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人都愛「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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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一詞，並非近代鴉片戰爭之後才有的新發明。在傳統章回小說中，女學生一詞已經相當常用，例如《紅樓夢》第二回：

「雨村拍手笑道：『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

女學生自古有之，但「女學」卻實在是近代才有的新事物。古時男尊女卑，外加宋朝之後儒家大力倡導男女授受不親，以及禁止女子拋頭露面。所以近代以前，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式，基本都像《紅樓夢》中的黛玉寶釵一樣屬於家傳或自修。雖然也有專為女子設立的私塾，稱為「女塾」或「女館」，但通常只學習常用字、《弟子規》和「三從四德」，最多教到能寫信便作罷。至於詩文辭賦，都是不教的。想一想薛濤和李清照之後，元明清三代基本一個出名的女詩人也沒有，就知道六七百年里，中國女子受教育的比例低到何種程度。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迫打開，開始在陣痛中開始現代化進程。時人在受到男女平等之風的熏陶後，對西方指責中國女子「失教」的指責深感慚愧，1897年的《湘學報》上載文感嘆：「西人謂其國，生一人獲一人之用，而中國四萬萬人只能以二萬萬人計算，非虛語也。」

同年，中國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女學堂「中國女學堂」在上海開學，資助辦學的人里有譚嗣同和張謇，而章程和公告是由梁啟超起草的。中國女學堂旨在通過新式女校，培養一批有文化的新女性，以推動中國自強。

這之後，一批西式女校在中國各大中城市陸續出現。到1919年，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更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是教會女學外最早的一所女子大學。第二年，北京大學等高校開放女禁，女子也能進入大學就讀，這堪稱中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

然而想一想，女子入校這樣對於中國一半人口而言意義無比重大的事件，距今也還不到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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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學出現之前，科舉考試是男性的專利。針對女子而設的只有「花榜」，即職業妓女參加的花魁評選比賽，也設狀元、榜眼、探花的稱號。在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中，就有乾隆憑藉皇權讓評委袁枚等人劃定名次的情節。

女學出現之後不到十年，延續1300多年之久的科舉制被廢除，效法歐美和日本的西式學校教育正式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只是雖然女學開始普及，此時能進女學就讀的女子，卻幾乎無一不是社會上層。1907年，記者調查北京豫教女學堂的全部68名女生，發現清一色來自士宦家庭，其中57名的家長是官員。十五年之後的1922年，北京高師附中的女生里，仍然沒有一人出自農家。

此時的女學，百分百是富貴階層孩子的專屬領域。而像宋美齡、林徽因這樣家世不凡的孩子，一般選擇教會女學，相當於如今的國際學校。

根據物以稀為貴的原理，因為女學生的數量實在是太少，因此她們無論是在校內還是在校外，都極為引人關注。從前的大家閨秀處於深院之中，路人難得一見。而如今的年輕女學生們除了在家和在校之外，還會成群結隊地出現在大街小巷。路上的女學生不論胖瘦妍丑，走在路上就是一道移動的風景線。1908年《北京女報》曾刊文：

「這些學生，老遠地就一望而知，並不在衣服上分別，那個氣宇，就與眾不同。頭一樣，眼睛不胡看；二一樣，不像尋常女子，那樣羞羞澀澀的；三一樣，臉上福氣，帶出來有學問的樣子，正是古詩上說的腹有詩書氣自華。」

因為女學和女學生的新潮，當時的媒體對此的關注可謂巨細靡遺。大到女學堂的籌建、開辦、畢業，小到女學生的入學試題、課程安排、服裝規定、是否纏足等，都一一采寫，以饗對此充滿無比好奇心的大眾讀者。

1907年，大力興辦女學的教育家江亢虎在北京琉璃廠甸舉行女學慈善會，各校的女學生登台演說、唱歌、遊藝、義賣募捐。當天車如流水馬如龍，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轟動了北京城。但江亢虎對此心知肚明，他後來自嘲：「其實大眾的心理，哪裡都是慈善為懷？多半是來湊熱鬧，來看女學生。」

