輿論之禁等方面, 對近代中國的禁賭狀況作了考察。他認為, 由於近代中國社會控制系統已經殘缺和衰朽, 對於賭博的防範和治理收效甚微, 呈現明禁實弛、愈禁愈濫的狀況。還指出禁止賭博除了文化價值系統的調適外, 更主要取決於社會控制系統和整個社會運行機制是否健全和完善。

上述梳理的「社會治理」範式下的研究狀況, 主要是以社會治理、管理、控制等為論題中心詞的成果, 此外還有雖然在標題中沒有這類辭彙, 但內容屬於或涉及這一範疇的研究成果, 其數量更多, 不勝枚舉。但僅從上述的粗略梳理, 已經可以看到近十餘年來「社會治理」這一新路向的發展趨向, 特別是近年來這一論題日益受到關注。如2009年召開的第三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即為「近代中國社會流動、社會控制與文化傳播」, 2010年出版《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集刊》第四輯《近代中國社會流動與社會控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 「社會控制」作為大型近代社會史學科會議的主題詞, 也可視為「社會治理」範式進入學科主流受到集中關注、開始形成規模性影響的一個標誌。隨著近年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社會治理」的概念與意識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到研究實踐和論著內容當中, 可以說形成了一定規模性影響及趨向性, 且至今仍在不斷發展與深化之中。如2017年8月召開的第七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為「地方文獻、區域社會與國家治理」, 在設置的多場次分組會主題中, 有「文化治理」、「都市治理」、「政府治理」、「基層治理」、「地方社會治理」、「邊疆治理」等多個涉及「治理」的專題, 可見「治理」是提交此次研討會百餘篇論文比較集中的論題。

「社會治理」範式下的研究與「社會與國家」範式相比, 從三個方面有所深化:一是關注點從社會與國家的權力互動關係, 轉向這些互動作用對社會發生的實際效能與效果。二是從社會與國家二元互動關係, 擴展為更加多元、多層、細化、複雜因素綜合作用關係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影響。三是不再以「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價值觀評判參與社會治理的社會因素, 而是以無分傳統與現代、既有傳統也有現代的現實多元因素的綜合作用, 來分析社會治理的效果與能力, 即從價值評判轉向綜合效能評估。

五、結語

從上述考察可見,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復興30年來, 相繼出現了具有較大影響的「現代化」、「本土現代性」、「社會與國家」、「社會治理」等四類研究範式, 先後相續, 交匯轉換, 推動著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不斷走向新的廣度、高度與深度。

促使這些研究範式的形成與重心轉換的契機, 大致為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時代變動的現實刺激, 社會現實問題對史學知識與史學理論需求的呼喚, 許多理論範式的核心理論, 就是中國社會現實提出的理論挑戰或前沿問題, 反映了近代社會史與中國社會現實具有緊密聯繫的學科特性。二是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內部學術發展與不斷深化的內在邏輯所引導。三是中國近代社會史具有借鑒運用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學科特性, 因此業內研究者一直具有較強的理論反省意識, 對於相關的新理論方法比較敏感, 善於借鑒運用, 促使學科具有較強的內在生命力和理論更新能力, 這些研究範式的核心理論基本上都是引入借鑒社會科學理論, 或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從改革開放反省現代化起步, 從西方模式回歸本土而產生「本土現代性」範式。對本土社會實證、微觀研究出現「碎片化」弊端, 以「社會與國家」理論的概括與解釋則提供了新的理路, 將中國社會本土現代性元素的認識提升到理論解釋的層次。「社會治理」範式則使研究觸角伸至社會多種元素 (超越傳統與現代的對立) 綜合作用對社會治理的實際效能。這幾個研究範式之間前後相續, 步步深化, 使我們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認識一步步推向接近實際和本質。

於此需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歸納的這些研究範式並非指對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所有研究領域全面覆蓋、一統天下的獨佔狀態, 實際上在任何時期大量研究成果還是依循史學最基本的實證方法作基礎性研究, 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近代社會實在是包羅萬象、豐富複雜, 有太多被歷史湮沒的社會史實值得還原與重述, 這些大量的基礎性研究, 也是進行理論概括與認識提升的材料和基石。這些所謂研究範式, 只是指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實踐中或顯或隱、自覺或不自覺地採用了某種研究路向、理論框架或分析方式, 形成了某種具有一定共性的趨向與特徵, 而新的研究範式形成, 往往是舊研究範式的深化與衍化, 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得以步步趨進深層與本質, 得出一些深入解釋歷史演進的理性認知。

這些研究範式的相續與轉換, 也並非是彼此的絕對斷裂、否定與替代。實際上, 新範式往往是從舊範式中孕育生長出來的, 而且都處於變化之中, 彼此有交錯、互滲甚至並存, 雖有超越與深化, 但界限可能並不清晰, 更何況許多研究是多種理論並存、多種範式並用。對這些研究範式的「強行」區分與歸納, 只是出於便於分析的無奈。而從學科發展的總體來看, 隨著學科的成熟發展、研究領域的日益擴展、成果的不斷增多, 理論方法與研究範式呈現日益多元化的趨向。如在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復興早期, 「現代化範式」的影響相當普遍, 成為多數研究者的主要分析理論, 而到後期研究者則往往是依研究對象與關注問題不同而採取不同的研究路徑, 或運用多種理論進行綜合研究, 因而呈現研究範式多元並行的狀態。如現在研究實踐中可以看到「社會與國家」與「社會治理」範式並存並相互滲透。本文對這些研究範式進行概括與分析, 只是希望從學科理論方法層面能更清楚地認識和把握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 以便我們有意識地改進研究理論與方法, 以不斷提升學科的理論創新力。

回顧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30年來的發展, 雖然隨著「研究範式」的步步推進而使研究走向深入, 但仍然面臨缺乏回應現實理論問題及解釋「中國道路」本質屬性的理論創新難題, 這仍然需要業內研究者從「研究範式」層面作出新的開拓。展望學科研究範式的進一步發展, 也已經出現一些新的趨向。從「社會治理」研究範式為基點來看, 有兩個新的發展趨向:一個是當今的全球化趨勢及全球史興起, 促使我們開闊視野, 需將中國近代「社會治理」放到全球視野和坐標中予以觀察, 更多地進行國際比較、世界各國不同社會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較, 特別是中國近代社會本身就對世界開放, 在社會治理中有世界多種元素的作用, 在這種世界坐標中可能更利於凸顯中國近代社會治理的本質特性。第二個新趨向是社會建設與發展的眼光, 即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治理的重心不應只停留在如何適應當時社會狀況、維持社會力量的協調、消彌矛盾與衝突、整治社會問題等, 而應加強「社會建設與發展」的縱向維度, 以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良治社會為目標, 以探索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治理的成敗經驗及良性機製為旨歸。這方面已經開始出現探索性成果, 如宣朝慶最近發表《論近代以來社會建設的民間範式》 (《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 一文, 指出中國近代當國家力量衰弱而使國家陷於危亡之際, 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 成為國家、社會、文化生存的重要基礎。該文從社會建設的新視角, 對近代民間範式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認識。

從「社會治理」研究範式著眼, 展望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發展, 在全球化坐標視野下, 向社會建設與發展維度方向拓展, 可能會推動我們對中國近代社會治理與發展得到更深入的認識, 為當今中國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良治社會與善治社會, 提出一些有益的歷史啟示和理論闡釋。由此可能會形成新的研究範式, 引領學科在理論創新上取得新突破、新進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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