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擾二十世紀的狐狸之三：為自己信念辯護的方式就是去寫這種信念的死敵
葛陂君說
但凡對思想史有所關注的朋友應該知道以賽亞·伯林的兩種自由之說：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朱學勤先生曾說過，以賽亞·伯林的兩個自由的概念是如此清晰，以至於在思想史課堂上，只要把這兩個概念一講，不必饒舌費詞，學生們自然就會領會其中的異同。他甚至認為在政治思想史上，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是人人都需經過的「小經典」。
《百花洲》雜誌2018年第2期發表拙作《驚擾二十世紀的狐狸——以賽亞·伯林印象記》，原文17000字，共分6個小標題，為避免朋友們閱讀太累，每期發一個小標題。讀完需要耐心哦。
驚擾二十世紀的狐狸
——以賽亞·伯林印象記
文/張祚臣
03
為自己信念辯護的方式就是去寫這種信念的死敵。
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伯林問世的作品並不多，他作為作家的聲望遠不及他的實際成就，且大部分作品都是應景之作，他曾自嘲地說：「我就像一輛計程車，等著人們招手搭載。」當然這是自謙之詞，事實上他的思想深刻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他是「世界上偉大的談話者」、「當今時代最高貴的心靈之一」。在1971年他被授予英國功績勳章時，他的朋友說：「他就像耶穌和蘇格拉底一樣，問世的作品不多，但是思考得很多，講得也很多，他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大學時代。我讀過梅林的《馬克思傳》，當時就知道還有一位英國作家也寫過一本《馬克思傳》，千方百計找來，卻是英文版，艱澀難啃。後來知道它的作者就是以賽亞?伯林。這本英文版的《馬克思傳》至今還靜靜地趟在我的書架上。
1933年冬，荷姆大學文庫邀請伯林寫作《馬克思傳》，這可能是伯林唯一算得上是學術的專著。這一計劃耗費了伯林五年的寒暑生涯，同時，這一計劃也把伯林從冗長的無聊的哲學遊戲中擺脫出來，把他引向了一個新的方向。寫作《馬克思傳》是伯林一生思想的分水嶺，在這之後，伯林也逐漸意識到他不是一塊英國式學者的料，他長於綜合而非學問，善寫隨筆不善專著。
1930年代，正是維特根斯坦的維也納學派如日中天的時代，歐洲的咖啡館裡、大學的公寓里，大家談論的都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伯林全靈學院的朋友艾耶爾從維也納給伯林寫信說：「一種理論得不到經驗的證實或通過邏輯的檢驗，那麼它就是一種荒謬的理論。」
拒絕形而上學是維也納哲學的核心，但是這一宗旨把生活的目標或者善的本質都扔到了垃圾箱，用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的話來說，它們把哲學變成了謙遜的「形而上學的終結者」和「科學的秘書」。
不過，這一學說把艾耶爾迷住了，他在另一封信中對伯林說：「哲學就是語法，在你談論規律的地方，他們談論卻是語法規則。所有的哲學問題統統只不過是些純粹語言上的問題……」
此時的牛津全靈學院，圍繞著伯林，周圍有一種「匹克威克俱樂部」的氣氛，他們甚至為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對於無法言說者，則應保持沉默」在《邏輯哲學論》中出現一次還是兩次打賭。幾個人打了賭，然後派人坐計程車去把那本聖書取來，結果證明那句話維特根斯坦的確說了兩次，一次是在前言中，一次是在結論里。伯林輸了，他願賭服輸，付了賭輸的錢。伯林的確讀過《邏輯哲學論》，但是在他的腦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維氏名言：「死亡並不是生命中的事件」。
維特根斯坦
他們共同讀卡夫卡的《變形記》，辯論薩姆撒到底是一個長著蟑螂身子的人呢，還是一隻有著人的記憶和意識的蟑螂。對於辯論的嗜好就像帶著獵犬去狩獵一樣，隨時準備迎上去，撲咬一口。冗長的辯論既是智力的較量也是意志力的比拼，後來的伯林回憶道：「沒有客氣的、與假想敵的擊劍練習，只有你死我活的戰爭……」
他們甚至一本正經地搞了一個四大張紙的議事規則，其內容堪比1986年美國議員馬丁?羅伯特搞出來的《羅伯特議事規則》。這種對於程序的尊重大概也是盎格魯特性的一部分。但是伯林認為，對於這樣一個程序施之於一個七人的小團體還是有點過分，設法阻止了這個程序癖的提議。
但是這些唯科學主義的較量，逐漸消解著這伯林的自信，使他認清了自己在哲學上的局限。隨著智力的成長，伯林對於邏輯實證主義的懷疑也在不斷增加。伯林也找到了一些例外，比如「與黑色相比，粉紅色離紅色較近」，像這樣的事實，既不是一件經驗的事實，又不是一種邏輯的推論。伯林相信，這些例外推翻了邏輯實證主義的核心主張，即一切有意義的陳述要麼是理論演繹，要麼是經驗事實。
可以說寫作《馬克思傳》這一計劃拯救了伯林，使他逃出了經院哲學的小圈子，進入了一個更多廣闊的世界。在思想史上，伯林終於找到了他真正的歸宿。
