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陳誠遺囑：為何周恩來稱「陳辭修是愛國的人」

原標題：揭秘陳誠遺囑：為何周恩來稱「陳辭修是愛國的人」

作者｜竇應泰

來源｜《黨史博覽》

原標題《周恩來和陳誠的黃埔情》

為解決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周恩來建議葉挺在適當的時候可向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人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伐名將葉挺離開寓居的澳門來到上海。國民黨當局曾派陳誠等人去會見葉挺，想利用他在北伐戰爭中的威望，委任他擔任國民黨軍的高官要職。但葉挺表示，自己不求高官厚祿，只求為抗戰出力。

正在此時，中共代表周恩來來到上海。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與葉挺見了面。周恩來告訴葉挺，他正在與蔣介石談判國共合作抗日的事，陝北主力紅軍改編的問題大體就緒後，下一步將談判改編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事。周恩來表示，考慮到葉挺或許是蔣介石能夠接受的人選，因此希望他能夠參與這支部隊的改編，並出任改編後的領導人。周恩來建議葉挺，在適當的時候可向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人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並通過他們爭取蔣介石能儘早同意，以便使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儘快下山集中，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戰火已直接燒到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蔣介石的對日態度有所轉變，對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也有所鬆動。為了後方安全，蔣介石迫切希望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開赴前線。此時的葉挺重上戰場的願望更加強烈，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揮作戰的陳誠，表明自己願意參加改編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而且建議將這批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繼承鐵軍的光榮傳統，儘快開赴前線對日作戰。蔣介石迫於當時的戰場形勢，同時錯誤地估計了葉挺，以為葉挺能為其所用，在未徵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急急忙忙地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正式通報，「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沒有料到蔣介石會如此快地任命自己為新四軍軍長，內心深感不安。由於此事還未來得及向中共中央彙報，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為此，葉挺從上海來到南京與博古、葉劍英接洽。

11月3日，葉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關於組建新四軍等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為他主持召開了歡迎大會。毛澤東致歡迎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同志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則表示：「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11月9日，葉挺離開延安，12日到達武漢。11月13日，葉挺第一次以新四軍軍長的身份，向新聞界發表了談話。隨後，葉挺帶著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改編的初步方案來到南京。11月21日，葉挺由葉劍英陪同，與蔣介石商談改編事宜。蔣介石在新四軍的隸屬、編製、幹部配備等問題上，均否定共產黨的方案，並以延安所提新四軍幹部名單均為共產黨員為由，挑撥葉挺與共產黨的關係說：「你不是共產黨，將來你有性命危險。」葉挺請撥軍費，蔣介石不允。葉挺見蔣介石不以合作抗日為重，憤而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介石不得不在經費等問題上作出讓步。11月下旬，葉挺由南京返回武漢，在漢口設立了新四軍籌備處，為新四軍的組建開始了艱苦不懈的努力。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羈押，周恩來多次尋找機會探視，陳誠也儘力給予方便

葉挺就任新四軍軍長後，往來於南京、武漢、延安之間，在國共兩黨之間折中疏通；利用與國民黨軍政要人的老關係，爭取編製、經費、軍械物資，交涉集結地點、開進路線；憑著以往的社會聲望，四處奔走，多方聯絡，招兵買馬，籌款購槍。葉挺還動員願為抗戰出力的國民黨退役軍官、無黨派人士、醫護工作者和文化人，參加新四軍工作。擅長文墨的吳振邦，後來擔任戰地服務團團長的朱克靖，擔任軍醫處處長的沈其震，都是追隨葉挺來到新四軍的。葉挺以其在香港、澳門和海外僑胞中的影響，廣泛爭取社會各界和僑胞的同情、支持，擴大了新四軍在國內外的影響。其後，葉挺率領新四軍健兒奮戰在大江南北「整整打了兩年多，大小1265戰」，使新四軍由初始的1萬多人發展到10萬人，為東進抗日，發展壯大，打開華中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葉挺曾被軟禁在重慶歌樂山。陳誠在重慶見到葉挺，希望他能出任第六戰區的副司令長官。可是，一心抗戰並嚮往共產黨的葉挺對此予以拒絕。

陳誠的舊部楊伯濤曾說：陳誠素性好動，除勤勞治軍之外，稍有暇時，即延攬名流，敬禮賢達。秉此一貫作風，陳認為葉挺將軍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幾次與葉懇談，勸其附蔣，都遭到葉挺的拒絕。陳誠又向蔣彙報說，如果蔣能親自召見，加以撫慰，可能使葉挺就範，蔣介石亦表同意。陳誠為了動葉以情，特派第六戰區參謀長郭懺前往重慶勸葉，郭是保定軍校六期學生，與葉挺素有交往。

