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萬軍：北伐軍討北洋是「有道伐無道」

原標題： 程萬軍：北伐軍討北洋是「有道伐無道」

1928年春天，坐鎮北京、做了中華民國陸軍大元帥的北洋奉系頭目張作霖，內外交困。因為北伐軍馬上就要打進來了，北洋政府這個末代政權已岌岌可危。

據歷史學者王書君記述，自1926年至1928年，北洋三系與北伐軍交戰兩年，北洋悉數慘敗。事後，張作霖大為不解地問兒子張學良：

「小六子（張學良小名），我們有日本提供的飛機大炮，為什麼打不過南方這些學生兵呢？」

張學良答：「人家有三民主義，我們沒有。」

不得不承認，雖然關於這個「小六子」有諸多緋聞及「花花公子」的坊議，但就觀察力而言，兒子確實比老爹敏銳。 北伐學生軍，不僅有「三民主義」，還有黃埔軍魂。這兩樣東西令北伐軍佔據了道義制高點，站在了「大是非」之頂。可以說，除了軍事戰鬥力之外，這也是北伐軍的制勝法寶。

什麼是「三民主義」？

世所共知：民族、民權、民生。這是孫中山於1906年12月2日在東京同盟會總部發表的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的中國政治方向。其主旨是以革命確立民主政制，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循序漸進，實現民主建政，然後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作為建設國家的方略，「把中國造成一個新世界」。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代表了當代中國先進政治思想，得到廣大中國進步力量的認可和追隨。之後成為脫胎於同盟會的國民黨的革命綱領。

那麼，什麼又是黃埔軍魂？且看黃埔軍校校門口對聯：

「升官發財行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

這就是黃埔軍魂的精髓。

歷盡血雨腥風、穿梭于軍閥槍林彈雨中的孫中山，晚年終於徹悟：民主政治的實現需要民主武裝革命。而且，還要有凝聚全國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國雖四萬萬之眾，實等於一盤散沙，民眾對國事毫不關心，國家民族觀念相當薄弱，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國家，不能團結。」

漢民族長期被稱為一盤散沙的民族，推翻了大搞民族壓迫的清廷後，本來應該團結一致，富國強民。但是在民國初期，窩裡斗卻愈演愈烈。這是為什麼？

追本溯源，中國的「內耗文化」源遠流長，這種文化本來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廣大底層民眾得不到人的尊嚴，人與人之間如草食動物逃脫肉食動物追逐般相互踐踏，沒有互相尊重的傳統。這種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後，不僅沒有因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為突然獲得的人權而更難把持，人人都想「說一不二」，身處民主國家頂著封建腦殼，利用民主良機做皇帝夢，一度泛濫成禍。

民國伊始，軍閥干政，各類軍閥主導的政治勢力不去尋找相互妥協，雙方共贏的方法、不求融見而是相互征戰。隨後出現的各類政治派別，把不同異見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象。他們對政治對手毫不留情，即便在外敵入侵時，在一方抗外敵的時候，還需要提心弔膽地提防另一方。

統則僵，放則亂。一放權就內耗，一統一就獨裁。古老大國難以在短時間內領悟民主真諦，收放無法自如，內耗猛於外患，這不能不說是華夏族莫大的悲劇。

問題出現哪裡呢？

信仰，精神，人心。

孫中山在建國伊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立志以「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新思想把全體中國人的心團結在一起。

1919年，他在《三民主義》一文中指出，華夏民族需要民族精神，並給出民族主義正解。他說，就歷史上民族形成，可分為三類：一是以血統宗教為範圍者；二是以語言、歷史、習尚、文字為歸者；三是以意志為歸者。其中，尤以第三者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為一家，出於愛自由、尚自治的共同願望，為直接民權的實現而合為一體。這種形成的民族是最為優秀的，但是，中國雖然存在著諾大一個民族，卻沒有民族主義，即缺乏「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他希望中華民族也如其他優秀民族一樣，擁有一種共同的、獨立的、向上的精神，作為民族的凝合劑，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孫中山認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立足世界的根本，就此他打出形象比喻：民族主義好比挑夫抬東西的竹杠，某天，挑夫買了一張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後來，他發現自己中獎了，自以為可以不必再挑擔了，興高彩烈之餘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後猛醒，自己扔掉的不僅僅是彩票，同時拋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孫中山對改變人心有著清楚的認識：

「古人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宣傳便是攻心。又說：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們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我們要曉得宣傳這種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人推翻的，還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對宣傳切實來下番工夫。不如此，這目的就難以達到。」

