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老了，誰來養你？

科技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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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壓力的與日俱增，著實給國人留下了一道難解的題。

鈦媒體作者丨蘇寧財富研究院

總有一天，你我都將年華老去，都要過退休養老這道坎。

在我們的父輩那一代，「計劃生育好，國家來養老」。

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人口生育率的逐年走低，讓國家背負的養老壓力與日俱增。

前不久，新華社發布了一篇《財經觀察：多支柱養老金體系助力破解全球養老難題》，其核心觀點是「養老不能全靠政府，趁早增加個人投入」。隨後，上海出台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試點政策。似乎預示著，未來人們的養老要越來越靠自己了。

那麼，普通如你我，該如何為自己的養老未雨綢繆呢？

年青一代的未來養老懞上陰影

養老，是一個普世需求，全球各國都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上不遺餘力。

目前，國際上普遍採用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為「三支柱」的養老金制度模式，該模式流行於 20 世紀 80 年代，當時全球人口老齡化逐步加劇，很多主流國家實行的以現收現付製為主的養老金制度面臨著財務平衡難以持續、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等問題，老年人的生活面臨較大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銀行於 1994年10月發布了一篇報告《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提出了「三支柱」養老金改革模式的建議，其核心在於通過多個模式的不同養老金支柱來應對單一制度內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據此，我國也逐漸建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參見表1）。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現行的養老體系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最直接的體現便是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的「一枝獨大」，讓我國的養老保障對其過於依賴，從而使國家負擔了過多責任，造成了養老金缺口對於財政的裹挾。

截至2017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超過9億人，積累基金超4.6萬億元，「全覆蓋、保基本」的目標基本實現。然而，根據2017年底人社部發布的《中國社會保險年度發展報告2016》，全國已經有13個省份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的可支付月數不足1年，個別地區赤字超過200億元。另有一定數量的自由就業人口、流動人口、靈活就業人口還沒有被納入覆蓋範圍內。

此外，公共養老金採取的是現收現付制，由當期工作人口納稅融資支付給當期的退休人口作為養老金，體現了現代社會資源的代際再分配。而人口生育率的逐年走低與勞動人口的逐年下降，無疑給年青一代的未來養老懞上了一層陰影。

相比之下，第二、第三支柱的發展則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其中，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具備了一定規模。截至2017年底，全國已經有近8萬戶企業建立了企業年金，參加職工人數達到了2300多萬人，積累基金近1.3萬億元，但總體上看，企業年金、職業年金仍然發展遲緩，不足以滿足職業人員多元化的養老金需求。

與前兩者相比，作為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相對滯後，不僅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覆蓋面也只佔很小一部分，難以充分發揮對社會保障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自本世紀伊始，我國人口結構就已經具備了老齡化社會的特徵，即65歲以上老人所佔比重超過7%，後來這一比重節節攀升，到2016年達到10.8%。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預計至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將出現「倒V型」反轉，屆時最低人口預測值為6.13億，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老人。

養老壓力的與日俱增，著實給國人留下了一道難解的題。

養老金入不敷出是世界性難題

不僅我國，放眼全球，公共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國家並不在少數。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份名為《我們都將活滿百歲：怎麼才能承擔得起》的研究報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六大養老金儲蓄國（美國、英國、日本、荷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面臨的養老金缺口高達224萬億美元；計入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超級大國，養老金缺口預計達到400萬億美元，相當於目前全球經濟總量的五倍。這不僅將對人類後代生活造成沉重負擔，還將令現代化國家的養老金體系陷入嚴重危機。

當然，還有許多沒有出現在名單里的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困境，我們在此不妨以德國和希臘舉例，看看他們都在經歷什麼：

德國：德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養老保險的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為國民提供了全面保障，而公共養老保險是絕大多數退休者的主要生活來源。

而今，德國的老齡化日益加劇，預計到2030年，德國人口規模將從現在的8200萬減少到7700萬，到2060年進一步縮減到6500萬；屆時，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老人。到2040年，領取養老金與繳納養老金的人數比將從53%增至73%。正因為如此，德國的養老金池開始捉襟見肘，2015年德國養老金支付出現40億歐元的赤字，預計到2018年赤字額將增至80億歐元。最後是支付貧富差距拉大。德國經濟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學的研究顯示，收入最高的20%的人領取了40%的養老金，收入最低的20%的人則只拿到7%。

