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研究」一大家——寫在《曾棗莊三蘇研究叢刊》出版之際

三蘇祠是奠拜三蘇的勝地。（供圖三蘇祠）

陶武先

欣聞《曾棗莊三蘇研究叢刊》（下稱《叢刊》）即將付梓，由衷祝賀！於「三蘇研究」，我是外行，僅屬擁躉；於棗莊先生，尚未謀面，可算神交。我借閑暇時日，粗略拜讀過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經歷。他皓首窮經、專心致志，倚重文獻整理、史料研究、作品傳播，兼備基礎性、論述性、獨立性，其「三蘇研究」領域廣闊、重點深入，形式多樣、著述豐碩。《叢刊》不僅展示出使人受益的學術成果，更蘊含著令人敬重的治學精神。

對「不平」之事而嚴謹求真。「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嚴謹求真「鳴不平」，貫穿於棗莊先生的「三蘇研究」歷程。情不忍則鳴。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由衷愛戴、景仰蘇軾，自然容不得對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駁斥將蘇軾視為「典型的投機派」「動搖的中間派」，求「議論常公於身後」他毅然改變原來的研究方向，轉而從容研究蘇軾。「心正而筆正」寫成《蘇軾評傳》，客觀評述其穩健革新的政治主張和從不「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的高尚人格。疑不解則鳴。學貴有疑，有疑則進。大膽提問，小心求證，從而得出確切結論，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蘇洵，始於其質疑蘇軾與王安石的政見分歧與蘇洵是否相關、不指名道姓批評王安石的《辨奸論》是否蘇洵所作。為此，他深入研究，撰寫了學界第一部關於蘇洵的學術傳記——《蘇洵評傳》，力證《辨奸論》出自蘇洵，探求蘇軾反對王安石激進變法的家學淵源。理不通則鳴。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何況乎人？《宋史》記載「轍與兄軾無不相同」，他不以為然，深感有悖常理。於是，從人物性格、治世主張、學術觀點、文藝思想、詩文風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較蘇軾、蘇轍兄弟異同，形成《蘇轍評傳》（又名《蘇轍兄弟異同論》）。其中關於「蘇轍為政長於其兄」等論述具有突破性、開創性，標誌著他的「三蘇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學家程頤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棗莊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學問、達成事功者，應當不在例外。

來鳳軒。

從對象之專而拓展深入。立體、多維展示作為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藝術家的「三蘇」，深入、全面呈現其精神內蘊、藝術特徵、人格魅力，並著力關注其相互聯繫和社會影響，實現由點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質的深入，是他賦予《叢刊》的鮮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由個體向整體拓展。「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其「三蘇研究」發軔於研究蘇軾，由此橫向、縱向拓展研究領域，進而由「一蘇」到「三蘇」、本人特徵到姻親門生，由文獻到年譜、文藝作品到思想價值。修本而應末，舉綱而張目，內涵向深，外延趨廣，系列逐漸豐厚。注重「博觀約取，厚積薄發」由通博向專精深入。他倡行「讀書宜博，研究宜專」。非但爬梳剔抉研究對象個體資料，而且全面客觀掌握相關素材，以「博」縱觀時空之廣、以「專」追溯方位之深，在更寬視野中精準探索，盡量規避了不「博」而「專」的局限、「博」而不「專」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握的史料愈翔實，研究愈深入，論述愈透徹，致力追求淵博史學、宏富史才、獨到史識於一體。注重「考述並重，文史合一」，由資料性向思想性凝鍊。「一要有明確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佔有資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實，四要堅持獨立思考。」這是他的學術心得，源其學術實踐。對於《叢刊》中涉及的研究課題，他堅持從原始資料發端，多渠道梳理源頭，獨到性確定選題，由感覺而傾向，由傾向而觀點，由觀點而論證。這種以史料與文獻為源頭活水、文學與史學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利於防止唯「考」而簡單堆砌、唯「述」而蒼白說教，實現以「史」證「文」、以「文」化「史」、文史呼應。培根有言：「我們應該像蜜蜂，既採集百花，又專心整理，這樣才能釀出香甜的蜂蜜來。」《叢刊》的形成也可印證：善集「百家之美」，可成「一家之言」。

