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又出新作：36歲離婚男人通過神秘畫作，捲入不可思議事件……

村上春樹的這本新作

呈現出更加輕盈的特徵，

少了真正的矛盾衝突，

而更多的是自我與世界的抗辯。

（資料圖片）村上春樹。圖/視覺中國

《刺殺騎士團長》與村上春樹的多重面孔

文/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45期《中國新聞周刊》

時隔四年，村上春樹又推出了長篇新作。與此前一樣，這本名為《刺殺騎士團長》的長篇小說甫一出版，便引發了日本讀者的搶購熱潮。它被認為是村上春樹的「回歸」之作，涵蓋了以往作品的多種寫作元素和主題。

小說分為上下兩卷，由「顯形理念篇」和「流變隱喻篇」組成。故事的主人公「我」是一位36歲的肖像畫家，遭遇婚姻變故，住到了一個朋友的家裡，並無意中發現了朋友父親留下的一幅名為《刺殺騎士團長》的神秘畫作，由此展開了一系列探尋和奇遇。

在理念與現實、當下和歷史的框架中，讀者既可以感受到熟悉的姿態與腔調，也能體會到超脫於現實的思辨與自省。村上春樹很早便展露出對歷史的關注，後來甚至一度成為他尋求轉型的途徑，在這本書里則成為了故事的遠景。甚至還在其中涉及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

同樣有爭議的還有中文譯本。2017年12月，由賴明珠翻譯的《刺殺騎士團長》在台灣出版。五個月之後，《刺殺騎士團長》在大陸正式面世，這次的譯者是最為大眾所熟知的林少華，也是他在時隔十年之後第一次有機會再度翻譯村上春樹的長篇新作。十年來，除了少數村上春樹的舊作，林少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教學研究和創作上，但村上春樹仍然是他繞不過去的話題。

「一個譯者遇上一個對脾性的作者，或者說一個作者遇上一個合口味的譯者，這種幾率應該不是很高的。」說起將近30年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經歷，林少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自2007年起，村上春樹的新作版權從上海譯文出版社收回，《1Q84》《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等作品都轉由新經典文化出版，譯者則是施小煒。幾乎是同時，不同譯者所翻譯作品的孰優孰劣逐漸成為了一個被廣泛關注的話題，更有藤井省三等知名學者參與到討論中來。

翻譯的理念與方法差異造成了不同的語言和文體風格，這使得村上春樹在中文讀者面前呈現出不同的聲音和面目。更何況，村上春樹的創作本身有著經典文學和通俗文化融合的諸多印跡，而他的作品在讀者和學界的接受也呈現出相對分裂的態勢。作品的流行讓村上春樹擁有了廣泛的擁躉，文體類型的嘗試和風格主題的轉型則進一步拓展了他的影響力，但批評的聲音一直都在，比如小資情調、自我重複等等。他更像是一個不斷越境的遠行者，遊走在不同的讀者群體、文化和社會場域之間。

「林家鋪子」重新開業

有十年，林少華沒有機會翻譯村上春樹的新作，提及那十年，林少華打了個有趣的比方，就好像「正悶頭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味千拉麵忽然被人端走，致使我目瞪口呆，面對著空蕩蕩的桌面，手中的筷子不知道就那麼舉著好還是放下好，嘴巴不知道是張著好還是鼓起來閉上好。」

從1989年開始與村上春樹結緣，迄今為止，林少華已經翻譯出版了村上春樹的42部作品，見證了這位日本作家在中國大陸逐漸流行的全過程，他的翻譯因此被稱為「林家鋪子」。特別是在200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一次性買斷了村上春樹17部作品的版權，全部由林少華翻譯，面世之後，獲得了極大成功，由此確立了「林譯」在大眾讀者群中的地位。

很大程度上，林少華已經成為了村上春樹在漢語中的面孔。很多青年寫作者試圖模仿村上春樹的寫作方式，但上海譯文出版社村上作品的編輯沈維藩曾評價說，「他們說是模仿的村上春樹，其實不如說是模仿的林少華。」

林少華熟悉村上春樹的表達習慣和敘述語調，自稱極少遇到陌生的辭彙。這次翻譯《刺殺騎士團長》同樣如此。接到任務之後，他專門從青島跑到了位於吉林的農村老家，閉門不出，只用了85天便完成上下兩冊共計50萬字的翻譯。

翻譯的過程充滿艱辛，但林少華沉浸其中，平均每天翻譯7500字。他不用電腦，先是寫在稿紙上，由家人輸入到文檔里，然後列印出來，進行修改。手寫比較費力氣，每隔一個小時，他便停下筆，到外面轉一轉，拔一拔荒草散心，然後回來繼續翻譯。

不同於台灣的賴明珠和後來的施小煒，林少華在翻譯村上春樹的過程中並不講求完全的直譯和還原，而是在辭彙和句法準確的基礎上，強化了敘述的語調與文體的韻味。他援引余光中的話，將譯者與作者的關係形容為婚姻，是一種「兩相妥協的藝術」。

