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它是影響一整個時代的經典神作？

1994年的戛納影展，有一部當時爭議性頗高的美國電影獲得金棕櫚獎，而且讓昆汀·塔倫蒂諾成為知名大導演，重振約翰·特拉沃爾塔的電影生涯，捧紅了御用女神烏瑪·瑟曼──就是日後被影評人稱為「經典神作」的《低俗小說》。

儘管在其後的英國影藝學院、金球獎與奧斯卡，《低俗小說》都沒有獲得最佳影片的肯定，但它的視覺風格與敘事手法影響了許多電影，並且時至今日還常常被提起。今天，讓我們一起回顧，有哪些電影風潮是由《低俗小說》帶動起來或發揚光大的。

非線性敘事的教科書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當然不是昆汀·塔倫蒂諾發明的，但他運用的方式與效果非常驚人，也引來許多模仿者。翻開《低俗小說》的劇本，去除開場與收場，中間的故事被切成3段，而這3段不依事件發生的順序排列，而且各自可以成為獨立的小故事。如此安排並非為了嘩眾取寵，3個段落的起點與終點、非線性敘事結構、以及重組的順序，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低俗小說》全片長達154分鐘，如果只是將一整個故事從頭講到尾，觀眾的興趣與專註力恐怕早就蒸發了。切成3段後，彼此依舊互有關聯，但由於每段各有其完整性與戲劇高潮，電影步調的節奏感就被帶了出來，更引人入勝。

除了3段故事的拼接順序以外，觀眾從對白接收到劇情線索的順序，以及開場戲與故事的關聯，也不是隨便決定的；經由的巧妙安排，即使時序重新排列，觀眾仍能在最適宜的時間獲得各種信息，並讓整部戲能收在情緒最高點。透過將整部片的敘事頭尾相連，朱爾斯的救贖與頓悟，成為電影最重要的主題。若以線性敘事方式還原這部電影，它會開始於文森特與朱爾斯跑到別人家殺人，結束於布奇與女友遠走高飛。這樣的結尾相對來說是弱的。透過非線性敘事手法，《低俗小說》成了高潮迭起的天才作品，即使觀眾總共要坐滿兩個半小時，它的複雜度、不可預測性與滿滿的活力，都令人時時保持好奇。

但是這種手法也需要謹慎處理，若炫技過度，觀眾也許會因為完全摸不著腦袋而失去對整部片的興趣；如果沒有下足工夫，那麼將時序乾坤大挪移則顯得多餘。塔倫提諾高明之處，在於他大膽調整時序的同時，沒有逾越界線讓實驗手法蓋過內容本身，而是更烘托內容的精采。

以冗長的對話塑造人物

在《低俗小說》之前，電影里應該少有像文森特與朱爾斯這麼愛碎碎念的殺手吧。這兩位不僅從開車到受害者家的途中熱烈討論歐美食物的差異，又因為提早到達還有時間而聊起腳底按摩，等到進了對方家門，又瞎扯了一陣，再念一段《聖經》經文，這才心滿意足地把對方殺了。

乍看之下，如此幽默但冗長的對話雖然有趣精彩，但與劇情發展沒有太多關聯，然而卻能塑造出不同角色的特質與價值觀：文森特與朱爾斯不再只有「殺手」的身分標籤與刻板印象，而多了各自的鮮明個性與意見，令觀眾與這些危險人物的距離更加接近。或許他們滿手鮮血、行為殘酷，但骨子裡終究是跟你我一樣會討論日常話題、八卦軼聞的平凡人。觀眾反而對惡棍角色產生同理心。

暴力美學

昆汀的電影都有著自成一格的暴力美學，這種暴力常常是誇張、超現實且與幽默相結合的。《低俗小說》中，文森特意外在車上殺死馬文那刻，血漿暴滿車后座，但由於悲劇發生的時點與先前的對話，大多數觀眾對這樁死亡的反應都是大笑，而那些難以清理的腦漿，則成了令主角很不方便的小插曲。血腥成了娛樂，死亡成了笑點。

