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畫派」的前世今生（三）——宣城畫派形成的經濟因素

文史 03-29

原標題：「宣城畫派」的前世今生（三）——宣城畫派形成的經濟因素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62期

「宣城畫派」的前世今生

王景福

第二節天時地利人和下的醞釀與發酵

一、宣城畫派形成的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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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城畫派形成的經濟因素

歷史上的宣城一直被譽為「江南奧壤」，西漢始，宣城經濟發達，市井繁華已初見端倪。六朝時期，北方戰亂頻繁，中原士族大舉南遷，帶來了北方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一方面促進了農業生產方式由「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向「精耕細作」轉變，一方面促進了養蠶、絲織、制瓷、造紙等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其時宣城是東晉和南朝政府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又是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三國時，宣城屬於孫吳領地，孫權多次領兵在此征戰，許多長江以北的士族慕名跟隨孫氏政權來到這裡，開發這一片沃土。

唐代時宣州地域廣大，經濟更為繁榮發達。唐盧肇《記》載：宣城「其土樂，其民安，其俗阜」，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送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文中稱宣州為「陵陽奧壤，土廣人庶」。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戰亂頻仍，經濟蕭條，朝廷的糧食和財賦主要依賴於浙東、浙西、宣歙等東南八道。此時的宣城已是全國的造紙中心、采銅中心、制筆中心，盛產茶葉，所產宣紙、瓷器、紅線毯均列為朝廷貢品。宣城因其物產豐富，北臨長江，到長江有水道相通，其政治、經濟地位更為突出。加之北方移民南遷又呈高潮，「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南遷的富豪、官員、士大夫等多寄居城市，拉動了城市消費水平的上升，城市商業經濟功能日益增加。「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文苑英華》記載：「宣城重鎮，陪京之南，制天險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帶，境環千里，邑聚萬民，我朝以來，戎寄尤切」。唐代詩人元稹也說：「宣城重地，繳緡之數，歲不下百餘萬。」自小居住生活在宣城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三彩牛車

唐代宣城郡長史、大詩人李白的從弟李昭描繪道：「宣州自古為名邑上郡，星分鬥牛，地控荊吳，為天下之心腹，實江南之奧壤。既有有山川之勝，又兼海陸之豐……六朝文物，萃於斯邑。」李白受李昭之邀來宣州時，滿目所及是「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的場景，與在別地所看到的蕭條景象相比很是感慨。

北宋時，「凡生齒輿賦之數，寔夥他郡，為州之望，亞於江寧府。」（3）宋室南渡定都臨安（今杭州），京畿之地的宣城由州升為府，商業貿易甚為活躍，出現了一些經營礦產、茶葉、絹織品和文房四寶的大商人。宋代為適應商品流通，紙幣逐漸替代銅錢，當時紙幣稱為「會子」。史載紹興三十一年（1161），在杭州正式印造會子，嘉熙三年（1239），宣州曾設局分造「會子」，規定宣州日造3萬片。

宋代的交子

這種繁榮昌盛歷久不衰，明清時期依然如此。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認為應天（南京）府、太平府、鎮江府、寧國府、廣德州「五郡為興王之地」，在他打江山時給了很多支持，所以大明王朝給這幾個地區採取了減免賦稅的特殊政策，宣城一帶經濟發展更快。明宣城知府朱大器《寶丰台記》一文稱：宣城郡「據金陵上游，山環而風萃，水曲而氣結。是以士多四方之志，而民鮮百里之游。擁沃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錐，即良賈資斧不讓，蓋東南一樂土也。」明代中葉，資本主義生產在我國萌芽，城市商品經濟日漸繁榮，宣城地區的經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由純農耕轉而有手工業的迅猛發展，大宗土特產品紛紛外運，暢銷南北。境內水陽江和青弋江直通長江，宣城也因之成為「江東食貨集散地」。商品經濟的發達，久而久之在宣城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寧國府商幫」。寧國商幫主要經營的是家鄉的土特產或鄰近地區盛產，「以興販木材為上，下則攜紙、刀、花、剪、漆、扇、絨、傘諸物走貿四方。」宣城一帶盛產竹木、茶葉、宣紙，竹木、茶葉是貿易是寧國府商人經營的支柱行業，而宣紙則有他們銷往刻書、印書業極為發達的江浙地區。此外，寧國府商人還經營鹽、煤、油、葯、書等商品，在揚州開設有藥店經營藥材，在南京開設書店經營書業。

寧國府商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因為寧國府與江浙毗鄰，擁有地利之便。江蘇揚州、浙江杭州，明清時分別是兩淮鹽運司和兩浙鹽運司所在地，江蘇蘇州是全國棉織業中心，為寧國府商人的主要彙集之所。在江蘇其他地區，如南京、鎮江、泰州、常州、無錫、江陰、吳縣、嘉定、吳江等地，浙江的湖州、衢縣、常山、龍江、常開、安吉、嘉興等地均有大量的寧國府商人活動的身影。商業會館的形成是商人形成商幫的重要標誌之一。明中後期至清代，外出經商的寧國府商人不僅在杭州、南京、蘇州等大中城市建有會館，而且在部分小城鎮也建有會館。據《江蘇省志?商業志》記載，明清時期，全國各地商人在江蘇南京建有40處會館，其中寧國府商人建有5處。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寧國府商人在江蘇、浙江一帶興建會館達20多處。