希臘：希臘之所以會經歷債務危機，其根源之一就是希臘嚴重的老齡化導致了養老金虧空。2010年，希臘的公共養老金支出佔GDP的11.6%，2015年更是花了22.7%的普通財政預算來填補養老金漏洞。受制於老齡化保障的財政支出快速飆升與勞動人口規模的萎縮，國民經濟的生產力、消費力、發展力不斷下降，收入無法覆蓋支出，最終只能繼續通過政府舉債彌補缺口，並最終導致政府債務危機。

話說回來，養老金體系出問題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為最初在設計這一體系時，全球範圍內的人均壽命並不高，換句話說，每位老人退休之後能領養老金的年頭較短，再加上當時的老齡化程度沒那麼嚴重，故短期內無須擔心養老金不足。

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的人均壽命越來越長。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預計，2007 年以後出生的小孩都可能活到 100 歲，而美國、加拿大的人口中有一半人最長可以活到 104 歲，日本則是 107 歲。

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進程的迅速加快也導致勞動人口越來越少。工作的人少，領養老金的人多，再加上人類生命周期的延長，必然將會對我們的傳統社會保障系統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此一來，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早已無法較好地緩解養老壓力，這一事實也在世界各國普遍應驗。於是，不少國家開始積極探索養老金市場化運作，將目光聚焦在商業養老保險上。

商業養老保險將成為重要突破口

為什麼是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

按照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的解說，「商業養老保險是一種市場化、門檻低、靈活度高的個人商業養老方式，既能為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補缺口，緩解基本養老和財政壓力，也能為第二支柱（企業年金）補短板，使更多老百姓能夠不受就業形式和所在單位條件限制，建立個人商業養老保險計劃。」

在我國，隨著社會老齡化日漸加深，勞動者自身對通過養老保險來提升養老保障水平的需求日益增長。同時，近年來靈活就業、彈性就業等新型就業形式不斷湧現，對現行社保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由於我國現行社保制度仍是基於正規就業的框架設計，對於缺乏僱主的靈活就業者缺乏規範管理；同時，從繳費水平來看，靈活就業社保繳費全部由個體全額承擔，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確是筆不小的支出。這就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有點經濟實力的不願參保，有意願參保的又無力承擔繳費。如何將更多人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已成為當前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一個課題。

基於上述背景，發展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可謂正當其時，這對於養老金體系至少有兩方面積極作用：

第一，可以使整個體系更為平衡、更加可持續。第一支柱養老的壓力很大，空間也有限，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都很小，尤其是第三支柱的體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大力發展商業養老保險，整個養老保障體系就會更為立體與多元化，架構也會更加平衡，真正形成實質性的「多層次」而非形式上的「多層次」，從而有效抵禦養老金不足帶來的種種風險。

第二，可以積累養老金資產。我國養老金資產的嚴重不足已不是秘密，據測算，2015年，我國養老金體系三個支柱積累的養老資產約為5.758萬億元，僅佔GDP的8.51%；而美國同期三個支柱積累的養老金資產總量為25.4萬億美元，佔GDP的152%。相比之下，我國養老金資產的積累亟待提升，否則難以適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要求。這就迫切需要發展商業養老保險，以增加養老金資產，緩解養老壓力。

至於如何發展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總體上看，世界各國目前尚處在探索階段，而一些走在前面的國家已經具備了一些成功經驗，在此以德國的養老保險改革實踐為例加以說明：

改革前，德國的法定公共養老保險是主體，企業養老保險和私人養老保險是補充，這與我國目前的情況大體相仿。當意識到養老金危機後，2001年，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聯盟政府推動下，德國開始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養老保險改革，將名義上的三支柱體系真正做實。

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直接補貼、稅收延期和給予企業稅收優惠的方式，支持企業建立職業養老金；另一方面，通過頒布《老年財產法》及其修正案引入了具有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里斯特計劃，將滿足認定資格的保險公司、銀行、基金公司或德國住房互助儲金信貸社都納入到可以提供里斯特產品的範圍內，通過搭建多支柱的綜合體系，達到穩定公共養老繳費率、降低法定養老保險替代率的目的。

倍感壓力的我們如何理性養老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仍有大部分人認為，個人的養老問題應該靠政府來完成。可現實的窘迫就擺在那裡，作為典型的未富先老人口大國，我國面臨的養老挑戰遠比其他國家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