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鞏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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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鞏（1019—1083年）是我國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學家，也是我國中世紀傑出的教育家，他在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方面所作的貢獻，為我國古代教育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對於我國古代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曾鞏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世稱南豐先生。曾鞏「家世為儒」，祖父曾致堯為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進士，著述頗豐；父親曾易占雖只做過幾任知縣，但在任上卻懲惡揚善，救災賑饑，頗有政績；伯父曾易簡、叔父曾易持也皆長於詩文。由於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早在青少年時期，曾鞏就由不自覺到自覺地刻苦勤奮自學，以「所勤半天下」（《曾鞏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4頁，下同）的苦學精神，奮擊逆境，立志成才。曾鞏自幼聰穎出眾，被人贊為神童。《宋史·曾鞏傳》曾載，曾鞏「生而警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第807頁）。曾鞏「幼則從先生受書」（第284頁），曾求學於南城鳳崗書院旴江先生李覯處；14歲時隨父在江蘇如皋中禪寺奮力苦讀；16、7歲時，認真鑽研「六經」之文，對古文名篇總是細心揣摩，盡量吸取人家的長處。因而，20歲左右曾鞏便「名聞四方」（第807頁），深得大文學家歐陽修賞識。曾鞏走的是當時一般讀書人所走的科舉求仕的坎坷道路，幾度名落孫山。曾鞏青年時，家庭生活較貧困，加上應舉又屢試不中，常遭人嘲笑，但曾鞏不怕嘲諷，不為謗傷所擾，不氣餒，勤學不輟，躬耕南畝，專心治學，「用心於載籍之文」（第250頁），悉心研討「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第285頁），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學識。除了潛心攻讀之外，曾鞏還廣泛開展了社交。曾鞏「涉世」、「奔走」（第284頁），外出遠遊，經歷的地方很多，《學舍記》中有記載。他曾出京師，跨東海，過長江，望洞庭，逾三湘，轉彭蠡，上庾嶺，至南海。遠遊使他廣見博聞，胸懷開闊，並結交了王安石、歐陽修等一批名人志士。
嘉祐二年（1057年），曾鞏39歲時登進士第。歷任太平州司法參軍、館閣校勘、集賢校理、英宗實錄檢討官。後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亳諸州，卓有政聲。元豐三年（1080年），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五年（1082年）拜中書舍人。六年（1083年），卒於江寧府，享年65歲，南宋理宗時追謚文定。
縱觀曾鞏的一生，曾鞏雖然不是職業的教育家，未像推崇他的桐城派方苞、姚鼐那樣長年設館系統授課、教誨士子，亦無教育理論專著，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中度過的。他除在嘉祐元年（1056年）三十八歲時於撫州親自創辦了吸引不少文人學子的「興魯書院」外，入仕後每到一地作官，他都十分重視教育，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張及文學主張，注意培養人材，獎掖後進，他教育造就出如其弟曾布、曾肇和學生陳師道、秦觀等一大批北宋屈指可數的英才。
曾鞏一生著述頗富。除《元豐類稿》50卷外，還有《續元豐類稿》40卷，《外集》10卷，《隆平集》20卷。除《元豐類稿》外，曾鞏大部分著述都沒有流傳下來，但我們僅從流傳下來的《元豐類稿》中，就可以窺見曾鞏教育思想之一斑。1984年11月中華書局依據清康熙顧松齡刻本為底本編成《曾鞏集》，分二冊出版，為我們系統研究曾鞏的教育思想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二
曾鞏高度重視教育的作用，在許多詩文中都陳述了他對教育的重要見解，寫下了不少闡述作者教育主張的專論，他在教育方面有許多觀點都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宜黃縣縣學記》、《筠州學記》、《勸學詔》、《墨池記》等作品中。
（一）重視教育的作用與人才的培養
重視教育的作用，是我國歷代政治家、思想家一貫的認識和主張。《學記》中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孟子亦說：「善政不如善教。」曾鞏繼承並發揚了這種傳統思想。他亦十分重視教育，並把辦好學校、培養人才看作是國家帶有根本意義的大事。他極力主張「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第281頁），指出發展教育事業是使「風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歸」（第283頁）的最好途徑。