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創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他不僅將蘇軾研究擴展到蘇洵、蘇轍，整理出版多部關於「三蘇」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獻整理、文學研究和古代文體學研究領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補學界空白的意義。其屢「開獨造之域」，皆因「取法至高之境」。批評精神首當其衝。多客觀評判，少主觀取捨，「事非目見耳聞」不「臆斷其有無」。詞為長短句，而長短句不一定為詞，不少人對這類文體學常識若明若暗。對此，他如鯁在喉，坦率批評近半個世紀不重視文體知識教學科研，並自發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編纂了《中國古代文史資料集成》《中國古代文體學史》，開學界之先河。協作精神難能可貴。「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他注重與國內學者攜手，鼎力襄助「三蘇研究」，籌建「曾棗莊三蘇文化研究室」。他積極倡導和推動海內外開展「三蘇」學術研究，與十餘位海外生友長期合作，為研究「三蘇」文化拓展新的視野、擴充國際影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進取精神不可或缺。儘管於「三蘇研究」，學界能出其右者不多，但他依然堅持「不懂就學」，筆耕不輟。其於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猶自持「做最壞思想準備，盡量往好處努力」的信念，手不釋卷、心無旁騖，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於耄耋之年，求知慾不減、進取心未退，猶以「只爭朝夕」的執著，結集出版《叢刊》。借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鍥而不捨，登高行遠，為有限的生命增添了認識事物的現實可能。

東坡盤陀坐相。

臨浮躁之風而潛心治學。「凡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獃子』，然後有學問也」

棗莊先生之治學，有如梁啟超所言之「書獃子」。寧靜而遠功利。他說「問學之道，貴在堅持」，深諳求近功乃樹故步自封的藩籬，堅信「驟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禾，必無嘉實」面對學術造假、論文剽竊屢禁不止和草率成冊、粗製濫造屢見不鮮的不正之風，他時常拍案而起，「不合時宜」地較真到底。對有人不經深入研究就「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寫，趕時髦，報刊需要什麼就寫什麼」的功利做法，他不願苟同，堅持如切如磋，潛心治學。《叢刊》系列十本專著，成稿時間跨度三十六載，才結集出版。足見其專註。淡泊而遠名累。他深畏「為學大病在好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因而甘居冷門、不湊熱鬧，博學好思、篤行不倦。堅持探賾與索隱、兀兀以窮年，傳播「三蘇」文化、擴大「三蘇」影響，從不計較「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因研究「三蘇」成就斐然，被譽為「蘇學界權威專家」，他為此誠惶誠恐、堅辭不受：「真要有權威，尤其是公認的權威，問題就大了。」謙遜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足見其清醒。尚實而遠漂浮。他主張博覽群書而不唯書，博採眾長而不迷長，圍繞具體問題獨立思考、深入探索，堅持把「三蘇研究」作為責無旁貸的使命，而非投機取巧的捷徑。對於所從事的研究，他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為世界所仰慕，我們為先輩留下的文化遺產而自豪。作為學者，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讓中華文化發揚光大」。足見其務實。「為學做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則自畫氣淚，淵源莫及」誠然，養成大拙方知巧，學到如愚始是賢。學問、事業有成，還真少不得「獃子」精神。

《叢刊》對「三蘇」的研究，不止於「形」的複製、「術」的回味，更在於「神」的接續、「道」的弘揚；未囿於懷念賢哲、重溫過往，更重視鏡鑒今人、啟迪未來。《叢刊》面世，其意義不止為廣大讀者敞開了一扇從遙遠張望到詳實了解「三蘇」的文化之窗。傳承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棗莊先生數十年研究「三蘇」，無疑為弘揚中華文化精髓、發掘傳承先賢經典，作出了貢獻。如果《叢刊》出版，能啟發為學者「窮不忘道，老而能學」治世者「守其初心，始終不變」那麼，棗莊先生的艱辛付出便得到了時代升華。

莫道桑榆晚，紅霞尚滿天。致敬棗莊先生的學識和奉獻！

注釋：

唐·韓愈《送孟東野序》，見《昌黎先生文集》。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對蘇東坡的評價，見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河南程氏遺書》。宋·蘇軾《應制舉上兩制書》，見《蘇軾文集》。宋·蘇軾《稼說送張琥》。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清·劉開《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見《劉孟塗集》。漢·戴聖《禮記·學記》。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1明·徐禎稷《恥言》。12明·王陽明《傳習錄》。13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黃瓊傳》。14清·黃宗羲《明儒學案》。15宋·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16宋·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