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一個奧地利修士畫家的北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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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立鼐，一位被遺忘的奧地利修士和畫家，在中國生活長達26年之久，並曾在北京輔仁大學任教16年，培養了眾多傑出的中國年輕藝術家。正如奧地利大使艾琳娜在本書序言中所說的：「據他的日記可以意識到，白修士對中國的感情非常深——他把自己生命的26載獻給了中國。他很不情願地離開了北京，雖然1948年和1949年的北京處於很微妙的處境，而他很擔心將來的發展。他當時很憂慮在華的外國人和中國的基督徒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45歲時的白立鼐修士

在這位修士藝術家的水彩和素描作品中，眾多「老北京」的細節被詳細記錄：蜿蜒而過的護城河、恢弘的故宮與城門城牆、鐘樓白塔寺廟教堂等各色建築、郊區的自然山水風光，以及淳樸的車夫、農民、工人等「老北京」市民形象……透過這些生動的畫面，你彷彿能穿越時空，領略到1949年前後的「北平」風情。同時，你還會看到中西文化在藝術中交匯的和諧與驚艷，比如，中國古典燈籠與西方聖誕節飾品交相輝映時的溫暖畫面。此外，你也許還會忍不住許下和奧地利大使艾琳娜相似的願望：「白立鼐的一幅水彩畫是從景山上畫的故宮。當我下次爬上景山並眺望紫禁城時，我就要找白立鼐當年站的位置，用他的視角看故宮……」

從景山眺望北京紫禁城（無年代）

圍繞著北京的護城河（1936年）

鐘樓，北京（1938年7月）

「世界公民」、同樣在中國生活數十年的奧地利學者雷立柏先生花費數年時間，搜集了白立鼐的日記和塵封在奧地利聖佳伯爾的117幅白立鼐的畫作，整理成書。

白立鼐日記摘選

（奧）雷立柏 譯

1948年12月12日

陽光普照，萬物安寧！一種告別的氣氛籠罩我們所有人。無論你遇到什麼人，他都問：「您也離開嗎？什麼時候走？」在我住的樓對面有一座新建設的小教堂，快要竣工。周圍的地方都已經清理好，現在還需要刷漆，風格是經常見到的「宮廷風格」。

我已經裝好了我的箱子和手提包，並寫上了地址。蔡修女來看我，她說學生們計劃舉辦一次畫展，並且要自己給自己打分數。陸鴻年和王肅達已經有好幾個星期天沒見面了。

中國老人（無年代）

1948年12月14日

早上8點，我正要去上課，突然院長（芮歌尼）神父對我說我必須馬上準備出發，9點半就要到天津。我快速地準備我的東西，來不及和任何人告別。這時有電話過來說，火車不開。因此，放棄吧！我又改去教室，但也無心教學。從今夜以來，我頭疼，耳鳴，頭暈，感到不舒服。一個人要如此倉促地離開不能有這種身體狀況。所有人充滿恐懼和困惑。很多軍人在城內宿營。敖爾伯修士和邊懋廩神父今天來到北京了。新教堂草草完工。

1948年12月18日

奇怪！昨天一直到中午12點還有炮聲和機關槍聲，但今天夜裡和早晨一切平靜，這種平靜似乎令人感到不安。這幾天——直到昨天——我耳朵疼，左邊的太陽穴也疼，我有點頭暈，但今天我感覺非常好，沒有什麼病。

發生了什麼事呢？戰爭結束了還是只是暫時停戰？我們都非常不安，因為視察員富施公神父12月5日決定了誰要離開，誰要留下。下午我和關廣志先生一起拜訪馬槽的製造者唐先生，要和他一起看看耶穌誕生像。這些雕像很有創意，但在比例上有很多錯誤，比如手臂和腳的比例有問題。這個工匠應該受一個「專家」的指導。

北京輔仁大學美術系的塔樓（無年代）

1948年12月25日

昨天晚上我們還在美術系的聖母山那裡舉行了聖嬰遊行，此後在新教堂里舉行隆重的隆福儀式。非常隆重和壯觀！在晚餐時有人唱聖誕福音。我在房間里和過去每年一樣點燃一根蠟燭，讀《約翰福音》，想念我的母親、我的兄弟亨利和姐妹們波勒迪、米納……這個夜晚非常安靜。當我早上6點之前走到門前時，我看到什麼了呢？一切都是白的！下雪了，而且仍然在下！我在新聖堂的祭壇為三個神父的三個彌撒當副祭，此後早飯，祝大家聖誕快樂！8點大彌撒。我正在聽他們唱：請舉心向上！

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國神父，都與我們保持距離。「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馬太福音26 : 56）很奇怪，原來住在這裡的士兵大多數昨天傍晚從輔仁中學撤走了。我早上刮鬍須並為了招待我的聖誕節客人做一切準備。這時門邊有人悄悄敲門。我最沒有想到的人來了——鄭宗鋆！他很不好意思，甚至有點害怕地進來了，馬上從外套口袋裡拉出兩張賀卡，一張給我，一張給院長神父。不久後他們都來了：劉彥斌、陳路加、陸鴻年、王肅達??還有一些男女學生，最後還有崔興廉。在美術系的辦公室里我們吃了一些餅乾，喝了一瓶紅葡萄酒，並談論最近幾天所發生的事，一直到中午！這是1948年的聖誕節！在不太平的時代仍然是一個很平安的聖誕節！