曾鞏深深感到，育才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育出人才，則能夠「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第240頁），從而最終達到「國家天下治」（第159頁）、「更衰世而不亂」（第282頁）之目的。為此，曾鞏歷來主張施民以教化，他認為教化很有功效，「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第197頁），把教化看作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他在《與王介甫第二書》中道：「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得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第255頁）曾鞏曾反覆申明教育對於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他認為辦學就是為了造就一大批治國的人才，在《宜黃縣縣學記》中，對辦學的目的、意義、內容、方法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並列舉了古代教育制度的種種優點，稱頌道：「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從之，豈用力也哉？」（第282頁）並從正反兩方面反覆論述教育的重大作用。曾鞏由古及今，詳細闡述興辦學校、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性，這種熱心辦學的精神，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曾鞏大力提倡教育，自稱「樂育天下之材」（第404頁），「愛育天下之人才」（第252頁），並說「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第767頁）。曾鞏生活在北宋王朝積貧積弱、日趨腐敗、社會經濟日漸衰弱的年代，基於此，曾鞏從國家利益出發，十分注重人才培養，急切盼望「得天下之賢材而變近世之風俗」（第766頁），「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第248頁）。這也是曾鞏親眼目睹了宋王朝毀壞人才的現實而得出的結論。
此外，曾鞏還闡明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第613頁）。這種對女子教育的提倡，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二）系統新穎的人才觀
曾鞏人才思想的內容異常豐富，他具有較為系統的新穎的人才觀。一是強調高度重視人才。曾鞏十分重視人才對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強調指出了人才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極端重要性，人才關係「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第286頁），認為人才之得失，關乎國家之興衰，事業之成敗。並反覆慨嘆：「人材既眾」（第269頁），國家振興有望；「人才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第162頁）？因此，曾鞏認為，無論怎麼說，人才都是極其重要的。「眾人生死如塵泥，一賢廢死千載悲」（第41頁）。他平生寫了許多象《唐議》一樣探求國家興亡原因的文章，得出了人才乃治國之本的結論。二是提倡愛護人才。「欲得天下之材」（第249頁），「樂得天下之英才」（第251頁），這是曾鞏愛才的自白。基於此，凡有才者，曾鞏皆愛之、贊之。他對歐陽修推崇備至，對王安石也很讚賞，對文學家尹洙很是欽佩，對李白亦盛讚不已，對孔孟、司馬遷、王羲之、韓愈、蘇軾諸家，也無不有贊愛之語。曾鞏不僅愛才贊才，樂於揚人之長，而且慕賢若渴，樂於薦才，推薦了王安石、王回、王向、陳師道等一批賢才。曾鞏有才，也很愛才，但從不妒才忌才，毫無文人相輕之習，陳師道、秦觀等北宋文壇之大家都是在曾鞏的教誨和哺育下成材的。三是主張科學選才。曾鞏認為，在推薦和選拔人才時，要採取民主、擇優的辦法。他主張選拔人才應當由群眾推舉，並在組織全面衡量考察後，再委以重任。四是注重人才考核。曾鞏主張對人才要實行定期考績，他認為應當「三年一考績，九年一絀陟」（第738頁）、「屢考而又絀陟」（第738頁），同時，還必須實行「嚴其誅賞」（第738頁），切實做到賞罰分明，充分調動人才的積極性。五是倡導合理使用人才。在曾鞏看來，人才使用的關鍵是要做到量才任用，「各因其材」（第737頁），使之「各儘可能」（第738頁）；同時，任用人才還必須「致於久也」（第737頁），「久其歲時」（第738頁），如果「用之不久其時，侵其職而忘其責」（738頁），就有可能貽誤為國致治之務。曾鞏上述重才、愛才、選才、用才的思想是「尚賢」學說的新發展，它與選人唯貴、用人唯親的腐朽思想是對立的，在當時有進步意義，現在仍有可取之處。
（三）主張自學成才及重視環境的影響
