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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圍牆、考試和規矩的「三無」創新學校,如何讓孩子「無所不能」?

點 沒有圍牆、考試和規矩,也不分學科學習的「學校」還能否稱為學校?當然能!黃鵑娟肯定地說:安格學院是一所可以自由學習和成長的學校。「安格」譯自古希臘文「 ?γορ? (agora)」,意為古希臘城市生活的中心地。作為安格學院的創始人,黃鵑娟從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後在高盛工作,卻放棄百萬年薪回到國內投入創新教育行業。她認為:教育應該為學生賦能。學生需要在社會中學習,在自由中學會自我管理,並在多元的評價體系中激發學習興趣——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不會被考試束縛,才會「無所不能」。

文丨張瑤 編輯 | 黃曄

以前,黃鵑娟在倫敦和香港的高樓大廈里做金融交易;現在,她在深圳一角的學校里,和她的學生們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學習。

2010年,黃鵑娟從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經濟系本科畢業。後來,她進入世界頂尖的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工作,拿著將近百萬的年薪。誰料,四年後,她就從高盛辭職回到中國,開始折騰起教育這件事。

沒有圍牆、考試和規矩的「三無」創新學校,如何讓孩子「無所不能」?

安格學院創始人黃鵑娟

2015年,她和團隊一起在深圳福田區的寫字樓里辦了一個青少年課外活動中心——理想堂。周末或者其它假期,就會有很多孩子報名來到這裡學習。三年後,考慮到理想堂的周末課程給學生帶來成長的時間還是不夠,團隊又孵化出了一個全日制的學校——安格學院。

今年,安格學院剛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現在學校有13位學生。其中有三個學生是理想堂周末課程的學員,得知安格學院開辦後,就直接從原來讀書的學校退學來到安格學院。

安格翻譯自古希臘文「 ?γορ? (agora)」,是古希臘城市生活的中心地。古希臘時,公民都會聚在這裡討論交流,分享一切自由的思想。我們熟知的思想家蘇格拉底每天也會來這裡講學。

當時給學校起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們覺得學校不應該是一個institution,也就是它不應該是一個中心化的機構,它也不是任何知識的權威。它的本質就是,所有人在這裡既是學生,也是老師。學校是一個學習者的社區,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被自由地討論和交流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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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學校的圍牆,在社會中學習

理想堂和安格學院的「出生」,和黃鵑娟另一次「創業嘗試」有關。

2005年,黃鵑娟來到英國讀高中,那時候,「社會價值」這一概念在她的腦海里開始有了萌芽。在進入LSE以後,她和學長創立了一個NGO組織——Ofund(中國留學生助學愛心基金)。當時,她帶領中國留學生們回到國內的貧困地區支教,為貧苦的學生募集讀書的資金。「我在實踐的過程中,看到自己的一些想法轉換成力量,然後真的帶來了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她意識到教育的本質應該是empower, 也就是賦予學生能力。

你只有在做的過程中,才會被賦予能力。如果不做,知識是不會轉化成能力的。比如,思想品德課上講了很多德育的問題,你要回報社會,但是你不去實踐的話,不去做不去看的話,這些都是空談。

理想堂和安格學院的校舍在深圳市中心,使用面積約150多平方米。「雖然學校面積不大,但是我們的課堂遍布在深圳市各個地方,」黃鵑娟說,在白天,學校經常沒什麼人,學生都在深圳各個角落調研和學習。

「這就是學校該有的樣子,它應該是沒有『圍牆』的,學生們在這裡進行社會化的學習。即使我們坐在課堂裡面,我們討論的也是真實生活里發生的問題。」

為了實現這種社會化學習,理想堂找到了一種適合的學習方式,那就是項目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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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堂學生外出調研「城中村」問題

去年,理想堂帶領學生去深圳的城中村進行了為期七天的夏令營。學生圍繞「城中村」這一問題了解居民的生活方式、社區公共設施規劃等。在調研的過程中,他們還要採訪村民,諮詢他們問題。其實這就體現了社會化學習的第二層面——社會裡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導師」,都是可以學習的對象。

等孩子調研完之後,他們就要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這其中就要涉及到跨學科的知識,比如社會科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等。

有一次,同學們進入城中村,正好遇上拆遷,「村民們」被迫搬家。有一位同學調研結束後,回來在課堂上發表了一次演講。他憤慨地說,深圳在快速發展,那這些居住在城中村裡的功臣們該何去何從?深圳該如何對待他們?他的演講讓很多老師和學生都覺得很感動,「可以看出來,他內心的社會責任感被激發出來了。」

