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寂》——「虛構」仍是一種還原現實與歷史真相的重要方法
如果說非虛構寫作的終極意義，是在於讓我們回歸到一個重視與介入現實與困境的當代社會，但是否就意味著，僅僅只需要處理人類「視力」所見的當下材料，才能達到寫作與介入的理想與效果？
——黃文倩《「非虛構」的深度如何可能》，收錄於《今天》第115期
▎「非虛構」的深度如何可能
——以《百年孤寂》為例的反思
三
《百年孤寂》第二個值得關照的面向，是它在人類本位之外思考的靈性視野。
對於影響邦迪亞家族靈性與情感發展的吉卜賽人，馬奎斯並沒有簡單或先驗地將他們統一成某種固定的主體，或賦予他們精神價值絕對化的隱喻。在第一代的指引者麥魁迪那邊，他確實給邦迪亞家族帶來各種器物實驗和靈性、想像力與智慧上的啟迪，但這種啟迪不同於現代性意義的「啟蒙」，反而要節制以人類為本位，更尊重宇宙萬物並存可能性的世界觀（不過我不認為這是「前現代的」，而是與「現代」並存的，不採用將「現代」視為比較前進的假設與前提）。再如透娜拉，她是開發與安慰邦迪亞家族數代男性愛情與慾望的媒介，促成這些男性「成人」，但她同時又以感性的方式，引導後代女孩坦率地直面所愛。她也是小說中，極少數沒有被怨恨、嫉妒、惡意等狹持與滲透的女性形象，而她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因為她是小說中最不現實（或說「虛構」）的主體。在她長期幾近無條件地付出下，即使接近衰老，她能夠繼續從對別人的付出中，獲得平靜與慰藉。終其一生，透娜拉雖然始終漂泊無依，但小說賦予她擁有相當長的靈性與生命力，在《百年孤寂》中，可以說是一位具有高度想像力與原創力量的人物。
但是，正如邦迪亞家族有其歷史性的興盛與衰敗，吉卜賽人亦如此，在《百年孤寂》的邏輯里，更年輕的吉卜賽人，不再只是扮演引導、提供線索、靈性的媒介。新來的吉卜賽人年輕而靈巧，帶來各式各樣「現成」的東西，而與之伴隨的，卻是邦迪亞家族日漸失去生命力、原創性甚至因而走向最後的衰敗與毀滅。馬康多的居民迷失在街上，同時將擁擠市集弄得混亂，馬奎斯沒有簡單將其上升到道德與價值判斷，而是更豐富地呈現出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連動、生成、互補與牽制。邦迪亞與易家蘭如此，他們與不同世代的吉卜賽人的關係亦如此，從而生產與見證了馬康多從原始部落到畜牧、商業、政治等集體文明的興起與頹敗。
除了感性地保留與尊重不同文明類型的形象與世界觀外，《百年孤寂》中各種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元素的創造性組合與表現，也頗有可觀。在我看來，不宜太泛化的將此直接解讀為對拉丁美洲的歷史反映（即使確實有這樣的體現），因為《百年孤寂》並非以現實或政治上的大事件為主，而是更多地聯繫一些日常戲劇化的虛構情節，從中提示出一些獨特洞見。
馬康多人民的奇特失眠症事件，就是一個篇幅不大，但極有人類文明發展的象徵性的虛構情節。馬康多的人民日夜都睡不著、也不想睡覺，剛開始大家不置可否，甚至由於平常要做的事情太多，還覺得可以接受。但在日夜長期的勞動與工作下，很快事情就做完了，為了打發過剩的時間與精力，人們開始徹夜地講起碎語與故事，宛如「一千零一夜」，由此推演出文學與故事的發生與興起。
此外，將失眠、夢與勞動這三項元素創造性的結合，也相當特殊地擴充出我們想像勞動意義的可能性。勞動作為左翼思想高度推崇的實踐價值之一，在現代文學史上常跟階級性與榮譽感聯繫在一起。但是，將勞動與階級性聯繫在一起的書寫或實踐，有時在客觀上無法有效響應人在過度勞動下疲累與麻木的事實，因而難免會走向其反面。馬奎斯顯然以一個優秀作家與思想家的敏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創造性地將人民失眠、不斷地勞動聯繫在一起，藉以突出人的做夢、虛構之於生命合理性與完整性的意義。
小說還將馬康多的失眠症與「失憶」做出了創造性的聯繫。馬康多的人民在長期的失眠影響下，開始一點一點失去失憶，不但忘記物的名稱，也忘記人與感情，甚至最後失去自我的知覺。但是，為了抵抗這種失憶，老邦迪亞想出可以在給每樣物品貼上文字。在此之前，馬康多還不曾以文字來記物記事，所以這個失眠症反而成了馬康多產生文字的起點。民謠、歌謠的興起，也與克服失眠症有關。正由於不斷失去記憶，馬康多的人便開始付費給一個行走各地的歌者，因為他總是將自己在旅途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編織成曲，「失憶」的馬康多的人民，便依靠這種方式去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說，才能抵抗全面的遺忘。將對失眠與遺忘的克服，一路延伸到文字文明與民謠傳唱的關係，可以被視為一種人類學式的文明進程的想像。