曾鞏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觀點，他承認人的知識可以從後天中獲得，認為人的才能要從後天的學習中來，他曾明確地指出：「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第281頁）曾鞏認定人的才能來自學習而並非「天生」，「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第282頁），這說明要成為一個人才，光具備了天賦條件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靠後天的教育培養。這就充分肯定了人必須在客觀環境的熏陶和主觀努力及教育下成長。曾鞏還提倡刻苦的學習精神，他寫《墨池記》，借「（王）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第297頁）之傳說，指出王羲之書法學有所成並非天成，而是長期堅持不懈學習的結果。「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第279頁）這就大膽否定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傳統觀點，無疑是很了不起的真知灼見。
（四）倡導科學的治學和學習方法
在治學方法和學習方法方面，曾鞏也作出了一定貢獻。曾鞏歷任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修撰等與治學有關的職務，這使得他很自然地在治學方面集中了較多的注意力。一是在校勘古書及寫詩作文時，他持嚴謹的治學作風，對後世學風影響很大。在史館編校書籍時，曾鞏每校一書，必撰一序，藉以辨章學術，考其源流，尤其是《戰國策》和《說苑》，倘若不是由於曾鞏精心訪求採錄，恐怕早就散佚。曾鞏寫詩作文也總是仔細推敲，反覆修改才肯定稿。由於他寫作嚴肅認真，字字有法度，故《宋史本傳》說他「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第809頁），其弟曾肇也說他的文章「一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第791頁）。二是在學習的方法上十分重視自學和思考。對於學，曾鞏尤為重視，他在《熙寧轉對疏》和《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中，詳細全面地陳述了這方面的見解，主張自學要專心致志，循序漸進，融會貫通，博覽群書；關於思，曾鞏在《洪範傳》解釋貌、言、視、聽、思「五事」時，于思最為詳，他認為「五事」之中思為主導，強調思考對於學習的極端重要。三是在學習內容上既主張廣采博聞，又主張業有專精。對待學習材料，他主張「既多又須選，蓄精棄其糠」（第54頁）。對知識，他要求「求之貴博，蓄之貴多」（第438頁）。一方面主張學習的內容要廣泛，應當包括思想品德、行為習慣、辦事能力諸方面，「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第281頁）。可見，在曾鞏看來，大凡「舉措」、「恭讓」、「從事」等，皆屬於必須學習的內容。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盲目亂學，必須有的放矢，業有專精。此外，曾鞏還強調學習不能脫離實際，不能只重視書本知識，而必須緊密聯繫實際，曾鞏不少文章就是從研究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生髮的。四是提倡專心的治學方法。在曾鞏看來，治學如果想有所成就，那就必須專心，「有志於學」（第232頁）。他認為只要專心致志，持之以恆，任何人都有成功的希望。他斷言在學習上肯下功夫，重視積累就會有成就。「經營但亹亹，積累自穰穰。」（第54頁）曾鞏本人治學有成效，原因就在於他「專力盡思，琢雕文章」（第284頁），從「不業他，自幼逮長，努力文字間」(第232頁)，「專以學為事」（王煥鑣《曾南豐先生年譜》）。曾鞏撰寫的詩文中，有不少談到治學方法和學習方法，對於教育青年，使其早日成材，有著積極的作用。
（五）重視教師的作用和教育的方法
曾鞏非常重視師道，認為教師對國家有很大好處，十分重視教師在培養人才過程中的巨大作用，指出培養人才還須「講求訓厲之方」（第404頁），闡述了師道的重要性：「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第281頁）並進一步指出：「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捨之實，亦將論其罰焉。」（第404頁）曾鞏一方面重視師道，一方面對教師提出了嚴格要求，他認為教育者應當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方能收到較好的教育效果，「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之先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之效也」（第160頁）。這種觀點於今看來仍有意義。
