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驅者的脆弱與鬥爭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師級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一種原創性，後人可以不斷地向其返歸、回省，不斷地得到新的啟示，激發出新的思考與創造。魯迅正是這樣一位具有原創性的現代思想家和文學家。」作為一位思想家，關於先驅者命運的思考，幾乎貫穿了魯迅的一生。而作為這支先驅者隊伍中的先鋒旗手，魯迅幾乎用他整個的生命來吶喊與鬥爭。儘管這種鬥爭是與魯迅作為一個脆弱的先驅者並存的。
先驅者之先，即是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與擔當。《狂人日記》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寫作的白話文短篇小說，不論在文學形式表現上還是思想啟蒙精神上都足以當得起一面鮮紅的旗幟。「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於是魯迅做了這文學的闖將，呼喚革命的到來。「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是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先驅者，他們覺醒，他們起來，他們吶喊，他們鬥爭，「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
魯迅幾乎用他整個的生命來吶喊與鬥爭
先驅者，不論哪個年代，哪個民族，總是與脆弱最緊密相連的那一類人，「絕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魯迅曾在很多文章中反覆談到先驅者總陷入「要救群眾，卻反被群眾迫害」的命運怪圈。如在牢獄中受刑即將走向滅亡的夏瑜，他被茶館裡的眾人不明就裡地嘲笑、譏諷，只能對施刑的紅眼睛阿義說著「可憐可憐」。如同耶穌被以色列人釘死的情形，「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著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由此便有了魯迅的復仇哲學，「復仇的哲學是魯迅處於改造國民精神，而對於麻木群眾的一種憤激和批判情緒的升華和概括。」在《野草》中的《復仇》兩篇，即是「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且有感於先覺者與群眾之間那種可悲的隔閡」。
魯迅早已意識到先驅者的這份命運的脆弱與悲痛，他們「不僅要因自己的永遠的批判立場而承受永遠的外在壓迫，而且要因不被社會以至民眾理解而忍受孤獨，而所有的外在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在的黑暗：不斷追問與質疑自身選擇的意義和價值」。他發現了所謂「希望」的欺騙性與虛妄性，「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而所謂先驅者，卻正是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之人。「不計後果、不抱希望地，永遠不停地向前走」，這便是魯迅的生命哲學——「反抗絕望」。在《野草》題詞中，「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如魯迅這般先驅者無不是由死知生、向死而生，在絕望中反抗。
如魯迅這般先驅者無不是由死知生、向死而生，在絕望中反抗
魯迅的吶喊不止是為了改良與愛，也是對遺忘的拒絕。當先驅者鮮血慘淡，屍骨腐爛，他們的影子被徹底埋沒於暗夜中，魯迅便用這吶喊做他們靈魂的墓碣文——「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吧，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不僅僅源於魯迅「幼者本位」的愛，也是魯迅作為先驅者於不妥協的鬥爭中的一種無能為力的脆弱。他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為了年輕的一代獨自承擔，獨自「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以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覺醒的人，以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正如許廣平所言：「儘管自己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於青年，卻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向前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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