《低俗小說》票房上的成功，使得「暴力娛樂化」的手法打進主流電影市場。這類現象對某些心理不健全的人是否有負面影響、進而傷害社會，不時引來論戰，但可以確定的是，從票房看來，暴力美學帶來的娛樂性，對現今大眾的確很有吸引力。不過，昆汀電影里的暴力，雖不一定帶著政治方面的反思與批判，但也自有一套善惡標準，並非全然無意義，這不僅在其後的《無恥混蛋》、《被解救的姜戈》等等作品表現得很明顯，在《低俗小說》里也找得到脈絡。

例如朱爾斯，他習慣殺人前念一段經文，並自認是耶和華的使者，行應做之事，但到了片尾，他再度念這段經文時，卻已領悟到先前的盲點，獲得精神上的救贖，並做出改變，而朱爾斯與文森特後來的命運對照，暗示了導演的道德觀；或者像布奇與黑道老大馬沙，原本是仇人，但兩人後來同時遭逢危機，布奇先逃出來，卻決定回頭救出馬沙，挑選武器時，他跳過了棒球棍、鋸子等等，選擇了武士刀。

這個選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武器背後代表一套武士精神與道德標準，不像其他選擇只是單純的殺人工具，因此其後的暴力不再只是暴力，布奇做出良善、超越小我的選擇，導演也讓這角色終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昆汀用他的暴力美學娛樂觀眾，讓觀影者獲得感官刺激，但也不忘加入精神上的慰藉—–不論小騙徒還是大壞蛋，都有獲得救贖的希望。

熟悉的背景搭配特殊的流行文化與次文化元素

《低俗小說》發生的背景，是在真實的城市──洛杉磯，但這個洛杉磯卻又帶著奇異色調與新鮮感，可以說本片建構的世界，基礎並非來自真實生活，而是來自導演看過的電視與電影。

例如文森特與米婭在 Jackrabbit Slims 餐廳的場景，藉由餐廳的復古裝潢主題、牆上的海報與店員的穿著打扮、以及男女主角的對話，大量嵌入50與60年代的流行文化。接續到後來的扭扭舞，從音樂選擇（Chuck Berry 的歌曲 〈You Never Can Tell〉）到舞蹈場景的靈感來源（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戈達爾的《法外之徒》），都是60年代的文化養分，整體搭配起來帶給觀眾遠離現實的娛樂饗宴。

憑藉《愛樂之城》橫掃最佳導演的達米恩·查澤雷，曾在訪談中提到，他希望《愛樂之城》發生在洛杉磯的真實世界，但又要帶點不真實的幻夢風格，於是請來在《低俗小說》負責道具與布景設計的 David Wasco 操刀美術設計，果然成效非凡，並讓 Wasco 拿了一座奧斯卡。

兩位米婭，分別出現在截然不同卻又有點聯結的偉大作品中

《低俗小說》也呈現許多次文化，包括殘酷暴力、嗑藥、刺青、人體穿洞等等，而且不只做表面工夫，它離開了中產階級價值觀與舒適圈，進入主流大眾不熟悉的世界，從次文化角度出發，赤裸裸將那些元素呈現出來，沒有保留與省略。於是，過去在電影中出現過無數次的黑道世界，在這兒有了全新味道。利用懷舊流行文化以及次文化的搭配，《低俗小說》賦予當代洛杉磯新鮮的樣貌。

後來問世的幾部電影，都會讓人不自覺聯想到《低俗小說》，比如查里茲·塞隆主演的《瘋狂謀殺計劃》、安迪·加西亞主演的《你不在後丹佛事》、《明日邊緣》導演道格·里曼的作品《狗男女》。但《低俗小說》的影響力不只於此，它重新定義後現代的「酷」，改變電影觀眾胃口；前文提到的幾個特點，常常成為後代許多不同類型電影致敬或模仿的對象，絕對夠格被稱為必看的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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