大庭廣眾之下，可以公然觀看年輕女學生的長相、神態、舉手投足和一顰一笑，對於絕大多數觀眾而言，吸引力要超過原來菜市口刑場的梟首凌遲。畢竟砍頭時時有，而女學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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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女學生的著裝，跟一般都市女子全然不同。女學堂對著裝的規定力主樸素淡雅，例如上海務本女學就明文規定，「帽鞋衣褲，宜朴凈雅淡。棉夾衣服用元色，單服用白色或淡藍。脂粉及貴重首飾，一律不得攜帶。」

在路人的眼裡，清新質樸的女學生，與濃妝艷抹的一類女子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而女學生的優勢更在於知識的掌握，是文明開通的代表，也是國家和民族新興希望之所在。女學生們的詩書才華和內在氣質，普通女子一時間難以擁有。於是對於女學生的艷羨和傾慕，最直接就變成了服飾上的模仿。

女學生對於大眾的吸引力，當然主要針對男性。在魯迅的小說集《彷徨》里，有一篇《高老夫子》，寫仰慕文豪高爾基而自己改名高爾礎的混混高老桿，平時打牌、看戲、喝酒、跟女人，卻因為想看女學生，去謀了一個女學堂的教職。

而女性有時也會不自覺地羨慕女學生。魯迅的正妻朱安，在女學生來家時時常自慚形穢。許廣平們剪短髮、穿黑布裙、落落大方、談吐不凡，渾身都是青春的氣息。而朱安年近五十、臉色蠟黃、少言寡語、無人問津。朱安在她們的眼裡，就像是惋惜地看著一件雞肋古董。

年輕、漂亮、大方、知性的女學生，青春、明朗、純情、天真的女學生，對於大多數的男性而言充滿魅力。魯迅選擇許廣平而非朱安，實在也是情有可原。畢竟像魯迅那樣的頭腦和心靈，必須要受過教育的女性才能勉強跟上一二。而朱安這樣纏足無文的舊式女性，註定會在女學生面前被淘汰。

當時有權勢的男性階層，紛紛把女學生作為擇偶的第一選擇。以軍閥楊森為例，一開始娶的妻妾都不看重文化，後來就越來越逐漸注重要有文化、上學念書的女學生，把文化素質作為妻妾的關鍵標準。楊森的七妾曾桂枝在上海讀書，八妾汪德芳在上海國立音樂學院就讀，九妾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學，十一妾胡潔玉在重慶求學，十二妾張靈鳳，是台灣的中學。像張宗昌這樣的大老粗，一開始在妓女里擇偶，後來也開始物色起女學生來。

如果其他一切條件都理想，只是沒有入學經歷，那男方甚至還可以負責送到海外留學鍍金。民國時的《求偶》刊載啟事，說男方已在東京買好了大房子，因為房子太大住著空虛，所以想要找一位太太共住。除了註明女方須「相貌嬌艷清白」、「十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身體健康活潑」等條件之外，還特別註明：「辦法一經訂定，即可前往東京留學，不論女家貧富，一切用費皆由男家負擔。」

即便是在文化人扎堆的高校，教授們對於女學生的趨之若鶩，也讓北京女師大校長楊蔭榆頗為不滿，曾專門要求教授們注意自己的舉止，同時也規範在校女生的行為，因此被譏諷為「寡婦主義」的校長。

其實「女學生」三個字，在想入非非的異性那裡，所意味的特定身份認同並不奇怪。就像如今女性也有了「小奶狗」、「小狼狗」、「小奶狼」等對於青年男性的特定稱謂名稱，而其中的曖昧和不可說，至少不會比「學生妹」這樣貌似中性的名詞包含得更少。但重要的分別就是：它們還沒有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廣告牌上。

社會終究還是男權社會，男性終究還是佔據主導地位。因此萬科在鄭州的廣告引起爭議，「春風十里醉 不如樹下學生妹」，板子也只能打在男性的身上。雖然歧視、不尊重、性暗示這些都值得鞭撻，但如果再想深一點：是不是把學生妹換成小奶狼，就意味著男女平等的春天終於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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