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補短板」到「礪尖端」：中國創新人才鏈的完善——「擊劍效應」與「木桶效應」的互補
針對經濟資源貧困與文化教育貧乏而言，補短板是合理的選擇。但是，另一種同樣重要的效應卻常常被人忽視，這就是擊劍尖端效應：只要最尖端處搶先擊中對手即告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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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星哈薩比斯
社會的全體人才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鏈，天才處於其最高端。人類面臨的複雜難題大多依賴天才來解決，自然和社會的奧秘一經揭開，形成新的知識體系，便很快在學校、企業與社會中擴散，為普通大眾所掌握。於是社會文化乃至文明水平進到一個新的台階。一部人類文明史，從某個角度看，即是天才引領，大眾學習的無限循環往複的歷史，因為提出和解決問題的蓋世才華，及其對人類進步的深刻影響，天才本人及其重大成果總會引起同行與社會的高度關注，人機圍棋大戰的旋風即是一例。放出奇異光彩的科技巨星哈薩比斯（D·Hassabis），與近年獲諾貝爾獎的科技巨星不大相同：一是諾獎巨星平均年齡65歲左右，垂垂老矣，而哈薩比斯風華正茂，年僅40歲；二是諾獎成果大多深奧枯燥，民眾難以理解共鳴，而哈薩比斯的成果頂天立地，極高明而道中庸，引起各界狂熱的呼應。哈薩比斯帶領其自創的Deep Mind團隊將人工智慧推上新的高峰，成功破解人類學習圍棋的認知奧秘，並多次擊敗了世界冠軍。其研究成果在極短的時間內兩次登上Nature封面，哈薩比斯成為公眾矚目的科技巨星。
哈薩比斯被互聯網發明者伯納斯·李稱為「地球上最聰明的人之一」。他從小博覽群書，4歲開始下國際象棋，一年後便獲資格參加全國比賽，12歲獲國際象棋大師稱號；當他還是劍橋大學計算機專業17歲的大學生時，便首創引入人工智慧的電子遊戲——《主題公園》，21歲時又創業成立自己的遊戲公司，在倫敦大學攻讀認知神經學博士學位期間，蟬聯5屆腦力奧林匹克運動會全能腦力王。令人驚讚的是，其提出導致重大成果的深刻科學問題的年齡比愛因斯坦還早8年。愛因斯坦在16歲讀中學時提出了運動物體上光的傳播速度問題，據此設計了追光理想實驗，成為相對論探索的起點。而哈薩比斯只有8歲時就開始思考兩個問題：（1）大腦是如何學習掌握複雜任務的？（2）計算機能不能模仿？第一個是自然智能問題，第二個是人工智慧問題。8齡幼童將這兩個重大科學問題聯繫起來思考，其科學思路高於無數從事人工智慧的專家學者，後者往往只考慮模擬表面的智力功能，而不深入研究自然智能的深層機制。哈薩比斯沿著這兩個問題不斷探索前進，2007年在人的自然智能研究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傳統的觀點認為大腦的海馬體僅負責記憶，而哈薩比斯發現，海馬體不僅能記憶，而且能想像未來和規劃未來，這一發現被評為《科學》雜誌的年度重大突破。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工智慧專家同時能在自然智能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哈薩比斯是唯一的人工智慧與自然智能雙料頂尖專家，他的成功是大跨度交叉創新的又一精彩案例。
雖說都是頂天立地的科技巨星，哈薩比斯與愛因斯坦又很不相同。愛因斯坦從不滿足於理論體系中某個環節的研究，而喜歡一方面追求深邃的新理論，一方面從新理論預言某種新的物理現象，從而使抽象的理論與感性的世界相聯繫。愛因斯坦從自己創立的理論中預言了原子能、布朗運動、光線彎曲、引力波等物理現象，均先後被觀察實驗所證實。哈薩比斯則一方面從事認知神經學、人工智慧方面的基礎研究，一方面又創業開發新的電子遊戲軟體、圍棋軟體等，其在信息科技領域裡研究問題的跨度遠遠超過比爾·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等人。但是在純粹理論層面，又不如愛因斯坦深邃抽象，在「頂天」方面，如果說愛因斯坦高達九重之天，則哈薩比斯僅限於三重之天；而在「立地」方面，則愛因斯坦又不如哈薩比斯紮根之深，哈薩比斯開發的產品直達消費層次（遊戲、圍棋等），愛因斯坦預言的物理現象只可作為開發技術產品的中介。總起來說，二人均是人類科技史長河中各自領域裡少有的全才，而愛因斯坦「上天」更高，哈薩比斯「入地」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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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短板效應與擊劍尖端效應
經濟學家提出的木桶短板效應家喻戶曉，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觀念深厚的中國，補短板的觀念深入人心。應該說，針對經濟資源貧困與文化教育貧乏而言，補短板是合理的選擇。但是，另一種同樣重要的效應卻常常被人忽視，這就是擊劍尖端效應：只要最尖端處搶先擊中對手即告勝利。對於已經遠離經濟與文化貧乏的高競爭領域，如科技創新、文藝創作與體育競賽領域，關鍵問題，絕不是補短板，而應是礪尖端。對發展中的大國而言，往往是先進的科技與落後的方式並存，頂尖的人才與普通的民眾共生，全面的治理理念與方針應是「補短板」與「礪尖端」同時並舉、各得其所。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處處領先，總有相對落後的方面，也需要通過向他國學習或自己的努力來「補短板」。「補短板」須有高度的選擇性，它不僅是科學，而且是藝術。「補短板」若脫離了「礪尖端」，有可能走向極端。因此，對任何一個獨立國家而言，正確的發展戰略是立足於本國實際，將補短板與礪尖端調節到恰當比例，不是片面地強調其某個方面。