如果人類真的完全遺忘彼此，又是什麼樣的狀態或感覺呢？還有沒有意義？馬奎斯的好奇心召喚他探索這個問題。吉卜賽友人麥魁迪再次出現在馬康多來找老邦迪亞，老邦迪亞卻因為失憶症而完全不記得他。基於微妙的自尊心，老邦迪亞仍假裝記得，麥魁迪看出他在作假，用麥魁迪的眼光，小說進行了評述：「他發覺屋主已把他忘記，這種忘記並非基於情感上的問題，而是一種殘酷且無可挽回的遺忘，這是不同類型的忘記，他很清楚這就是死亡的遺忘。」將失眠、失憶的問題擴充到死亡，無疑地提示了我們對存在狀態之一的「遺忘」的理解。或許作者想暗示的思考是：純粹毫無感情的遺忘，比帶有感情的遺忘來得更加殘忍，因為這一切都更不可控制。遺忘並非人類所以為的能夠掌控，遺忘的權力，恰恰掌握在非人類本位的力量上。
四
《百年孤寂》也處理政治，而且確實很重要，但我以為僅僅坐實或概括為反映拉丁美洲政治云云，未免解釋得太過寬泛。馬奎斯關心政治且具有革命傾向，在1960年，他曾在古巴參與「拉丁美洲通訊社」的工作，但他的文化人格，或許認同的更是浪漫與非體制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革命分子。馬奎斯所認可的傳記作者傑拉德·馬汀（Gerald Martin），在傳記《馬奎斯的一生》（A Life）中曾這樣形容馬奎斯的政治傾向：
「拉丁美洲通訊社」里馬塞提的人和共產黨派系分子之間的關係惡化，他們希望這場革命符合蘇維埃聯邦世界以歐洲為中心的革命概念。他和門多薩焦慮地看著這些得過且過的人、官僚，引述著莫斯科的咒語，開始騷擾、取代、最後迫害那些馬塞提和賈西亞·馬奎斯所認同、浪漫、開放心胸、長發的革命浪子。這些男女以及他們所為之奮鬥的古巴人民建立了一個風格，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所推動，一切都是隨性、隨意、非正式的。1
這則對馬奎斯形象的感性記述，和對「革命」內涵的不乏動態卻也簡化的理解，其實非常接近《百年孤寂》中的老邦迪亞和小邦迪亞（即後來的邦迪亞上校）的命運。當馬康多從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漸漸納入外來人士進而發生「政治」，第一、二代最有生命力的主人公，卻認為「政治」（尤其以族群為聯合下的政治）並沒有絕對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馬康多的「政治」的最初出現，是外來人士莫士柯特的進駐，他自封為「地方行政官」，要求馬康多的所有房屋要漆成藍色，被老邦迪亞以蠻力回拒，但老邦迪亞仍包容莫士柯特及其家族，讓他們成為馬康多的新成員。這種無政府主義式的基調貫穿在《百年孤寂》跟「政治」有關的場景與男性主體當中，但如同我前面已闡述的兩種文明觀，易家蘭所代表的是另外的世俗秩序，相對於老邦迪亞的包容吉卜賽人、外族人民以求自我更新，易家蘭更重視的是保護「自己人」，例如在邦迪亞家族日漸富裕且擴充的宴會上，她只邀請馬康多創建者的後裔參加。
政治的分化在《百年孤寂》中也有被處理，基本上採用了二元對立的結構：保守黨與自由黨，但其具體的內涵，或者說是小說的主人公如何理解保守與自由，則主要是通俗的市民角度。小邦迪亞在這部小說中，可能是最有博愛且自由之心的主人公，但這種性格與其說是來自於某種邦迪亞家族的繼承與必然性，小說所暗示的不如說是一種偶然。在他成為邦迪亞上校前，人們完全想不到他竟然能擔當領導的角色，因為他的性格看似孤獨退縮，而且還有一個跟他立場相反的岳父。但小邦迪亞顯然更為重視他的精神或信念選擇的價值觀，所以他後來正式與保守黨相戰，處處有敵人，時常被其他人計劃暗殺，而在長年的爭戰後，似乎誰也搞不清楚政治的是非對錯，邦迪亞上校選擇的也是退居幕後，回到老邦迪亞的舊實驗室里做小金魚。
不無相關的是，《百年孤寂》的政治視野，也處理了看似正面力量在人為無知與操作下的反面，例如對自由的實踐。相對於小邦迪亞的謹慎，小阿克迪亞（大哥與透娜拉的私生子）反而是個假借「自由」實行狂熱傷人的投機主義者，他以自由為名，在思想上行動上卻帶有獨裁者及暴力傾向。阿克迪亞為何會如此，為何沒有繼續到邦迪亞家族男性的自由精神？小說給予他一種發生學式的交代：以易家蘭的女性和保守的家族角度為他辯護，最終阿克迪亞由於「革命」的盲動而被槍決時，他唯一認同的，仍然還是曾素樸地給予他情感認同與安慰的邦迪亞家族。而我們也會在閱讀的過程中，一方面認識到小邦迪亞才是更接近「革命」與「自由」的歷史主體，另一方面又明白，阿克迪亞的行為，也只是他長年生命困境下的綜合體現，因此小說也沒有給予他絕對本質化的批判與譴責。
