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科病理診斷奠基人之一——顧綏岳教授

顧綏岳 (1912～1991)，字嵩山，男，上海市人，中國外科病理診斷奠基人之一。1949年 他在上海市鐳錠治療院（現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創建國內最早的病理科之一。1958年，他在全國建立首個腫瘤防治研究所——上海腫瘤研究所。他曾擔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腫瘤學教研室副主任、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副所長等職。他曾是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病理學會副主任委員、全國腫瘤學會常務委員，《腫瘤》雜誌主編，《中華病理學雜誌》副主編。他曾被評為「上海市科研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

簡歷

1923年 – 1930年 上海育才公學畢業；

1933 年 – 1938年 上海醫學院畢業，醫學士；

1947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外科病理和腫瘤病理學；

1949年 在上海市立鐳錠醫院（現復旦大學腫瘤醫院）創建國內最早的病理科之一。

1957年起負責舉辦全國腫瘤病理學和細胞學進修班。

1958年在上海首次開展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統計研究工作，建立我國第一個腫瘤防治研究所—上海市腫瘤研究所。

1972年參加制定了我國病理分類命名標準。

1977年提出了我國腫瘤的病理分類和分型標準。

1978年提出中國的惡性淋巴瘤命名分類意見。在腫瘤醫院建立病理研究室。

作為首批國家研究生培養基地奠基人之一，相繼培養了十多位研究生，包括：沈銘昌、陸孝禹、張霨澤、施達仁、朱雄增、劉亦法、嚴才樓、劉勝國、婁有蓉、陸其龍、陳麗榮、王志華、金妮等。

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教授、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腫瘤學教研室副主任，腫瘤醫院副院長、病理科主任、病理研究室主任，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副所長等職。擔任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腫瘤專題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病理學會副主任委員、全國腫瘤學會常務委員、上海病理學會主任委員、上海腫瘤學會副主任委員，《腫瘤》雜誌主編，《中華病理學雜誌》副主編。上海市第四、五屆政協委員，上海市科研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範。

顧教授於1949年 在上海市立鐳錠醫院（現復旦大學腫瘤醫院）領導創建國內最早的病理科之一。圖為1950年時的上海市立鐳錠醫院

顧教授和許良中、張仁元、王懿齡、劉尚廉、黃子民教授

顧教授和許良中教授學習討論

顧教授和研究生

顧教授和英國病理學家莫森博士

顧教授簽發的病理報告（1949年）

顧教授光榮退休

走「病理診斷」新路子

病理學，早在解放前的醫學院就有此門學科。顧綏岳教授帶教的首位研究生，現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病理科沈銘昌教授回憶，當初病理學只是停留在屍體病理層面。許多研究結果對於醫學事業的發展有推動作用，但對死者本人而言，卻沒有絲毫意義。課本上的病理知識，主要總結了對屍體病理解剖後的結論，對現實臨床工作的指導意義不大。

當時，在中國鮮有病理科，更別說開展術中冰凍病理了。許多外科醫師都是在手術中，將切下的病灶標本，依據自己的經驗，僅憑肉眼觀察，以腫塊是否硬化，或者有無邊界等基本原理，判斷病灶的性質，繼而對下一步手術方案進行選擇………

面對現實的窘境，看著蘇聯同行病理診斷的領先水平，顧綏岳教授憂心忡忡。面對老一輩病理人堅持「屍體病理是首要地位」的論斷時，他提出病理事業要發展，必須要以活體為研究對象的病理診斷才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出路。面對未知的病理診斷世界，面對他人質疑的眼神，顧綏岳教授沒有絲毫猶豫和彷徨，他決定在前輩們的基礎上，自己走出一條病理診斷新路子。

1949年，他在中比鐳錠治療院（現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建立了全國最早的病理科之一，從事病理診斷，將病理診斷與臨床工作串起一根緊密聯繫的紐帶，實現病理從「模擬量」到「數字化」的重要變革。

「匯百家之言，做權威論斷」

解放初期，病理科在全國醫療衛生系統中還是一個相對年幼的科室。在上海，也僅有2~3家病理科。全國從事腫瘤病理診斷的專家也僅十餘人。

稀缺的醫療資源，導致小小的鐳錠治療院病理科，始終門庭若市。深夜十點，路過醫院五層紅樓前面，你總能發現一樓病理科辦公室的燈全部亮著，病理醫師端坐在顯微鏡前，甚至工作到子夜時分……

面對高負荷的工作量，顧綏岳教授指出，病理醫師必須持有「看切片猶如看病人一樣」認真、負責、嚴謹的態度，才能做出最為精確的診斷結果。儘管病理醫師不像臨床醫生擁有和患者面對面進行「望、聞、問、切」的機會，但病理醫師同樣需要在每個顯微鏡下不足米粒大小的區域，在紅與藍相間的圖像中，做出經的起時間考驗，對患者百分之百負責的一份病理報告。

要對每份報告做出最為精準的報告，就需要「聽百家之言，做權威論斷」。一份小小的玻璃片上承載在病理組織的所有重要信息。分毫之差卻可能造成診斷結果的南轅北轍。當時，每逢會診日，顧綏岳教授、王懿齡教授和塗蓮英教授圍坐在多頭顯微鏡前面，外面被裡外三圈的科室年輕人團團圍住。「讓年輕人多看會診片子，多發表觀點，這本身也是對他們業務工作的一種積累。」顧綏岳教授時常對手下的科室骨幹說。

在會診讀片時，顧綏岳教授時而低頭注視顯微鏡，時而與旁邊的同事激烈討論，時而轉過身來希望聽聽青年醫師的見解。他常說：「見解沒有對錯，只有在討論中才能讓不同的觀點加以碰撞，才能有助於我們做出更為精確的診斷。」在這個平台上，沒有資歷的深淺，沒有地位的高低，每位醫師可以各抒己見，小小的病理科中時常會蔓延著濃厚的「硝煙」氣味，身在其中的顧綏岳教授則是臉帶微笑，眯起雙眼，仔細聆聽，精心點評……