聖誕節靜物（無年代）

1949年1月1日

新年，但是並沒有新年的氣氛，天氣不太好，是陰天，一切都很安靜。聽說中國的總統（蔣介石）宣布他渴望和平，並準備下台。兩個學生來，他們祝我新年好，又通知我說院長神父（芮歌尼）允許他們用某某教室舉行祝賀新年的活動。我本來不想參與這個活動，但仍然去他們所說的那個教室看看。我以為所有的系的學生都要在那裡集合。在那個教室的門外站著校報的記者，他姓劉。他強迫我進去。我一進去便感到非常驚訝：這裡只有美術系的學生和老師！在前面主席台坐的有陳緣督，還有其他的老師：啟功、陸鴻年、陸和九、劉彥斌。我上去也坐在他們旁邊。那個校報的人講開幕詞，此後有陳路加講話，後來我講，接著是陸鴻年。另外還有兩名陌生的客人來了。後來大家吃點餅乾，喝茶，最終我們在校門前合影。這一切好像是某人巧妙安排的——大概是校報的記者。在合影后，我走了，但學生和其他的老師又回到那個教室去。

北京輔仁大學美術塔樓中的一個房間

1949年1月9日

我早上9點要準備離開輔仁大學。來和我告別的老師包括陳路加、陸鴻年、鄭宗鋆、崔興廉、王肅達。最後還有關老師和劉彥斌女士。還好，飛機延誤到11點，所以我可以換衣服，同時作最後的準備。老師們和我的助手老李很親切地和我告別。劉彥斌和崔興廉還帶來了一些禮物。我們都感到很難受！還有一些學生也來到我們的車庫，但李寬明沒有來！

我們11點出發，車裡還有芮歌尼院長、蓋筏士修士和徐思本神父。我們先到旅遊公司的辦公室，在那裡需要等到11:30。後來有人說，飛機15:00才來。因此我們開車到達梅斯先生那裡，在那裡一直等待到15:00，又到辦公室那裡，此後坐旅遊公司的巴士到天壇附近的機場。大約15:45我們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起飛。天氣非常好：晴朗、寒冷、無風！

在飛機里：我們已經飛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好像在一個車間，在一個有很多機器的房子。感覺不到是在飛。始終能聽到嗡嗡聲，整個飛機有輕微的顛簸。在飛機里的人們可以讀書，可以寫字。裡面很熱，太熱。有很濃的汽油味。沒有人說話，那麼大的噪音，說話也無法聽清。也看不到什麼風景，除了黃昏日落之外。窗戶很小、臟，而且乘客背著窗戶而坐。我坐在靠近駕駛員的那排。我們這40個乘客中有很多小孩。我內心感恩，感謝上主，回憶起今天我的同事、老師、學生、老李和門房的老田如此親切地向我告別，還有徐思本神父、蓋修士和我們的廚師。我在北京認識那麼多非常忠誠的中國人，我會不會在別處再次遇到這麼誠懇的人呢？——我們離北京越遠，政治變化帶來的不安和焦慮越少。

上海徐家匯（1949年1月）

1949年1月29日

今天是中國春節，但我幾乎忘記了它！幾天前，陶百齡修士離開上海，到美國去，而患病的顧禮貝要求有一個新的同屋，但李寶勤修士不可以住那裡——他打呼嚕。因此，我昨天把我的所有箱子從徐家匯用公交車和黃包車運到我們帳房！上海的交通太可怕！需要等很長時間，上下車需要爭奪一個座位，車裡那麼擁擠！路上的交通那麼危險！有汽車、洋車、自行車、行人，始終很危險！而在路上還有一些玩耍的孩子，他們都不關心周圍的情況！早晨我給主教們當副祭……此後呢？我將來應該去哪裡？再過幾天我就能知道吧。

北京的新政府和俄羅斯簽訂了一些條約，又制定了新的貨幣，還規定一切機構需要登記自己有多少外匯。對教會的機構來說，這會有什麼後果？北京政權已經更換，而現在大家很關心上海和全中國。而如果整個中國周圍的「鐵幕」被拉緊，傳教士還能出來嗎？這些問題是我們每天都在發愁的！總會長要很快離開，他擔心他也被封鎖在中國。我已經傳給他一些文獻，比如史瓦森堡醫生的診斷（黏膜炎，腓神經麻痹），來幫助他做決定。現在我等待他的決定。總會長也患病（也許他太累或身體不好？），所以他不接見任何人。

1949年2月26日

有人來，有人走，而每天都是陰天。那個飛到羅馬的團體從加爾各答還寫信給我們。有20名會士從青島來，而另一批坐船到比利時。從閔行（徐家匯）也有一些人來這裡，包括孔廣布神父。20多名會士準備乘船走。他們需要領取護照、疫苗證和警方的簽證。我自己的簽證昨天來了，我可以去香港！從北京來的消息：馬德武神父並非死於非命。到1月中旬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共產党進入北京，但居民有點失望，因為物價飛漲。

香港（1949年）

香港（1949年）

1949年3月12日

昨天我獲得了香港簽證，付了17400金元。6000個金元兌換一美元。簽證有效期三個月。我還需要辦警方的簽證。飛機上的座位已經定了，大概我會3月14日飛走。來自北京的消息說，歐洲人不得在北京開車，如果不帶護照不可以離開北京。據說各國的領事館和使館的抗議沒有用。神父們如果有火車票可以離開北京，但不可帶走任何東西。有一個消息說，一些女學生把仁愛會修女從她們創辦的學校驅逐出去。

文中圖片均為白立鼐所繪，見於《別了，北平：奧地利修士畫家白立鼐在1949》（新星出版社，2017年）。其中包括白立鼐1948年底至1949年離開北京前後的日記。此外書中還收錄了8幅高清珍貴歷史照片，如白立鼐與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等人的合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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