「如果沒有這種心靈層面和審美層面的對接，純屬語言轉換作業，就很難享受這個過程，翻譯出來的東西也很難達到『化境』，讀者讀起來恐怕缺少某種韻味。」林少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樣的翻譯策略為大陸的普通讀者理解和接受村上春樹增添了很多便利，卻也成為了很多人批評他的理由。著名學者、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在2007年出版了《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在其中一章專門對比了不同的中文譯本，認為林少華的翻譯過於「語體化」，不符合原著的「口語化」，屬於「濃妝艷抹」，背後是林少華的「漢語民族主義」作怪。對此，林少華也公開撰文，為自己辯護。

遊走在東西方之間

在《刺殺騎士團長》中，同名畫作的作者是主人公朋友的父親雨田具彥，原本有志於現代主義繪畫，卻在留學歸來之後經歷了創作的轉向，回歸本國傳統，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日本畫風格。

同樣身處東方與西方的傳統之間，村上春樹的寫作和生活方式有著非常明顯的「西化」色彩。長期從事英語文學翻譯的他最熟悉的是菲茲傑拉德、雷蒙·錢德勒和雷蒙德·卡佛等美國作家，平時則喜歡爵士樂。藉由翻譯，村上春樹塑造了自己的獨特文體。繁華社會與落寞心態、簡潔與苦澀、黑色幽默與離奇想像，都在村上春樹的虛構作品中不時顯現，共同構成了他在日語文學中的符號。

「不妨說迄今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將母語日語在腦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語化』，規避意識中語言那與生俱來的日常性，然後再構築文章，用它來寫作小說。」村上春樹曾在一次訪談中這樣透露。

度過了《刺殺騎士團長》主人公的年紀，身處創作黃金期的村上春樹決心離開久居的日本，生活中心一度轉移到了國外。那是上世紀80年代後半葉，他當時37歲。此前，他的讀者群迅速擴張，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和他小說的氣質與主題形成了看似不同、實則互補的共振。除此之外，據村上春樹本人的理解，他的廣受歡迎很可能成為了主流文藝界在純文學沒落之後的發泄口。

「想起來，在日本國內遭到抨擊，倒成了挺進海外的契機，也許被人詆毀反倒是一種幸運。」村上春樹在自傳體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寫道。離開日本給了村上春樹觀察日本的機會，從原有的範式和圈子之中跳脫出來，無論是語言層面的轉換與創新，還是寫作主題的拓展和改變，都是村上春樹面對傳統所做出的姿態。

「我們欣賞三島所運用的語言的美和細膩，但是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返。我應該幹些新的。我們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籬，以便我們能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談。」村上春樹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這樣說道。

林少華的翻譯方式既是對村上春樹這種理念的違背，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遵循。他頗為自得地認為，自己的翻譯最大的特點便是為漢語文學提供了一種文體的可能性。而在閱讀的過程中，一些批評者認為村上的寫作跟日本仍然藕斷絲連。

「儘管他說日本當代文學幾乎不讀，覺得很無聊，但是他骨子裡面還是有很多處理方式，包括很多文體結構，只有日本作家可以寫出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說。

日本東京一家書店裡出售的村上春樹新書。圖/視覺中國

從「言情小說」到流行經典

村上春樹在中國大陸的流行不僅跟他本人的寫作方式和林少華的翻譯理念有關，與出版社的宣傳定位和社會的整體風氣也密不可分。

1987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出版之後，一時洛陽紙貴。林少華剛剛到大阪留學，為期一年，那時的他心心念念的是傳統文學和理論書籍，對於這本流行小說並不在意。1988年年末，回到中國的林少華在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李德純的介紹下，與灕江出版社達成合作，負責翻譯《挪威的森林》。李德純看中的正是林少華的「文筆」，而村上春樹的市場前景讓熟悉古典文學的林少華在半推半就之下開始了跟村上春樹的「文學姻緣」。

為了適應國內的出版要求，在翻譯的過程中，《挪威的森林》中性描寫的部分被刪去。而在裝幀設計和宣傳文案等方面，走的是偏向言情的路線。小說的封面上寫著「日本青春小說佳作」，還有「百分百的純情，百分百的坦率」。封面圖案中的女性將所穿的傳統和服脫去了大半，給人一種相當香艷的感覺。林少華在拿到小說之後，甚至不好意思將其送人，覺得封面上的裸背美女看著像是「地攤文學」。

一年之後，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新的譯本，定位與灕江出版社類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給小說加了一個副標題，叫作「告別處女世界」。封面上印著一名男性和兩名女性，暗示著這是一個講述情感糾葛的「三角戀」故事。但整體上，兩個版本的《挪威的森林》並沒有取得廣泛的成功，那時候，中國大陸剛剛步入市場經濟，村上春樹小說中的情感特徵與大陸讀者的閱讀趣味並未產生普遍的對應。