1942年5月，郭懺至葉挺處說：「委員長極欲見兄一談，特要我來迎候，請一道前往。」蔣介石見到葉挺時，先詢問了葉在重慶休養的情況，又問及對皖南事變的看法和今後的打算。葉挺聲明自己在皖南沒錯，請求釋放在上饒集中營監禁的新四軍幹部，並恢復新四軍這一支抗日部隊，絲毫沒有附蔣的態度。蔣、葉談話，也沒使葉挺有所轉變。

1942年12月，陳誠為了打破這個僵局，遂報請蔣介石批准，最好將葉挺轉移到恩施休養，得到蔣的許可。陳誠將這個決定告訴葉挺，陳誠的態度誠懇，葉挺慨然應允，藉以解脫在重慶的禁錮生活。

當葉挺來到湖北恩施時，身在重慶的周恩來曾經多次尋找機會探視葉挺。1943年春天，有一批新聞記者將要前往恩施進行採訪活動。於是，周恩來給陳誠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一位名叫陸詒的記者。周恩來還叮囑陸詒到了恩施以後，如何爭取見到幽禁中的葉挺。

陳誠接到周恩來的信以後，馬上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准許陸詒面見葉挺。這在當時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從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陳誠重感情的一面。

陳誠逝世，周恩來動情地說：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從1949年陳誠離開大陸到1965年陳誠在台灣病逝，周恩來始終關注著陳誠在台灣的情況。陳誠到台灣以後，曾就任過蔣介石的副手，出任過「副總統」和「行政院長」。

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一綱四目」的對台工作指示。「一綱」是：如果台灣可以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按蔣介石和陳誠的意見研究解決。「四目」是：一、台灣回歸祖國以後，除外交問題必須要由中央決定之外，其餘軍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據台灣方面的意見辦理；二、台灣如果建設費用不足，中央財政可以下撥；三、台灣的社會變革可根據台灣方面的意見研究擬定並付諸實施；四、大陸和台灣均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的團結之事。

1963年，周恩來請來與陳誠有舊的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張治中共同商議如何給陳誠寫一封信，以便向陳誠轉達毛澤東的幾點指示。最後，傅作義、張治中兩人以個人名義致函陳誠，期盼他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早日為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遺憾的是，就在傅作義、張治中兩人的聯名信送到台灣不久，陳誠身染重病。開始，陳誠只是嚴重腹瀉，但很快被診斷為肝癌。

1965年2月下旬，陳誠的病情急轉直下，國民黨不得已在報上公布了陳誠的病況。3月3日清晨，陳誠終於從長久的昏迷之中清醒過來。他在床上依次把親人打量一番，最後把目光投向了長子陳履安。此時，陳履安知道父親的最後時刻為期不遠，也明白父親向他索要筆墨的意思。父親顯然要留下一份遺囑！在場的陳家子女和醫生護士，都悄悄退到屏風背後。當病房裡只剩下長子陳履安時，陳誠才開始口授遺囑：

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

二、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軍民共此患難；

三、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這份言簡意賅的遺囑在陳誠去世以後公布出來，曾經引起一些人的質疑。因為在這份遺囑中，陳誠竟然對當時流行的「反攻大陸」和「光復大陸」隻字未提。究竟是陳誠病中的疏忽，還是他的成熟意見？不過，像陳誠這樣一生處事謹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親口授人所記下的遺囑，絕對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可訴諸紙面的。

陳誠當時病情嚴重，但是他的頭腦是清醒的。對於退守台灣的國民黨與隔海相望的共產黨，陳誠顯然有著自己的政治觀點。陳誠病逝以後，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發表陳誠這份遺囑之前，曾經徵詢過陳誠的夫人譚祥的意見：由於「陳副總統」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遺囑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陸」顯然有違黨國現在的宣傳大計，最好對「陳副總統」的遺囑進行一番修改才好！

可是，譚祥知道，陳誠的遺囑是他在生命最後時刻，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肺腑之言。譚祥對前來官邸徵詢意見的官員表示：「辭修的遺囑如果一定要發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這樣公布不合時宜，也可以不發表。不過要發表就只能如此了！」後來，有人把譚祥的這一意見向蔣介石作了報告，儘管蔣介石對陳誠的遺囑有所保留，但他最後還是批准：「照原件發表公布！」

周恩來獲悉陳誠病逝的消息後，雖然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示任何態度。但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周恩來前往上海迎接從海外歸來的李宗仁時，在虹橋機場候機廳休息室里，面對陳毅、葉劍英以及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即席講了一段頗有深意的話。其中，周恩來就講到幾個月前在台灣病逝的陳誠。周恩來十分動情地說：「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可惜他身體不好……他臨終時留有遺囑。台灣當局要修改發表，他夫人反對，說要動就不發表，要發表必須原文。」「陳辭修是愛國的人」，周恩來雖然只是一句話，卻可為他們的黃埔情畫上圓滿的句號，同時也為陳誠蓋棺論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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