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老」馮道：我只是忠於職守而非皇上，怎麼就成了「無廉恥者」？

古人云：「忠臣不事二主」。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朝代更替周而復始，死節之士比比皆是，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然而，透過這貌似令人蕩氣迴腸的忠義烈行，我們發現，其實為人臣者沒有絲毫獨立性，只不過是某個帝王的依附者，就象手之與臂、發之與膚，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所謂的「忠」也其實大多是「不得不忠」。

「不得不忠」自然只能是忠於君王，而不是忠於職守，所以，當官的總有一肚子揣測聖意的官場計謀，而最缺乏的是精益求精的職業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後人唾罵了上千年的五代時的「長樂老」馮道，倒是個不折不扣的另類臣子，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職業精神顯得十分難能可貴。

馮道一生在五代時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為臣，侍奉了近十個皇帝，位居將相高位二十餘年，屢經喪君亡國。按照傳統的忠君倫理，他早就該盡臣子之節，或隨先帝殉節，或退隱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一個個新君遞過來的橄欖枝，甚至在其晚年，還洋洋自得地寫下《長樂老自序》，曆數其曾經服務過的君王、獲得過的各種官職榮譽，以及其家人妻子所得到的恩賜。因此，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是「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他「乃奸臣之尤」。即便到新中國建立後，史學家范文瀾還把他看作是「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

然而，當我們跳出忠君的狹隘思維來看馮道時，就會發現，上述諸般譴責實在是腐儒之見、不公之極。事實上，馮道無論是個人品行還是道德文章都堪為世之楷模，其政績事功也頗有可觀之處。史書上稱其「少純厚，好學善屬文」，「惟以披誦吟諷為事」，即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能安然處之。馮道在家「丁父憂」時，趕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俸祿賑濟鄉里，自己卻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饋贈，他也一概不受。後唐明宗時，馮道一改過去選拔人才只重門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遇到豐年，朝廷無事，馮道便勸告明宗「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馮道還注意文化建設，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經書著作，流傳天下，是中國大規模官刻儒家經籍的創始人。後晉少帝時，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曾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稱「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馮）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當時，契丹擄掠了大批中土士女，馮道只要遇到，就出錢贖買，再設法幫助他們和家人團聚。可以說，生逢亂世的馮道，是竭盡所能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

不管馮道自己有沒有清醒的認識，他都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具有很強的職業精神的大臣之一。他以實際行動證明，他首先忠於的是自己的職守，而非君主。這當然與他所屬的那個非常年代有著直接的關係。五代十國只有短短的54年，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里，朝代的更替決定於武力和實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造就了成王敗寇的殘酷事實。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各路豪傑，在百姓和臣子的眼中，其實是沒有什麼道德上的高下之分的，因此沒有必要死守著腐朽的忠君思想，做亡國之君的殉葬品。像馮道這樣，多一點職業精神，利用「職務之便」，儘可能地多做點好事，其實真的是一種不壞的選擇。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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