最終，《百年孤寂》對人類的政治作為、優劣、榮敗的判斷，仍然不無一些越界的意義。例如到了第六代的小倭良諾，他是一個幾乎只知道讀書與活在個人世界的知識分子，小說賦予他的形象內涵是，雖然對現世的事物接近一無所知，卻具備了中古人的基本知識。他短暫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活在邦迪亞家族以前讓老吉卜賽人麥魁迪住過的房間，但他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正好補充了世俗現實與官方版本的馬康多歷史與社會觀。透過自由意志閱讀大量書籍，倭良諾接收了邦迪亞家族所有過往的歷史與神秘的靈性，他終於慢慢知道了自己的命運與宿命，在迎接他最終的毀滅預言前，成為邦迪亞家族與馬康多文明史發展的完整見證者。透過麥魁迪不以傳統線性時間記事的書，百年的事件濃縮在一起，完成了虛實相生、見證歷史的可能。《百年孤寂》因此可以理解為，正是這種「虛構」，完整保留了馬康多被遮蔽的某些現實與歷史，即使這種「虛構」，最終亦隨著倭良諾觀看及見證一切而幻滅與毀滅，但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說，「虛構」在此仍是一種還原現實與歷史真相及複雜度的關鍵與重要方法。
五
義大利中世紀藝術史大師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2016）在他的代表作《異境之書》中，整理並描繪了人類歷史上的各種傳奇性的地域和地點，指出古往今來：「由於許多人相信它們真的存在於世界上某個角落，或者是曾經存在，因而使人產生妄想、理想或幻想」2，他同時還認為，「無論是來自過於久遠而無法得知源頭的古代傳說，或者是現代創造的產物，這些地方都使得某些信念或信仰在人群間流傳」3。
如果說非虛構寫作的終極意義，是在於讓我們回歸到一個重視與介入現實與困境的當代社會，但是否就意味著，僅僅只需要處理人類「視力」所見的當下材料，才能達到寫作與介入的理想與效果？做個並不很精確的比照——如果沒有晚清以降的各式烏托邦文學，以及想像現代民族國家的各種空想般的虛構敘事，如果沒有百年來的「拿來主義」的外國文學與思想淵源的正典視野，我們必然會喪失很多介入現實的眼界與資源，以至於「非虛構」也仍然容易被庸俗化與濫情化。人類或許會因為受到壓迫而興起反抗與革命之心並付之於行動，但支撐長期實踐與介入的力量，並非完全能從「非虛構」及其書寫境界中派生出來。更多地，是否還是該保留一些具有典律意義的「虛構」信念、烏托邦與對異境的懷想？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再度全面認同與靠攏「虛構」的「純文學」，而是藉由開發與保留文學經典中那些細膩豐富的「虛構」視野，來參照與點亮「非虛構」的可能道路。至少，我認為馬奎斯《百年孤寂》的上述視野，之於目前兩岸「非虛構」相關議題的水平程度，恐怕不會完全沒有互補的再啟發。（完）
【注】
1 傑拉德·馬汀（Gerald Martin）原著，陳靜妍譯，《馬奎斯的一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0年，頁265 。
2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eo）原著，林潔盈譯《異境之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7 。
3同上注，頁9 。
作者：黃文倩，現任職於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
題圖：A big washing day，David Burliuk 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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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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