關於伯林寫作《馬克思傳》，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主流，人類熱衷於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實驗。而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則加劇了干預主義和社會設計的熱潮。那時候，不僅社會主義國家有計劃經濟，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有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
與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想對照，蘇聯仍處在令人驚異的發展過程之中。當時英國的輿論並不了解蘇聯集體主義農莊的強制性實施，導致的烏克蘭農民的成百萬人的死亡；也不知道像曼德爾施塔姆這樣的詩人因為寫了一首譴責斯大林的詩而遭到逮捕和流放。
1935年，伯林的朋友奧斯丁去了莫斯科，他對那裡進行的革命和莊嚴的禁欲主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另一位朋友克里斯托弗?希爾給他寄來了馬克思的書；伯林的父親1935年因木材生意上的事情去了蘇聯，他回來的時候也對這樣一個向工業世界飛躍的落後社會的發展步伐充滿了敬畏之情。伯林自己也觀看了蘇聯電影中的偉大經典，比如愛森斯坦的《波特金》，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被這些影片所感動。人性之弱點向來如此，人類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這是一切烏托邦存在的前提。
遑論普通人，即使如胸懷博大、深刻敏感、富有愛心的作家兼思想家茨威格、羅曼?羅蘭、安德烈?紀德等，在1930年前後先後訪問蘇聯，歸來後各自對待蘇聯的態度也有值得深思之處。
茨威格對遇到的種種現象困惑不解，甚至有人給他遞紙條，叫他不要相信蘇聯宣傳機構的宣傳，當他發現斯大林主義的罪惡時，最終也只能欲言又止；而羅曼?羅蘭卻不顧事實公開讚揚，當他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疑慮時，又千方百計找出種種理由進行辯解；只有安德烈?紀德算是說了幾句公道話，《訪蘇歸來》對蘇聯體制的弊端做了某種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儘管一再聲明自己是發自內心地為蘇聯好，仍然受到了世界左派陣營的猛烈批判，一時間群情洶洶，蔚為大觀。
伯林當然是明白的。他當然知道那些宣傳不過是為欺騙和幻想服務的工具。後來他也知道這些烏托邦的幻想還對在蘇聯進行的恐怖和屠殺負責。作為一個從俄國革命中逃出來的難民，他對那些理論所抱的憎惡之情不難理解。
伯林與那個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他並不狂熱，他對共產主義具有永久的免疫力。他是那個時代冷靜的觀察者。他熱愛資本主義文明，由衷地憎惡歷史決定論。於是選擇寫作《馬克思傳》就具有了強烈反諷的意味。
這一點，實際上奠定了終身未改的一大模式：他為自己信念辯護的方式就是去寫這種信念的死敵。
於是，1933年春天，這個好諷刺、愛自嘲的精緻的資本主義分子，決定花上五年的時間與一位極端武斷並且蔑視伯林本人所支持的每一樣東西的理論家為伴。
1938年夏天，伯林終於將馬克思傳的手稿交給出版社。寫作馬克思傳對他後來的思想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影響，他由衷地憎惡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觀念，還認為這些東西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借口。
仿如1980年代我與同學在大學宿舍里那簡陋的床鋪間討論的那樣，是否存在一個人道的、持有「異化」理念的青年馬克思？伯林這樣回答：從斯大林主義的後果當中拯救不出什麼信奉自由主義和人本主義的馬克思。只有一個相信「迅速的打擊和暴動」的青年馬克思，和一個求助於較長期革命的老年馬克思。
伯林學術的起點竟然是他理念的死敵。這一切使伯林獲得了一種歷史的眼光，來思考人類價值觀念的傾向。
他認為，人類的各種價值觀念之間是互相矛盾的，人類並不具備無限的可塑性。既然人類追求的道德目標是彼此矛盾的，那麼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想法就是沒有道理的。
決定主義理論對於理想社會的設計，它的魅力在於我們「希望推脫自己的責任並且不再做出判斷」。這是人性軟弱的表現。人類不是提線木偶，不是巨大的非人力量的玩物，他們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個體，仍然保留著道德選擇的能力。
目 錄
長 篇
群氓/張弛
虛 構
無處投遞/王明明
考驗/徐東
立 場
驚擾二十世紀的狐狸/張祚臣
重 建
微斯人，誰與讀/周文
詩 家
懸空者（組詩）/吳少東
春秋（組詩）/周亞
前 世
漂在1976年的船/張復林
專 集
程維詩集《妖嬈罪》作品研討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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