寧國府與徽州府是皖南毗鄰的兩個府，其中旌德縣與績溪縣相連，太平縣與歙縣相交，徽州商幫也是到江浙一帶經商，都要經過寧國府一些縣，兩地居民長期互相遷徙，多共同外出經商，謀求發展，結成「徽寧商幫」。誠如史料所載：「隸皖者郡，夾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今有研究者指出，寧國府商幫雖然具有自身的特色，僅次於徽州商幫，在同時期的安徽地區商幫中排名第二，但彼此的經營理念、經營商品的種類、活動的區域範圍等大體相近。和徽州商幫一樣，寧國府商幫也有「賈而好儒」的習俗，這既促成了宣城文化的發展，也對寧國府商人經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些商人除了在本地積極資助創辦了不少書院、村塾，還在經商之地創辦一些書院。康熙年間，宣城的鹽商就在揚州創建了著名的敬亭書院。

位於盛澤的徽寧會館

文房四寶是宣城特有的手工藝產品，尤其是宣紙和宣筆，是中國書畫創作須臾不可離的重要工具，是我國歷代書畫家蓄意追求、百般迷戀的藝術珍品。

宣城是宣紙和宣筆的發祥地和原產地，宣城現下轄的績溪縣是徽墨的發源地，清代徽墨三大家績溪占其二。2004年，宣城被授予「中國文房四寶之鄉」。

宣紙生產起源於宣城的涇縣、宣城縣、寧國縣一帶，尤以涇縣產宣紙最佳，生產延續歷史最長，2009年，宣紙傳統製作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宣紙流傳至今

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因能保存數百上千年不蛀不腐，從而贏得「千年壽紙」、「紙中之王」的美譽。「宣紙」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著名學者張彥遠於乾符年間（874—879）所著的《歷代名畫記》卷二《論畫體工用榻寫》中：「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臘之，以備摹寫。古人好榻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榻本，謂之官榻。國朝內府，翰林集賢，秘閣榻寫不輟。」從這段記載看，唐時宣紙雖然已使用，但紙質較差，紙面粗糙、厚薄不均，須加蠟增光，方可應用於書畫。早在唐代，宣紙便被列為「貢品」，據《舊唐書》載：唐天寶二年（743）陝西太守韋堅組織向朝廷進貢時，就有「宣城郡船載……紙、筆、黃連等物」的記載。《新唐書?地理志》和《唐六典》也有「宣州貢紙、筆」的記載，可見宣城所產紙筆在當時已名於全國。

唐以後，隨著宣紙質量的不斷提高改進，書畫家創作逐步改變以往用絹的習慣，改以宣紙替代，南唐人董源記載：「繪畫作品用絹者日少，用宣紙者多。」到了宋元時期，宣紙不僅品種增多，產地擴大，紙質也顯著提高，如北宋大詩人梅堯臣詩中所贊：「滑如春冰密如繭，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幾鋪寫無塵埃。」宋代詩人王令也以「有錢莫買金，但買江東紙，江東紙白如春雲」的詩句讚譽宣紙的質量和名貴。宣紙發展到明代，由於「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箋色古光，文藻精細」（明吳景旭《歷代詩話》）的品質，畫家們開始大量運用暈染法直接在生宣紙上潑墨揮灑，促成了水墨寫意畫的興起和發展。清代是宣紙發展史上的鼎盛期，宣紙生產遍及皖南各地。清初詩人趙廷輝曾賦詩盛讚當時涇縣宣紙生產的熱烈場景：「山裡人家底事忙，紛紛運石疊新牆，沿溪紙椎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趙廷輝《感坑》）

宣紙對中國書畫發展的重要作用，歷代名家都有論述。清松年在《頤園論畫》中說：「宣紙紙性純熟細膩，水墨落紙如雨入沙，一直到底不縱橫浸滲也。」近代文人胡樸安收集於《樸學齋叢書》中《宣紙說》一文稱：「涇縣古屬宣州，產紙甲於全國，世謂之宣紙。近自國內，遠至東瀛，無不珍重視之，以為書畫佳品。」現代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分析宣紙對中國畫的形成發展所起的作用曾有過最精闢的見解：「沒有好的宣紙，就作不出傳世的好國畫。紙是國畫的生命線，無好紙決作不出好畫。」也如郭沫若先生所云：「宣紙是中國勞動人民所發明的藝術創造，中國的書法和繪畫離了它，便無從表達藝術的妙味。」著名畫家吳冠中在《宣紙戀》一文中以詩的語言稱讚宣紙：「宣紙誕生了，這滋潤、寬敞的處女地真誘人，誘惑畫家和書法家們將大量烏黑的濃墨潑上去，揮毫、賓士，出神入化於濃淡沉浮的宇宙中！黑白之相搏，相咬；濃淡之相競，相滲；偶然性與必然性在棉質的差異中變幻……都是繪畫、都是宣紙這一特殊材料所引發的繪畫特色。」綜上所述，宣城所產宣紙是中國畫創作、傳播、傳世的唯一絕佳紙張。中國畫因宣紙而生輝，宣紙因中國畫而傳世，二者緊密相連，互為依託，珠聯璧合，共放光彩，形成中國特有的藝術瑰寶而自立於世界藝術之林。

