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治朋黨：乾隆巧用帝王平衡術
乾隆繼位時，還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人，而鄂爾泰與張廷玉都是大他好幾輪的老人了。他們都是乾隆的長輩，師傅，也是他的恩人。作為前朝顧命大臣，他們在護佑乾隆登基、開啟新朝政局上都是有大功於乾隆的人。且二人長期供職中樞，行政經驗也極為豐富，是乾隆得力的助手。面對這樣兩位朝中重臣之間的不和，以及他們日益朋黨化的傾向，乾隆既心知肚明，也高度警覺，但他卻一點也不莽撞。在他的皇權穩固之前，他明智地選擇了居高臨下的平衡術作為主要策略，同時對這兩人和兩派加以防範和敲打，保持他們之間的相互制約與平衡。
早在雍正死後第四天，總理事務的允祿、鄂爾泰等上奏，準備把雍正的棺木停放在壽皇殿東果園暫時安奉。乾隆對此提議十分不滿，當即就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並下旨將雍和宮作為雍正梓宮的暫安之所。後來雍正靈柩移往易州皇陵奉安後，鄂爾泰為討和親王弘晝歡心，竟主張將雍和官賜給弘晝居住。乾隆對此更為不滿。這首先是因為，父皇在世時就曾有意要將雍和宮改建為喇嘛廟。其次，乾隆認為，雍和宮是父皇和自己兩代皇帝的龍興之所，那裡的龍脈風水怎可讓人隨便沾碰。更何況，賜屋一類的大權，是皇帝所專有，你一個大臣怎能擅作主張，慷皇帝之慨？乾隆兩次毫不客氣地斷然拒絕了鄂爾泰的建議，大挫了鄂爾泰的鋒芒。
而更早前，因為貴州苗疆生變，張廷玉一黨為打擊鄂黨，大造輿論，將過錯全歸結到當年主政該地的鄂爾泰身上，迫使鄂爾泰革職奪爵，回家養病。接著，張廷玉的黨人張照，又自請到苗疆效力，督理事務。但他卻又不專心用兵，反而全力收集起鄂爾泰當年主政時的罪狀來，一心想要扳倒鄂爾泰。結果可想而知：不僅用兵毫無成效，還一度弄得雍正皇帝對「改土歸流」的國策產生過懷疑。乾隆上台後，堅決再行改土歸流之策，讓鄂爾泰重回中央，並降旨嚴厲指責張照，不久又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的罪名將張照逮捕下獄，派鄂爾泰的心腹張廣泗前往貴州平定苗亂。如此一來，張黨獨大的勢頭才暫時得到控制，鄂黨勢力漸見抬頭。
張廣泗到貴州後重新部署軍事，僅用半年時間便平服苗亂。但他再次重蹈張照舊轍，也開始對前任進行大肆攻擊，對張照在貴州時的軍需問題進行清算。張照的罪行自然是罪無可恕，但乾隆認為，如果鄂黨佔了太多上風，附勢的人一多，又會因勢大而權重。鄂黨想以苗疆之事置張照於死地，並藉以打擊張廷玉，可乾隆偏偏不依從鄂爾泰的意見。事後乾隆明白地說：「朕若聽信其言，張照豈獲生全？彼（張照）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照之人？」不但如此，乾隆後來還故意赦免了張照之罪，讓他入值南書房，甚至升他為刑部尚書。乾隆這樣做無疑想警告鄂爾泰，賞罰之權操在君主手中，不是任何大臣能夠分享的。
乾隆六年，仲永檀參鄂善，他們相互傾軋的那一套又來了。前幾年好不容易被乾隆強行壓下去的矛盾又要沉渣泛起了。但今非昔比，隨著自己皇權日漸穩固，乾隆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已經越來越得心應手了。
接到仲永檀的奏報後，乾隆當即命怡親王、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等人一起，將此案秉公查審，並強調首先要查清楚鄂善是否受賄。至於「弔喪」等款雖事關派系之爭，但畢竟並沒犯法，所以他決定先放一放，暫不深究。
在審查的過程中，乾隆還親自審問鄂善，希望他主動坦白。鄂善被皇帝的誠懇所打動，以為承認了皇帝就會網開一面，因此自認實收賄銀一千兩。但過後鄂善一想，當時朝庭規定，受賄八十兩就要掉腦袋，於是又推翻了原供。他沒想到，如此一來，他反而無意中犯下更大的「欺君」之罪。乾隆一怒之下，將鄂善革職，拿交刑部嚴審。刑部很快坐實了鄂善受賄之事。經王大臣等會議，以鄂善應擬絞立決具奏，乾隆命從寬令其在家自盡。鄂善時為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卻成為乾隆朝第一個被處死的一品大員。
在處理此案的過程中，乾隆的內心很不平靜。他反省了秉政以來的政策得失後發現，自己以誠心待天下，以寬仁對眾人，但收穫的卻是臣子們的一再欺騙和肆意濫為。他說：「朕為此事，數日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水弱之病，朕實蹈之，若再不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來何所底止？」正是基於這一心理，他決定逐漸加大懲處的力度。據說，決定嚴懲鄂善的硃諭乾隆是垂淚寫就的，可見他當時內心的痛苦是多麼強烈。
鄂善被處死了，但鄂、張兩黨的鬥爭卻並未因此而消停。按理說，皇帝不再追究張廷玉以大學士之尊差人給富戶送帖弔喪，大學士徐本、趙國麟親往跪奠等事之後，這事本應不了了之。可張黨成員趙國麟是個道學先生，他把自己的名譽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仲永檀以「風聞」之事憑空污他清白，他哪裡肯善罷甘休？於是就賭氣向皇帝乞求退休，要回山東泰安老家。
乾隆原想此案到此為止，就事論事，並不想深究。沒承想，趙國麟竟跳出來不依不饒，非要還他一個清白。這不是明擺著跟皇帝賭氣嗎？照這樣下去那還了得！於是乾隆先將趙國麟降二級調用，留京候補。趙國麟還是不知收斂，還在那裡一再以病為由乞求退休。乾隆一怒，索性將其革職，命其在咸安宮效力行走。
從仲永檀參奏鄂善受賄時起，到大學士趙國麟一再受挫，前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裡，乾隆明知仲永檀是別有用心，但還是一再提拔他。先是超擢他為僉都御史，後升其為左副都御史。他這樣做首先是因為，參人本就是御史職責所在，他的工作就是作為皇帝的耳目爪牙，去糾查所有的權奸貪墨，他揭發了這樁大案，理應受獎。其次，乾隆皇帝此時最關注的是如何抑制張廷玉在朝勢力的膨脹，他有意超拔利用與張派對立的仲永檀，就是為了對張廷玉和張黨官員施以監視與警告。對仲永檀，乾隆只是暫時放他一馬。不久，隨著張廷玉一派的大大收斂，乾隆的打擊重點再次轉向，到那時仲永檀的末日才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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