中國當代面臨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的經濟壓力，同時也面臨科技創新從跟蹤模仿向原始創新躍升的歷史使命。中國曾積累「補短板」的豐富歷史經驗，而缺乏「礪尖端」的完整理念和管理經驗。儘管在任務導向的工程創新與計劃規定的體育訓練中，有一定的「礪尖端」的實踐和經驗，集中力量與高度計劃，曾使工程技術一環的創新成效卓著，使中國的「兩彈一星」、超級計算機、高鐵、水電、橋樑等方面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同時也培養了一批科技擴散型人才與集成型創新人才，然而真正的原始創新人才十分罕見。科技與人才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生態鏈，原始性科技創新與顛覆性創新人才處於這一文化生態鏈的頂端，象牙之塔中的無用玄想與無用之人，常在若干年後與現實需求相結合，催生出顛覆性的新技術和新產業。例如哈薩比斯的超級人工技能，以及美國另一位天才伊隆·馬斯克的電動汽車、航天新技術、太陽能新技術已經開始對一些重要產業形成巨大衝擊，這是信息化時代可能進入智能革命新階段的重要信號。
在科技人才生態鏈中，既需要奇思妙想、新調獨彈的原始創新型人才，也需要承接原始創新並使之推廣應用的擴散型人才。當代中國則是中低端擴散型人才過剩，而尖端原創性人才不足，「錢學森之問」已發出10餘年，尖端人才大多靠傑出海歸的局面依然如故。從管理機制方面而言，關鍵的問題是「任務導向」與「自由探索」未能按創新生態鏈的規律調節到恰當比例，不能施行「任務導向」與「自由探索」各得其所的管理規則。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是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後，應試教育的束縛遲遲不能解套。提升教育質量，不是僅靠資金投入與規模擴張就能解決，而是涉及文化氛圍、人才評價、因材施教等深層次因素的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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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成長與傳統教育的衝突
天才與傑出人才的創新思想與方法，經過大眾化規範化和體系化改造後便進入各級學校，成為學生學習的內容，但是一般學生的理解水平與掌握程度，與創造者本人有巨大的差異。一是因為天生稟賦不同；二是創造者許多獨特的靈感、體會和經驗，不可能寫進教材，甚至絕大多數教師也難以領會掌握；三是學生缺乏相應的實踐經驗，「書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因此，儘管人類的學校教育歷史非常悠久，卻只能批量化地培養知識擴散型和應用型的一般人才，絕無把握培養出傑出的創新人才，更不用說天才型人才。傑出人才與天才都是在學校啟蒙的基礎上，靠刻苦自學與實踐提升而成，而不管其有無學校的正規「文憑」。古今中外的傑出人才中，非正規學歷出身的人常常占多數。
以文學與經史教育為本的中國古代書院，培養了大批進士，而歷代很多文學與經史創新人才，卻非科舉成功者。唐詩的兩座高峰——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皆非進士，中國古代十大詞人中，僅柳永、蘇軾、秦觀、納蘭性德4人系進士出身，溫庭筠、李煜、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張翥等6人皆非進士。中國歷代最重要的科學家，除宋代的沈括為進士外，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王錫闡，都無進士頭銜。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其經史成就堪稱古代一流，其文化觀念更超越同代和前輩，都均非進士出身。古代的一些有識之士，當時已經看出傳統教育與培養人才之間的深刻矛盾。如清代曾國藩雖囿於環境仍鼓勵兒子參加科考，但更注重他們真才實學的培養，提出學習「莫拘場屋之格式」：「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系《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1]。在敢於突破傳統教育理念的曾國藩的引導下，兩個兒子雖無可考功名，卻成為有非凡作為的傑出人才，曾紀澤是清代重要的外交家，曾紀鴻是清代著名的數學家。
