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的中國「女毒販」 把家庭拖入「陷阱」
報道顯示，數年來，多名中國女性因為涉嫌往馬來西亞「販毒」而被逮捕，她們在當地服刑或面臨審判，最高可能將面臨死刑的判決。這些女孩有近乎相同的詭異經歷：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名外籍男性。略微相熟後，對方聲稱自己做服裝箱包生意，希望女孩幫助攜帶樣品交給馬來西亞的客戶，外籍男士願意負擔機票、食宿，甚至給予酬勞。
然後，當這些女孩攜帶行李在馬來西亞落地，則被搜出攜帶有毒品。報道刊發之後，網上多有聲音批評這些女孩「活該」，稱她們貪圖便宜、缺乏基本的防範意識。
這些女孩為何會走上「販毒」道路，又給她們的家庭帶來怎樣的變化？該報道的作者楊寶璐講述採訪背後的觀察和思考。
2018年3月，我在南昌一家咖啡館裡，約到了李曼（化名）的弟弟李勇（化名）。
準備做這個選題是春節以後。我們「深一度」編輯發現了一則「中國女孩因販毒在馬來西亞被捕」的消息，此類消息其實之前數有傳聞，但多缺乏具體的名字或事件描述，因而很難找到真實的當事人。
這一次消息源則是「出口轉內銷」——一則馬來西亞媒體刊發的新聞被轉到了中國的網站上，我們順藤摸瓜，找到了提供幫助的律師，以及家屬群體。
報道的準備工作並不順利。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一開始，家屬群體並不歡迎我們。第一個聯繫上的家屬就是李勇，剛央求他把我們拉進群，就又被禮貌地「請」了出去。後來聽說，是家屬擔心報道之後，輿論壓力過大——孩子因帶毒而被抓，無論緣由為何，這在普通人看來都是難以饒恕的重罪。為此，家屬們都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
只有李勇願意談談，當我見到他時，一瞬間，竟不知如何開口。
他出生於1996年，看上去還像個孩子。瘦，拘謹，聲音細小。為了姐姐的案子，已經去過馬來西亞四次了——李曼出事後，母親先獨自去了一趟，後面幾次探視，都是他在打理。
他曾是一個被保護得很好的弟弟。他和李曼很小的時候就來到南昌習武，作為家裡最小的男孩，李曼負責照顧他。
但他並不是一個「好」的採訪對象，對於姐姐最後一次去馬來西亞前前後後的事，他說不出什麼細節。
他不記得跟母親去調監控時，姐姐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哪條街；也不記得到底是在廣州哪個派出所報案、接待民警是誰，甚至連介紹李曼和那位外籍網友認識的「女性朋友」到底是什麼底細，他也說不清楚——要知道，這位介紹人，就在南昌。
我們一直坐到茶涼、問題窮盡，眼看問不出什麼靠譜問題了，我只好失望地說：「那行吧，回頭有什麼問題，我們再溝通。」
沉默地同行了一段路。突然，李勇說：「我姐姐曾救過我。」
我很意外，問了一句：「哦？什麼情況？」
他說：「我姐姐救過我。我掉河裡了，我姐姐就下水去救我，其實她不會游泳。」
那一年，他15歲，李曼17歲。
李勇說話的時候，我側過臉看他，路燈之下，他的眼睛亮亮的。他看上去似乎還有話要說，但猶豫了一下，最終只是表態式地跟了一句：我們還是要想辦法的。
回到酒店，我跟另一位同事交流採訪情況，兩邊都不太樂觀。兩人隔著電話唏噓了一會兒，最後還是決定，再找找別人吧。
可能有那麼一瞬間的情緒，讓我不願辜負這個男孩。總覺得一個願意豁出性命去救人的姑娘，從本性上，應該不是一個壞人。
後來，我們又找了李曼的姐姐和母親來核實信息，慢慢地，才有第二個、第三個家屬站出來。交叉核實信息花去了大量的時間，兩國法律不同，專業術語表達也差異極大，但至少，有些情況在梳理之下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
這些姑娘們有一個共同點，她們都不是直接跟這位外籍男士取得聯繫，而是經自己的朋友、老鄉、校友等介紹結識。一開始只是簡單的網友聊天，聊了兩三個月，取得初步信任之後，對方才會提出請她們幫忙，而交貨則由另一人出面，且地點都安排在不易取得監控的地方。
這些姑娘，也並非像網友批評的，完全沒有警惕意識。
其實，在拿到託運行李包後，她們也曾開包檢查。其中一位，甚至之前就聽說過有人被矇騙往馬來西亞運毒的事情，但她以為只要提高警惕，當面看清楚代運的東西，悲劇就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最終被檢查出來的毒品，並非裹挾在服裝樣品里，而是被裝在箱包夾層里。
李曼被委託攜帶的行李
這件事中，的確有受騙女性缺乏安全意識，也有其希望能免費出國旅遊的一面。但是僅以採訪結果看來，尚未有證據能證明，哪位女性跟該外籍男子是情侶關係，或她們事先知道攜帶了毒品。
這些女孩家庭狀況普遍較為一般，甚至可以說是較差，多位老家在農村，不是獨生子女。相比城市的同齡人，她們的人生道路看起來更為曲折。
李曼很小就被送到南昌習武，退役後，李曼在南昌的一家餐館打工。傷病終結了她的運動生涯，也中止了她去看看整個世界的腳步——曾經，她是個優秀的武術運動員，參加過很多比賽，去過很多城市。但退役之後，她的世界就剩下前廳和後廚。
她的夢想是開一家店，但在餐館兩千來塊的月薪，讓這個夢想看上去遙遙無期。
李曼出事後，她的母親先去了一趟馬來西亞，語言不通，她硬是靠打聽找到了大使館。為了省錢，每天都睡在麥當勞里。但律師費和路費大筆花出去，這樣的省錢只是杯水車薪。為了李曼，前前後後她們欠了好幾十萬。
這樣的家庭不止李曼一家。幾乎每一個家庭都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跨國找律師，難以了解律所水平，好多人還中途換了律師，這就意味著，要重新支付請律師的費用。
為了籌錢救人、還債，李曼的母親每天打兩份工。另一位女孩的父母像趕集一樣，每年要趕兩個工地去幹活。
案件審理時間長，幾乎要拖垮他們。個體的努力，在跨越兩國、兩千多公里、不同司法體制的隔閡中，顯得如此渺小。
報道發出來之後，引起了一些關注和討論。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法律顧問余家福律師告訴我，領事館給他打了電話，大使很關注這件事。
北京專門做毒品犯罪研究的刑辯律師張雨也找到了家屬，願意為他們提供法律幫助。
「早知道，當時她跟我說要出國一趟，我就不該同意。」一位家屬曾跟我說。
可是，即便人生可以復盤，這些父母對於女兒的人生，又能起到多大的干預作用呢？
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提醒她們要提高警惕、不要輕信他人，當她們受到欺騙和傷害時，竭盡所能地去做她們的後盾和支撐。就像現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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