待診斷環節結束，他常常告誡大家這不是病理診斷的收尾工作，一份完整精確的病理診斷不僅需要精確診斷，而且報告書寫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病理報告書寫環節，顧綏岳教授要求極其苛刻。對於行根治術的標本，他要求寫明腫瘤名稱、性質，惡性程度，浸潤廣度、深度，切除腫塊與周圍組織關係，各組淋巴結數，並說明有無轉移，用充足的證據，以供臨床醫師準確的估計預後和制定下一步治療方案。如果病理醫師有主觀意見，可用「括弧」表示。備註欄里則需寫明存在的問題或需完善的地方，供臨床醫師參考。

授之魚還要授之漁

70年代，上海作為全國各項事業發展的「排頭兵」，病理診斷的發展卻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快。上海共有10個郊縣，僅有松江區設有一個病理科。縣、鄉一級的醫院根本沒有充足的人才儲備和設備儀器。顧綏岳教授當時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在科室多次舉行討論會，以求解決問題。最後，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曾試行派出兩位技術員和兩位醫師下沉郊縣，從巨檢、製片、診斷到最後的出報告，施行現場辦公。

三月里的小雨淅淅瀝瀝，兩位技術員扛著每台重達20斤的切片機和顯微鏡，和同行的兩位醫師一起，驅車四十公里路，踩著泥濘的小路，前往郊縣醫院，現場進行病理診斷。沒有財政補貼，更沒有額外的加班費，一批批科室里的中青年挑起了此項重任。原本需要半個月的病理報告，經現場辦公，只需要1天~2天，加快了患者治療的步伐。

看著患者們緊鎖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顧綏岳教授並沒有為之高興太久，相反他認為「下鄉診斷」的模式未必是長久之計。只有郊縣醫院擁有自己的病理診斷專業人員，才是破解難題的「金鑰匙」。

這種想法得到了當時科里成員的贊同。「授之魚還要授之漁」的計劃由此實施。1972年，顧綏岳教授首次將郊區病理學習班放在青浦區，顧綏岳教授親自編寫授課講義，從製片到看片，一步一步耐心細緻地講授病理診斷原理和實踐工作要求。6個月後，第一批學員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既承擔技術員的工作，又開展病理閱片工作。1973年，第二屆學習班又開班了，事隔一年之後，首批學習班學員又重新回爐，學習冰凍切片及病理診斷的知識和技能。

自此之後，各郊縣的病理科逐漸籌建起來，開展的項目也從單一走向了多元。

學成之後，進修醫師滿載而歸，他們相繼在自己的醫院開設了病理科，自己從事病理診斷。春去春來，新一批的進修醫師又來學習……

後來，為了更好地普及病理學診斷知識，規範病理診斷的標準，顧綏岳每年舉辦全國範圍的進修班，先後培養腫瘤病理學醫師近1300餘名。他的學生足跡遍及整個中國，他的治學精神和診斷方法也在學生們的傳承和豐富之後，迎來了病理事業發展的春天。

「曲線招生」埋下希望的種子

源源不斷病理人才的出現，是中國病理事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顧綏岳常常說：「後繼有人，才能不斷開拓。」沈銘昌教授回憶起1977年的那一次「曲線招生」也是記憶憂心。

1977年，「文革」結束，教育部重新恢復研究生招生工作。顧綏岳聞訊此消息頗為興奮，歷經10年浩劫，病理人才有了嚴重的斷層，此舉將會為病理事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不幸的是，腫瘤醫院那時隸屬於上海市衛生局管轄，不是科研院所，依照當時國家教育部的規定沒有招生研究生的資格。

顧綏岳得到此消息後，心情極其沉重，雖然他嘴上不說，但從他的神態中大家讀到了一絲「焦慮和遺憾」。沈銘昌教授表示，當時顧綏岳並沒有放棄，他多次冒著酷暑，踏著自行車，奔走於教育系統的職能部門，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都無果而終。

正在顧綏岳教授「山窮水盡之時」，一次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肝癌防治會議使這件事情出現了峰迴路轉之勢。顧綏岳教授與會期間，見到了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並和其交流了目前病理研究生招生遇到的「瓶頸」。開會歸來後不久，顧綏岳教授接到上級批示，同意他以上海醫科大學病理教研室的名義招收收研究生，終於這個棘手的問題迎刃而解。朱雄增、施達仁等5位學生也因此成為了顧綏岳教授「文革」後的首批研究生。

研究生培養期間，顧綏岳教授為每位學生制定了個性化的研究方向，鑒於自己繁忙的學術活動和事務性工作，他在科里為每位研究生配備了一位「執行導師」，負責管理、督促研究生日常的學習和科研工作。每過一段時間，他要求研究生向其彙報科研進展情況。對於顧綏岳，作為「文革」後的首批研究生朱雄增教授表示，顧教授不苟言笑，但在「嚴父」的外表下，蘊藏著一顆慈母的心。他對自己的學生，抱著一種「學術要苛求，生活要關懷」的原則。

2012年10月，即將迎來顧綏岳教授誕辰100周年。他，是一位平凡的病理人，卻用自己滿腔的熱血奉獻給中國外科病理診斷學事業；他，沒有顯赫的光環，卻像蠟燭一樣燃盡自己，培育了一批批病理事業發展的接班人，用自己的光和熱，照亮了他們不斷前行的道路。

昨天，病理診斷由顧綏岳教授賦予了其新的生命；今天，病理診斷卻由顧綏岳的門生們給予了其更加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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