1998年，灕江出版社出版了村上春樹的精品集，封面變成了淡雅簡約的風格，一改原先的俗艷形象。這次的出版取得了商業成功，掀起了《挪威的森林》在中國大陸的首次閱讀風潮。200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獲得了17部村上春樹作品的版權，請林少華擔任翻譯，並將《挪威的森林》被刪去的性描寫補齊，作為「全譯本」與其他作品一同出版。翻譯出版的規模效應助長了讀者的閱讀熱情，村上春樹作品的面孔也從情色和言情轉變為文藝，作品中的感傷與孤獨切中了都市讀者的情感需求，被廣泛接受。

據林少華透露，這次為了爭取到《刺殺騎士團長》的版權，上海譯文出版社花費了「天價」，而在競標的幾家出版社中，這還不是最高的。在得到版權之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吳洪特地乘坐飛機到青島，對林少華說了這個消息，並邀請他擔任翻譯，甚至想好了廣告詞，「暌違十載，譯文東山再起，林譯重出江湖。」

騎士團長與藝術的政治

在《刺殺騎士團長》中，作為主人公的「我」原本從事的是抽象繪畫，後來為了維持生計，開始畫肖像，客戶多是商業人士與社會名流。他憑藉著獨特的方式和技藝，取得了商業的成功，有時卻又感覺自己是「繪畫界的高級娼妓」。

批評家張定浩認為，在繪畫和寫作之間，存在著隱喻的聯結，因此理解這部小說的一個角度是，藝術家在當下的現實社會如何尋找自我。「藝術家是現代社會的英雄，畫家也好、音樂家也好、小說家也好，創作的過程便是為理念賦形，把抽象的東西用形象的東西表達出來。」

張定浩在青年時代讀過村上春樹的主要作品，但隨著年紀的增長，對村上春樹的閱讀興趣不斷下降。「讀這本的時候也有那種感覺，就是青春期的孤獨、迷茫，所有人都會遇到不可避免的失去，一些克服不了的障礙，或是一些不可言說的東西，你看到另外一個作家幫你言說，幫你生活，你會有心裏面特別安穩的感覺。從那時候開始讀村上，正好後來十年沒怎麼讀。」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則繼續從歷史的角度入手，在這部小說中看到了村上春樹對過去的自省與反思。《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作在雨田具彥的創作譜系中佔據著非常特別的位置，它不為外界所知，儘管源自歐洲的騎士在畫中穿著日式服裝，畫作的風格卻與傳統的日本繪畫有著迥異的區別。

這幅作品的創作與雨田具彥的弟弟雨田繼彥自殺有關。在30年代，兄弟兩人分別去了歐洲和中國。雨田繼彥原本學習鋼琴，卻在戰爭年代從軍，來到了淪陷的南京，被要求斬殺中國俘虜，因此留下了精神的創傷，最終割腕自殺。「通過發現畫中蘊含著政治與藝術的對立，國家和個人的矛盾，『我』遭遇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件。」藤井省三在介紹小說內容時這樣寫道。

小說的政治性一直都在，無論是出於對自身創作的內在張力，還是身處的外在文化和社會空間，村上春樹的寫作一直企圖超越原有的界限，逐漸形成更為豐富的脈絡，儘管在很多中國讀者的印象中，他最擅長的仍是《挪威的森林》式的寫作。

村上春樹的另一位譯者施小煒曾表示：「村上一直說，《挪威的森林》是他創作過程中的一個支流，村上不是用『小資』這個概念就能概括的，事實上他的創作在這些年越來越遠離我們眼中的村上。」

上世紀90年代初，村上春樹來到美國，所創作的小說開始越來越多地涉及社會問題，他的面孔拓展到小說之外，有了世界公民和知識分子的內涵。《奇鳥行狀錄》和後來的《1Q84》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除此之外，他也開始嘗試非虛構寫作，直面社會問題，出版了《地下》等作品。

在《刺殺騎士團長》的最後，主人公「我」又回到了妻子的身邊，重新開始一起生活。妻子有了身孕，不久生下了一個女兒，但孩子的生父並不是「我」。主人公不再有故事開始時的那種茫然姿態，對此表示無所謂，甚至將女兒當做一種恩寵。

學者王宏圖認為，這樣的溫馨結局一方面體現了悲憫與超越，但一定程度上迴避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種沒有得到解決的矛盾或許源自村上春樹的「晚期風格」。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樹在寫作此書的時候已經68歲，職業生涯已經持續了近40年，《刺殺騎士團長》在他的寫作版圖中算是後期作品。

相比於《1Q84》等大部頭作品，村上春樹的這本新作呈現出更加輕盈的特徵，少了真正的矛盾衝突，而更多的是自我與世界的抗辯。而在整體的結構上，它雖然有著成長小說的模式，在細節方面也有著奇異或現實的敘事元素，但整體更加舒緩。在經歷了漫長的寫作「長跑」之後，村上春樹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

「我投入漫長的歲月，構築起屬於自己的固有體系，讓這種寫作方式成為可能，並以自己的方式謹小慎微地進行整備，鄭重其事地維持至今。為它拭去污垢，注入機油，努力不讓它生出一點銹斑。」村上春樹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這樣寫道。

值班編輯：王季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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