近代以來，大批中國年輕學者出國留學，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學成歸國的一流人才中，有一批個性很強、眼光獨到、不循常規的人，雖無博士學位，卻有非凡成就。理工科如丁汶江、李四光、華羅庚、王大珩等，人文社會科學有王國維、陳寅恪、徐悲鴻、豐子愷、老舍、傅雷、錢鍾書、楊絳等。其中有的人或因經濟原因未完成學業，但無一例外地喜歡自由自在地學習鑽研，而不願受成規束縛。或許有人認為，不走正規的學院式道路，今日已此路不通。事實是，受不了刻板教育模式束縛而獨闢蹊徑的傑出青年人才，不僅歷代皆有，在當代信息化條件下，更是層出不窮，而且常常成為顛覆傳統科技產品的創新天才。如已經老去的比爾·蓋茨、喬布斯，正如日中天的扎克伯格、馬斯克、哈薩比斯等等。其中的伊隆·馬斯克顛覆了航天、電動汽車、太陽能三大產業的產品，他曾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和沃頓商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又於1995年順利獲得斯坦福大學研究生獎學金。「入學後，他在斯坦福轉了兩天，他期待的『改變世界』的氣息，在斯坦福呼吸不到。他知道，攻讀碩士學位，在這個大變革時代，是一種逃避。他一節課也沒上，打電話給系主任，『我想辦一家網路公司。』[2]」。馬斯克從此一去不回，在科技創新的眾多領域，重大的顛覆性創新層出不窮，震驚世界。
歷史與現實的情況表明，滯後刻板的教育模式與生動活潑的個性創造之間的衝突，從來如此，也永無止境，傑出人才與天才唯有超越衝突，方能破繭成蝶，一飛衝天。人類的制度設計與思想觀念，必須逐漸向緩和與消解這種衝突的方向前進，為傑出人才天才創造更優良的成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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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天才成長環境：
當代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近現代教育是工業化時代批量化產品生產的對映體——批量化人才培養體系。批量化人才培養方式只能面向人才生態鏈中間部分的多數，而淘汰低端的和削平高端的。那些具有天才資質的少數人才在現有的教育體系中有兩種選擇：一是屈從傳統教育思維與評價標準，扼殺個性與潛力，成為一名平常的或「優秀」的畢業生；一是如愛因斯坦與哈薩比斯那樣，與流行教育體系若即若離，應付其考核以獲進入社會的通行證，而將主要精力和時間用於自己心儀的方面和問題，開發出自己獨特而非凡的才華，成為超一流人才或被傳統視為怪人。愛因斯坦晚年曾沉痛地回憶自己的大學生涯：我不久就學會了識別出那種能導致深邃知識的東西，而把其他許多東西撇開不管，把許多充塞腦袋，並使它偏離主要目標的東西撇開不管。當然，這裡的問題在於，人們為了考試，不論願意與否，都得把所有這些廢物統統塞進自己的腦袋。這種強制結果使我如此畏縮不前，以致在我通過最後的考試以後有整整一年對科學問題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掃興[3]。哈薩比斯的求學歷程也相當漫長，28歲又自主選擇攻讀認知神經學博士學位，總體上經歷了讀書、創業、再讀書、再創業的曲折歷程。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模式並不理想，與因材施教、各得其所的目標尚有很遠的距離，但仍是全球教育體系中能為傑出人才提供相對優化的成長環境的地方。愛因斯坦與哈薩比斯的成長曆程雖然磕磕碰碰，但還算有曲折成長的空間。
當代中國教育的總體發展處於全球中上水平，制約中國教育邁向高端有兩個問題：一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而分布不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二是缺乏傑出人才成長的優良環境。近來的輿論似乎過分關注前一個問題，而忽視了後一個問題。在筆者看來，中國教育中的補短板與礪尖端應統籌兼顧、相得益彰，而在當前中低端人才相對過剩而傑出人才需從海外引進的情況下，解決後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對推進中國當代總體發展方針的貢獻更大。
目前流行的批量化人才培養模式，表面上看是高效的教育模式，可以簡單化地大批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實質上卻是重量不重質、重共性輕個性的教育模式，對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的國家而言，培養大批中低端人才恰好與產業要求相適應。但是對於希望從中低端向高端躍升的中國而言，這樣的教育模式便是低效率的，尤其是缺乏淘汰率和忽視個性化的高等教育，使傑出人才成長的空間過於狹窄，它能網住的天才型人才太少，因而鮮有能夠引領全球產業的高端創新人才湧現，教育上的簡省潛藏了經濟、軍事高端發展的巨大風險。為適應向經濟、軍事高端化躍升的需求，中國必須適當增加教育投資，同時進行必要的教育改革，投資和改革的方向要瞄準網住儘可能多的天才型學生及有天賦的青年教師。早年的清華大學在招生、轉專業及任用青年教師方面，都有不拘一格的大手筆。吳晗、錢鍾書與錢偉長均嚴重偏科，高考成績文科優異而理科極差，按今天的錄取方式都將名落孫山，但當年都被清華大學錄取，入學一年後，錢偉長又輕鬆地從文學院轉入理學院。三位嚴重的偏科生後來皆成大師。縱觀科技史上的重大創新，雖然是創新者長期探索的結果，但是創新者的知識基礎卻多在大學期間奠定。獲得重大創新成果的人，其實早年也是有寬廣知識結構的許多大學生、研究生中的普通一員，只是在未來的研究中有機遇發現重大問題，並能運用自己已有的寬廣知識或學習必需的新知識去解決這一問題。