宣筆，是中國古代傳統文房四寶之首，源於秦代，盛於唐宋，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技藝傳承歷史。宣筆被歷代名人雅士譽為「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而馳名中外，2009年「宣筆傳統製作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唐代韓愈《毛穎傳》記載：公元前223年，秦大將蒙恬奉命南下伐楚國，途經中山地區，見此地山兔較多，毛長可用，遂命工匠取山中兔毫，製造出第一批改良的秦筆。《毛穎傳》中所提到的中山地區，據查《中國古代地名大辭典》即今安徽省宣城涇縣一帶的山區。故蒙恬取中山兔毫所製造出來的秦筆實為中國宣筆的祖先。因此，蒙恬也被歷代尊為中國宣筆製作的祖師。

唐代是宣筆發展的鼎盛時期，宣州一舉而成為全國制筆中心，並於唐天寶二年（743）作為「貢品」進獻朝廷。因唐時涇縣屬宣城郡管轄，所產毛筆主要在宣城集散，故因地得名曰「宣筆」。唐代詩人白居易曾作《紫毫筆》：「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州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唐代宣州制筆名家諸葛氏、陳氏二族的制筆技藝，更為世人稱道，名揚神州，世謂珍品，爭相求購。南宋葉夢得撰《避暑錄》記載：「筆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

宋代宣筆世家諸葛氏所創製的「無心散卓筆」，被大詩人梅堯臣稱之為「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而獨領風騷。諸葛氏製作的宣筆，最為推崇的數大書法家、文學家蘇軾。據史書記載：宋紹聖三年（1096）五月間，蘇軾途徑皖南涇縣水西地時，見賣筆者以二十錢兩枝的價錢出售，便當即買下數枝，揮毫一試，只見「墨水相浮，紛然欲散」，深感此筆之優。因此而感嘆道：「信嶺南無筆也」。蘇軾贊曰：「惟諸葛高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宋末元初，朝廷偏安，戰亂頻繁，迫使宣筆技工們為謀求生計而不得不四處逃難、流離失所、改謀它業。其中一部分宣筆技工逃難到徽州一帶，依附於徽州制墨業而求生計；一部分奔走於江浙等地，加入剛剛興起的湖筆製造，使傳統以兔毫為主要原料的宣筆技藝與湖筆取山羊毫為主要原料的兩種製作技藝，有機結合為一體，推動了湖筆的迅速崛起與發展，導致宣筆技藝失去根基，其歷史顯赫地位逐被湖筆所取代。但在皖南各地，仍有小批量零星散制生產，尤其太平、歙縣一帶，「聚換各千餘家，強半攻其業。」其規模超過湖州，只是外傳受阻，鮮為人知。直到明清時期，宣筆技藝才逐漸恢復生產，重新得到廣泛傳播，宣筆再度展示歷史風采。期間，涇縣仍有「風振堂筆庄」、「陳廣良筆墨坊」、「吳志福筆店」等制筆作坊八家。

毛筆與生俱來就與中國傳統的書法和繪畫緊密聯繫在一起，其主要功能與價值也是通過書畫藝術的神韻而體現出來的。歷代文人雅士與毛筆有著不解之緣，宣筆歷來為文人雅士和書畫家們鍾愛。唐代詩人耿瑋作《詠宣州筆》詩讚曰：「落紙驚風起，搖空邑露濃；丹青與紀事，舍此復何從！」唐代女詩人薛濤對宣筆也是備加推崇，作《筆離手》詩：「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裡擎。」宣筆深為歷代書法家喜愛。據邵伯溫《聞見後錄》記載，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為了得到宣筆，親自向宣州筆工陳氏寫下了《求筆帖》，宣城陳家亦以右軍《求筆帖》為家傳之寶，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也曾向陳家求筆，但遺以兩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卻之。」據段公路《北戶錄》載：「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又據《清異錄》載：「偽唐宜春王以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為翹軒寶帚，士人往往呼為寶帚。」

北宋大文學家、大書法家歐陽修，在接受梅堯臣贈筆之後，抑制不住喜悅之情，特作長達百餘字的《聖俞惠宣州筆戲書》詩稱讚：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

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

軟硬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

累累相國東，比若衣縫虱。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

但能裝管搦，有表曾無實。

價高乃費錢，用不過數日。

豈知宣州毫，耐久仍可乞。

歐陽修在詩中採用對比的方法，比較系統地描述了宣筆與「京師」筆的優劣，盛讚宣筆技藝。宋人黃庭堅在得到別人贈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