從自己革命的教訓中，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缺乏組織，缺少革命精神和鞏固基礎，「故十年來黨務不能盡量發展，吾人殊有愧色！」為此，他明確提出：擴張組織，擴大宣傳，民主武裝與主義傳播齊頭並進。

黃埔軍校就承擔了這個使命。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建立。不久，校本部頒布了一首校歌。即《陸軍軍官學校校歌》，歌詞是：莘莘學子，親愛精誠，三民主義，是我革命先聲。革命英雄，國民先鋒，再接再厲，繼續先烈成功。同學同道，樂遵教導，終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灑花，以校作家，卧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

同日，廣州長洲島，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寄語黃埔同學：愛國家，愛百姓，不要錢，不要命。這是黃浦精神與黃浦軍魂的濃縮。

這樣的精神，這樣的魂魄，這樣的軍隊，當然戰無不勝。

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的目的，就是為了集中以國民黨為首的民主武裝力量，北上討伐軍閥武裝，推翻北洋軍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凝聚全國人心。1924年12月，北上的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但是，民主革命後繼有人。1925年7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廣州宣布成立國民政府，翌年7月9日，國民政府舉行北伐誓師典禮。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發表北伐誓詞，正式向北洋軍閥宣戰：

「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弔民伐罪，遷厥凶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據此誓言，看待北伐軍討伐北洋軍，顯然是「有道伐無道」。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在出師前一再強調：中國統一，「除了中國國民黨以外，也再無別個團體可以勝任」，因為只有國民黨是有「主義」的團體。他稍後就任總司令時進而說：「曩昔革命之失敗，皆由於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為統一中國之張本，受軍閥至微薄之豢養，而甘為帝國主義者效死命」。如今「國民革命以主義為依歸，絕不同於軍閥武力統一之夢想」。

同樣是「武力統一」，有「主義」的一方便既正確也能夠勝任，「主義」的功用真是神奇。過去比較成功的軍事集團，多少也有些「主義」用以整合其部隊，馮玉祥以基督教統一部屬，吳佩孚是以關羽、岳飛精神號召全軍，唐生智則有「佛化」的軍隊，到北伐時還曾臨時出現孫傳芳軍系的「三愛主義」和奉魯軍系的「四民主義」。後兩種「主義」顯然是摹仿三民主義。但因為沒有真正的內涵，有其名無其實，所以在三民主義面前，土崩瓦解不堪一擊。

一邊是有主義，一邊是沒主義。一邊是國民革命的「得道」，一邊是北洋方面的「失道」。於是，高舉三民主義旗幟的北伐軍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而另一邊統治北京的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卻不斷激起民憤。張作霖在統治北京期間，隨意捕殺記者、學生，被全國各界聲討，「罪惡滔天，實全國之公敵。」很多學派認為，北洋在中國當執政，「不但是國家之羞，而且是人類之恥」；必除掉以「為國家人類雪了羞恥」。

得到民心的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在北伐軍的強大攻勢下，北洋三系全線敗退，很快就輪到最後一系奉系決戰對壘了。坐鎮北京的奉系頭目張作霖為了保存勢力，決定退回東北老家、避開北伐軍鋒芒。為此，他不顧日本人反對，於1928年6月4日晨，從北京返回東北。結果，專列行至瀋陽蘇家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毀，張作霖不治身亡。

6月8日，北伐軍進佔北京。隨後，劍指奉系老巢：瀋陽北大營。7月1日，奉系統帥繼任者、身居瀋陽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通電蔣介石，表示「決不妨礙國家統一」。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 東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同時易幟。公署及機關、學校、商店懸掛青天白日旗。

「東北易幟」是北伐成功的最後標誌。由此北洋政府徹底被國民政府取代。

可以說，「東北易幟」 除了軍事壓力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張學良接受三民主義思想的結果。作為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但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被他接受。他曾說道：「之所以發生內戰並不是全體將士的意願，而是落伍軍閥為一時利慾所迷，將軍隊作為私產，以反抗為出路，甚至為了一點點利益，便以武力抗爭為後盾，一人煽動，朋黨附和，於是出現一地作戰，全國波及，此起彼伏的局面，如此往複效尤，國家怎能不亂，百姓怎能不苦!」 可見，張學良深知「三民主義」乃大勢所趨，除了服從別無選擇。

北洋軍不敵北伐軍的戰例，進一步為我們說明什麼是現代政治集團與軍事武裝的「道」，那就是先進的政治信仰。這就是一個國家的「大是非」。失去這個「大是非」，就是「失道」。佔據了這個「大是非」，就是「得道」，便如聚增百萬雄兵，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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