科技領域的新問題層出不窮，年輕的大學生、研究生中有寬廣而獨特知識結構的人，理論上在未來都有機遇做出重大創新。這一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是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研究生費根鮑姆（Figenbaun），他讀書期間表現平平卻因獨特的寬廣知識結構，在畢業後解決了100多年的湍流難題。楊振寧對這一現象很好奇：「我跟他的老師很熟，所以我曾問過他的老師，費根鮑姆念書的時候，是不是一個傑出的學生？他說不是，他念書還可以，不過沒有人覺得他後來會做出這驚人的貢獻。費根鮑姆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他喜歡玩計算機。他口袋裡整天裝著一部小的計算機，整天都弄著。這一件事情，通常對於一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不是最好的……費根鮑姆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通過他整天在計算機上詳細計算，對於層流轉換成湍流的現象，終於看出了一個新的論點……這一點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數據（4.6692016090——引者），現在已經叫作『費根鮑姆常數』，將來很可能變成像л等於3.1416那樣的重要」[4]。
為了使各色各樣不同潛質的研究生揚長避短，建構各具特色的知識結構，從而儲備儘可能多的未來創新人才，中國當前的教學模式顯然有很大的革新空間。而首要的是思想觀念的革新，這就要求樹立「學為主體」的理念，適當削弱長期處於強勢地位的「管」與「教」，將「管」與「教」切實轉變到以「學」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樹立「管」與「教」為「學」服務的理念。這對於研究生教學來說，不僅需要，而且可行，這從根本上來說是「以人為本」的應有之義。「管」、「教」方面應該給予研究生更大的學習上的選擇空間，更多的評價上的分類標準，儘可能發揮每個人的潛在優勢，做到各得其所，各美其美，使研究生的主體人格與學術個性健康成長，使研究生教育的本質屬性與特有優勢得以回歸。學生自主學習，乃至自主選擇學科專業，而最終成就人才的案例，不僅發達國家有，也不僅理工科有。中國的西南聯大曾以這種教學模式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著名翻譯家和思想家何兆武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本科4年，先入土木系，後轉歷史系。還在工學院學土木的時候，何兆武先生便跨越文理鴻溝，「趴到窗戶外旁聽」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課[5]。後來興趣逐漸轉向文科，並轉入歷史系。1943年考取研究生，第一年讀的是哲學，因為閱讀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拜倫、濟慈的作品受到深刻影響，第二年便轉到外文系學習文學，師從著名學者吳宓先生。何先生在西南聯大從本科到研究生的七年學習生涯，不僅經歷理工到文科的大跨度交叉，而且歷經文科領域裡哲學、歷史、外語、文學之間的大跨度交叉。正因為本科與研究生時代有如此豐富多彩的知識基礎，何兆武先生的翻譯作品、專著和回憶錄質量上乘，引人入勝，影響深廣。晚年從中國社科院退休後，又受聘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資金與規模或可解決中低端擴散型人才的培養問題，而尖端原創性人才必須尊重其好奇心與敏感性，並給予充分的發展時間和空間，管理方式必須適應千里或可挑一、無用或有大用、怪異或是怪傑的嶄新理念。而追求短期回報、簡單劃一的傳統教育模式，可以批量化培養中低層次的擴散型科技人才，卻只能偶爾產出個別傑出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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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許良英，李寶恆，趙中立，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7-8.
[4]楊振寧.科學、教育與中國現代化[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67-68.
[5]何兆武.上學記[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120.
作者簡介：朱亞宗，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少將，博士生導師。
遊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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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目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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