在黃鵑娟看來,這種以真實情境、真實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才能培養孩子的學習力。社會一直倡導「終身學習」,這個概念要落在實處,我們一定要放寬學習的定義。不是坐在課堂里聽老師講課、做題、考試才叫學習,學習應該是無時無刻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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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堂和安格學院內的教學場景

安格學院的學習採用學分制,學生在生活中處處可以發現問題,然後他們再把這些對問題的研究思考轉換成學習項目來換學分。

今年3月初,安格學院剛開學。學校從宜家買了很多新傢具,老師和學生們一起組裝。當時,就有一位女同學在組裝衣櫃時犯難了。一來,在動手操作上,她覺得有點困難;二來,她覺得疑惑,為什麼要把傢具的零部件買回來自己裝而不是買已經裝好的?

聽到這倆問題,當時的黃鵑娟非常欣喜。「你看,她在組裝傢具的時候,自發地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結構學、材料學甚至還有物理上的力學。比如,為什麼要在這塊木板的末梢打孔?為什麼長方形木塊要和圓木塊拼接在一塊兒?第二個問題其實是關於宜家的商業模式。為什麼宜家的傢具比其他傢具公司的東西便宜?這兩個問題背後其實大有學問,非常值得探究。」

這位女同學在和黃鵑娟討論的過程中,又拋出了一系列問題。當時黃鵑娟就有點哭笑不得,「哇,這麼多問題啊!那你不如做個項目來換學分好了。」當時學生也很驚喜,大叫「這樣也可以換學分啊?」「為什麼不呢?」黃鵑娟回答。

如果改變學習的方式,我們就會發現,學生的學習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導師的作用就是及時捕捉到那些疑問,並且引導學生把疑問變成學習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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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有問題」的學生,只有「有問題」的評價體系

學生在做項目的時候,導師就會對其評估。評估涉及到的五個標準是:會做人、會學習、會思考、會溝通、會合作。這就是安格學院設立的評價體系。導師有一個觀察量表,表上每一項標準下面都有一項數值,他們會對學生進行一個基於行為的觀察、記錄和評估。

而在這些評價指標里,竟然沒有學習成績。在中國傳統體制里學習過的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感悟,如果一個學生在班級里學習成績不好,那他是完全沒有話語權的。在同學、老師、家長那裡沒有一點優勢地位。面對外界的質疑和批評,這些學生根本無力反駁。很多學生因為成績差還會被罰坐在最後一排。

這不是一個明顯的條規,但是它是一項明顯的「潛規則」。這些孩子被冠上「問題孩子」的名號,他們就是從這裡開始喪失了自信和對學習的熱情。

「這就是單一的評價體系導致的問題。」黃鵑娟說,很多孩子被認為是「有問題的」,那是因為教育在用一個標準去要求他,而這個標準是不符合他的學習方式的。

比如,你要求一個有讀寫障礙的孩子去閱讀,然後通過寫字來考試,那他肯定不會考過的。這些孩子需要通過聽和說的方式來學習以及被評測,這才是現在我們經常說的「個性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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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學院學生進行項目小組討論

傳統教育的評價標準是,你要麼考試拿高分一百分,否則,你就是一個差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一個孩子善良、善於與人合作、懂得溝通等其它品質都不會被發現和認可。

安格學院也接受過從公立體制出來、學習成績非常不好的同學。為了鼓勵他們的自信以及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老師就從學生喜歡的事情入手。比如,有一位學生喜歡打遊戲,他甚至告訴導師自己的人生目標是,成為一名職業電競選手,那導師就帶他來鑽研打遊戲。

以王者榮耀為例,每一個英雄人物背後的技能和這個人物的歷史有什麼關係?遊戲機制的平衡性如何調整?遊戲的戰術應該如何設計?之後,導師還帶著學生參觀了電競俱樂部,讓孩子們了解電競選手真實的職業生涯是什麼樣的。俱樂部的老闆說,電競選手最重要的一項能力是學會復盤,學會反思和總結。

而這項能力是任何其它內容的學習上都需要的。

「當時我發現,這些所謂學習不好的孩子沒有排斥這樣的學習過程,他們甚至不會抗拒學習中的被『說教』。」

3

毫無規矩,是因為已構建好自由的邊界

走進學校的室內上課區域,可以看到各種軟綿綿的豆袋(懶人沙發),學生們平時就坐在豆袋上上課討論。黃鵑娟介紹,這些豆袋原本放在休息區。後來,導師們發現學生一下課就愛扎堆往上面坐。老師坐在豆袋上和學生聊天就可以聊很久。後來,學校乾脆把豆袋挪到了上課區域。

但是,在這種完全放鬆的學習狀態下,學生的自制力該如何實現?黃鵑娟說,安格學院確實不給孩子設置任何界限和規矩,但這和自制力並不矛盾。

一個孩子擁有自制力的前提是,他應該了解什麼是自由?以及自由的邊界在哪裡?