在教育方法方面，曾鞏主張重感化，輕刑罰。他認為應當對民教之導之而使其感化：「化者所以覺之也，教之所以導之也。」（第160頁）並在《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中，又重述孔子的話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第212頁）他感到古時的教法重在感化，今世的教法重在強制，因此，用「禮」去要求，用「樂」去感化，確實非常重要。而用刑罰，那是迫不得已的事。「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第161頁）刑罰僅僅只是教育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應當「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第159頁），不能不教而誅。「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第160頁）。重感化，輕刑罰，反對強迫壓制的教育，這是我國傳統的教育方法，曾鞏把它繼承而發揚之，值得稱頌。同時曾鞏認為教學應當循序漸進，不企求立竿見影，他把整個教學過程看作日積月累、堅持不懈、不斷進步的漸進過程，明確提出了人才之造就非一日一時之功的看法：「馴之以自然」且「待之以積久」（經282頁）。這種合乎教學規律的真知灼見，現在看來仍不乏參考價值。
三
曾鞏的教育思想雖然不很全面，也不成系統，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比較深刻，有許多重要的教育見解，對今天來說，仍有一定的認識意義。可以說，他的教育理論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寶貴遺產，很值得重視和研究。曾鞏當時在教育上的影響，與王安石相去無多，但後人對他的教育思想，研究的卻寥寥無幾。這是令人遺憾的。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12頁）我們應當看到，曾鞏的教育思想與我國北宋中後期的三次興學運動有著必然的聯繫。曾鞏有關教育方面的思想和言論，曾間接地為范仲淹「慶曆興學」作過宣傳，也是以後王安石「熙豐興學」及蔡京「崇寧興學」的輿論先聲。可以說，曾鞏的教育思想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對發展我國當今的教育事業是有所啟示的：曾鞏的教育思想是為國家培養學以致用的人才，這是符合教育為政治服務觀點的；曾鞏重視教育的作用，主張辦學校、「興庠序」，並把辦學育才提到治國的高度，排除了國家命運繫於「天意」、「明君」的陳腐觀點，並反覆申明教育對於培養人才、改進政治、提高道德修養、轉變社會風氣的巨大作用，這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於今也值得讚賞；曾鞏提出感化的教育方法，主張重化輕刑，潛移默化優於強制服從，和我們今天講的「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是一致的；曾鞏在人才選拔和使用上的獨特見解，於今亦有一定借鑒之處；曾鞏提倡刻苦的學習精神，認為人的才能從學習中來，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值得稱頌。在《筠州學記》中，曾鞏對「知行」、「學思」關係的論述，對人也頗有啟發；曾鞏在培養新人、獎掖後進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曾鞏嚴謹的學風以及他的許多治學方法，對後世堪稱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總之，曾鞏的教育思想有許多可貴之處，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
當然，曾鞏的教育思想，有其歷史的局限性，我們只能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東西。諸如，曾鞏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囿於儒家思想的固定框框，未能超出儒家藩籬。故他所宣揚的教育制度是封建性質的，對教育目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曾鞏把教育造就人才提到治國的高度，是其認識上的卓越之處，但他把國家的興衰僅僅歸結到辦學上，而不是歸結到當時的政治、經濟的狀況方面，則又是他認識的歷史局限；曾鞏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文人，從本質上說，他的教育思想終究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他的教育學說，一直成為後來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在歷史上起過一些相反的作用。所有這些，仍然是我們經常說到的誠實而科學的一句話：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們應當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原則批判地加以繼承，作為我們現代教育學的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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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南豐縣地方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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