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標準評價和衡量「標準草書運動」

也許這個題目多少會引起很多人的不滿。這是很正常的，在我們這個「批評道德」和「批語倫理」幾乎完全失控的時代，藝術批評似乎只剩下三種形態：諂媚和捧殺、攻擊和謾罵、不置可否的鄉愿和「騎牆」。而這三種批評形態的本質則是一樣的，那就是對批評者自身名利的經營和維護。

反思之一：用什麼標準評價和衡量「標準草書運動」

于右任「標準草書運動」的目標是將千百年來一個字多種寫法、不規範的草書標準化，釐定出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的標準草書並廣泛推行，以節約時間、方便使用，藉此宏揚中國文化藝術。（參閱于右任的《標準草書自序》和標準草書《百字令》這樣的目標是很明確的。）

他的目標實現了嗎？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地說：沒有。不要說現在寫草書的幾乎沒有幾個人按照「標準草書」的標準構形進行書法創作的，就是當時除了標準草書社的諸賢，標準草書在社會上影響也是很小的，更不用說普及了。

至於說於氏「標準草書」知名度很高，那主要是因為作為「現代書聖」的于右任的知名度高，和「標準草書」本身的內在「素質」關係著實不大。這是我們應該面對的現實。

當然「標準草書」本身是有價值的，從於先生的初衷並把草書標準化作為一個「運動」來看，它無疑是失敗的，這也應該是衡量它的基本標準。至於說標準草書運動的夭折和抗日戰爭有關，這一點並不能成為否定「標準草書」本身有先天缺陷的理由。

反思之二：草書可以成為「正體」嗎？

于右任「標準草書運動」 不管是作為一個運動來開展、或者作為一個「主張」來推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主要取決於草書不可能成為「正體」這一文字學或者說書法藝術規律。我國自周代以來各代都有社會通用的「正體」文字，這種一般要經過專門人員的整理，然後通過政府力量頒布推行。

宣王時的《史籀》十五篇、秦的「小篆」（有《泰山刻石》等）、漢的「隸書」（漢有《熹平石經》）、唐的「楷書」（唐有《開成石經》），新中國則有20世紀50年代頒行的《漢字簡化方案》。但是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籀書」還是小篆、隸書乃至新中國的「簡化字」，都是廣義上的「正書」，即形體確定、點畫交代清楚、沒有連帶勾繞的筆畫，這樣的字易識讀、堪為楷式和典範。

字體之所以會不斷進化發展，和日常書寫為求得便利、不斷地將正體草化有關係，可是下一階段正體的確立則是在草化的基礎上再「楷化」。比如人們嫌篆書書寫過於繁難，日常書寫將其草化，於是古隸就出現了，經過秦代和漢代對「古隸」的「楷化」，於是法度完備的隸書（這裡特指「八分書」）就確立了。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儘管引入了「符號」的原理，並減少字內的「勾連環繞」，讓字字獨立，但它畢竟是「草書」，沒有經過「楷化」，這樣的字體讓老百姓識記並廣泛使用完全是一種奢望。在這一點上，於老多少顯得有些理想主義色彩了。

相比而言，新中國頒行的簡化字很多就是取自古代的草書，但是經過了「楷化」，於是就成為了一種「正體」。這一點完全可以反襯出「標準草書運動」不能成功的原因。

反思之三：「草書」之「草」的審美內涵

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在老百姓中不可能普及的原因既明，那麼書法學習者並不接受以「標準草書」為標準構形的原因又何在呢？，也就說從書法創作來看，大家都會參考一下「標準草書」，可是真正寫起來則是另一回事。

儘管於老提出標準草書的四個標準有一個「美麗」，可是實事求事地說，作為藝術創作，標準草書提供的構形並不美——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說于右任本人的草書不美。於先生以天縱之才，用標準草書為構形，寫出的草書自由、蕭簡、平淡中又有一股雄邁之氣。不恰當地說，于右任有「借屍還魂」之功，一般人用標準草書的構形，卻很難寫出像樣的草書來的。

為什麼呢？「標準草書」一個字一個形體，字字獨立不相勾連，字內也盡量減少連帶，每個字的大小一樣，均勻整齊。這都和「草書」的精神是相違背的。草書應該是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書體，在環繞連帶、大小欹正、因字賦形、濃淡乾濕、開合變化中表達一種自由逍遙、不可端倪、妙契於道的藝術境界，這種書體豈能「標準化」？？如果一定要「標準化」，一定會以犧牲藝術性為代價的，這和于右任的初衷並不矛盾，他主要是為了實用。于右任的這一主張，我們甚至可以說和上世紀上半葉很多受歐美文化影響的學者主張廢除漢字的漢字拉丁化運動的想法有內在理路上的相似性。

反思之四：「標準草書」的價值

儘管我們認為于右任的「標準草書運動」作為運動是失敗的，但是我們不能抹殺于右任「標準草書運動」的所有價值和意義。于右任「標準草書運動」的一系列工作其實是對中國今草系統的草書在構形學意義上做了一次整理和釐定的工作。

因此，它的意義首先對於研究我國草書的形體很有價值。其次，從學習書法的意義來說，「標準草書」的標準形體和「標準化」的觀念和方法對於我們識草、通草價值很大，尤其對草書的初習者價值更大。

歷史曾出現過類似的書，如明代韓道亨明的《草訣百韻歌》、範文明《草訣辨疑》和清代朱宗文（學古）《草聖匯辨》，汪由敦撰《草訣偏旁辨疑》，則增訂改編《草訣百韻歌》為四百言。相比而言，于右任對草書形體的研究和整理最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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