所以,學校帶領學生去構建邊界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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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 學生正在討論

早前,有幾位外國客人來參觀安格學院。有一個學生當時正在那兒玩遊戲機,他看到客人後,立馬放下遊戲機跑過來和客人介紹。這位外國客人就很疑惑了,「這都下午兩三點了,你還在玩遊戲?」學生當時就回答,「我們可以隨時玩遊戲。」「那沒有老師管的話,你會無止境地玩遊戲嗎?」學生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會,我們會control(克制)。」

黃鵑娟說,孩子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因為學校和學生們構建了一個自由的邊界。也就是:


第一,你做任何事都不能影響別人;

第二,你要完成學習任務。

在安格學院,學生每周有36個小時的學習時間,在這之外,都是孩子們自由的時間。

「如果讓孩子每天從早上9點學習到下午4點,每一個小時為一個學習單位。學生在內心可能會抵觸。因為學校首先就控制了他。當他抵觸的時候,他就沒辦法自制了。」黃鵑娟說,「所以,自製要回歸本源,那就是自主管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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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精緻的利他主義者

從深圳中學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再進入高盛工作,黃鵑娟這一路,差不多就是所謂的「精英教育」路線。但是,在她參與創立運作Ofund這個公益組織,黃鵑娟才慢慢打破從小被精英教育建構起來的思維。

黃鵑娟道明現代社會對一個「精英」衡量的價值標準就是,這個人能考上什麼名校,畢業之後能有多少收入。從事創新教育以來,黃鵑娟認為這樣的標準毫無意義。

一個人成為某個行業的領袖,從而影響甚至改變了這個世界的一些東西,這才是精英的價值所在,也是教育的價值所在。

反思在英國學習這幾年,黃鵑娟發現這段人生中最能夠心無旁騖豐富經歷和增加知識儲備的時光,卻被用來花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般都會做的事情上,她感到非常遺憾和可惜。

回國投入到創辦理想堂和安格學院後,反而讓黃鵑娟找到了方向和真正掌握人生自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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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und-十周年深圳籌款晚宴

接下的4月份,黃鵑娟受邀作為哈佛中國教育論壇STEAM與教育創新分論壇的嘉賓,她在接受主辦方採訪時說:

即便一個人一直在接受著最頂尖的精英教育,他最終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完全在於教育的過程對他播下了什麼樣的種子,在於他是否發現了自己的價值並知道把自己的價值應用在哪兒。精英教育並不是只會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能有『精緻的利他主義者』。

在和外灘君的採訪中,黃鵑娟進一步分享了自己對「精緻的利他主義者」的理解。

「社會還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他們擁有豐富的家庭資源和社會資源。不論是家庭帶來的,還是自己奮鬥的結果,我希望我們這些倖存者,都不是只想著怎麼給自己創造財富與社會地位,而是當我們站在了社會金字塔的上一層時,需要多想想下面的那一群人,從而讓金字塔不那麼金字塔。

作為成都先鋒教育深圳分校,安格學院還很「年輕」。第一屆學生只有13位孩子,最小的孩子10歲,最大的18歲。安格學院無學籍、無學歷、無學術考試,那安格學院的孩子何去何從?

面對外灘君最後一個現實問題,黃鵑娟這樣回答:

「在安格學院,我們不按傳統學制來定義他們的學習階段。對孩子們來說,『畢業』意味著他們在安格這裡找到了下一個『目的地』,可以參加高考,也可以是國內外某個大學,更可以是直接進入社會工作。

考試是入學篩選的必經門檻,我們沒辦法改變門檻,但我們反對孩子的學習生涯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很多家長也都問我們,安格這種純興趣驅動、沒有強制學科學習的教育模式,孩子怎麼參加國內外考試,畢竟考試就是按學科劃分。但這個問題是把『學習』和『考試』兩者直接對等了,他們不應該對等。」

黃鵑娟堅信一個擁有學習能力的孩子可以應對任何考試,SAT、托福、高考都一樣,關鍵只是在於如何幫他找到興趣和建立目標,考試只是孩子完成目標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教育的本質是賦能。有了能力,他們做什麼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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