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修道奇人記傳——崔道演、張景岳、傅青主、劉一明、徐靈胎

采編：婁道長

崔道演

崔先生，名道演，號真靜，是金代道士，洞真觀的修人。此人秉性善良，且博覽群書。他還精通醫術，為窮人治病，不取分文。父母去世後，他離家拜東萊劉長生為師，後復在五峰山修鍊得道。後人為了紀念他，在此建造了「崔先生畫像贊碑」。

應該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元好問說：

道演道行孤峻，□坐林間，於世無所與合，昆嵛口普照范鍊師特慎許可，每一見必留語彌日。

普照范鍊師即普照真人范圓曦，是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當時正主持東魯道教事。能得到范圓曦的讚許，可見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傑為之作《真靜崔先生傳》，對他做了更詳細的介紹，傳曰：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玄甫，觀之得人，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去家為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夭折，人成德之。

以下還記敘了他的幾件神異之事，以顯示其道行高深。並記其羽化於金興定五年(1221)，享年八十一歲。

崔道演不僅道行高深，而且醫術高明，活人無數，積累了無量的功德。他的弟子顯然也繼承了這種作風，《重修洞真觀記》就記述了王志深的種種濟世之功：

志深外質而內敏，苦己利物。往時避兵布山，游騎所及，鄉之人被重創者狼藉道路。志深扶傷救死屍穢間，親饋粥葯，惻然有骨肉之愛，賴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來，連□起茇舍，凡有徒老與夫環處而無供者，□厚為調護之。

崔道演師徒這種內外兼修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功行雙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義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觀是全真觀，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創立者是泰安人巨陽子韓志具。據宋子貞《全真觀記》載：

巨陽子，姓韓氏，名志具，士人也。幼禮乙奉高修真觀王道悅為師，嘗謁玉陽真人，輒許以法器，且授之名，後得訣於丘長春，遂

蒙印可。自是而後，裹糧問道者，所至成市，度徒凡四百人，置觀三十餘所。享年六十，蛻於濟南之天齊觀。

（圖片來源：飛行的書卷）

張景岳

張景岳（1563－1640），明末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名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因其室名通一齋，故別號通一子。同時因為他善用熟地，有人又稱他為「張熟地」。

他是傑出的醫學家，古代中醫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實際的創始者。時人稱他為「醫術中傑士」、「仲景以後，千古一人」，其學術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

著有《類經》、《類經圖翼》、《類經附翼》、《景岳全書》（含《新方八陣》）、《質疑錄》等中醫學經典著作。

張景岳生於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聰穎，因祖上以軍功起家，世襲紹興衛指揮使，「食祿千戶」，家境富裕。從小喜愛讀書，廣泛接觸諸子百家和經典著作。其父張壽峰是定西侯門客，素曉醫理。景岳幼時即從父學醫，有機會學習《內經》。

十三歲時，隨父到北京，從師京畿名醫金英學習。青年時廣游於豪門，結交貴族。當時上層社會盛行理學和道家思想。張景岳閑余博覽群書，思想多受其影響，通曉易理、天文、道學、音律、兵法之學，對醫學領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軍功立世的激勵，他壯歲從戎，參軍幕府，遊歷北方，足跡及於榆關（今山海關）、鳳城（今遼寧鳳城縣）和鴨綠江之南。當時北京異族興起，遼西局勢已不可為。數年戎馬生涯無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壯志「消磨殆盡」，而親老家貧終使景岳盡棄功利之心，解甲歸隱，潛心於醫道，醫技大進，名噪一時，被人們奉為「（張）仲景、（李）東垣再生」。

五十七歲時，返回南方，專心從事於臨床診療，著書立說。

崇禎十三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張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學。朱丹溪處於《局方》盛行的時代，醫者每多濫用辛熱燥烈藥物而致傷陰劫液，故朱氏以「陽有餘陰不足」立論。

明代醫學界河間、丹溪的火熱論相火論占統治地位，更有時醫偏執一說，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華，反而濫用寒涼，多致滋膩傷脾苦寒敗胃，成為醫學界的時弊。

景岳在多年豐富臨床實踐中，逐漸擯棄朱氏學說，私淑溫補學派前輩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為明太醫院使，主要為皇室王公等貴族診病，病機多見虛損，故喜用補。景岳出身貴族，交遊亦多豪門大賈，故法從薛氏，力主溫補。特別針對朱丹溪之「陽有餘陰不足」創立「陽非有餘，真陰不足」的學說，創製了許多著名的補腎方劑。

張氏學說的產生，出於時代糾偏補弊的需要，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因其用藥偏於溫補，世稱王道，其流弊使庸醫藉以藏拙，產生濫用溫補的偏向。

張氏中年以後著書立說，著作首推《類經》，其編撰「凡歷歲者三旬，易稿者數四，方就其業。」成書於天啟四年（1624年）。張景岳對《內經》研習近三十年，認為《內經》是醫學至高經典，學醫者必應學習。但《內經》「經文奧衍，研閱誠難」，確有注釋的必要。

《內經》自唐以來注述甚豐，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注》為最有影響的大家，但王氏未注《靈樞》，而各家注本頗多闡發未盡之處。《素問》《靈樞》兩卷經文互有闡發之處，為求其便，「不容不類」。故景岳「遍索兩經」，「盡易舊制」，從類分門，「然後合兩為一，命曰《類經》。

類之者，以《靈樞》啟《素問》之微，《素問》發《靈樞》之秘，相為表裡，通其義也。」

《類經》分經文為十二類、若干節，根據相同的內容，擬定標題，題下分別納入兩經原文後詳加註釋，並指出王冰以來注釋《內經》的各家不足之處，條理井然，便於查閱，其注頗多闡發。

景岳思路開闊，對《內經》精研深刻，各家著作瀏覽甚廣。《類經》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見解，敢於破前人之說，理論上有創見，注釋上有新鮮，編次上有特色，是學習《內經》重要的參考書。

同年，景岳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對《類經》一書中意義較深言不盡意之處，加圖詳解，再附翼說。

《類經圖翼》十一卷：對運氣、陰陽五行、經絡經穴、針灸操作等作圖解說，討論系統。

《類經附翼》四卷，為探討易理、古代音律與醫理的關係，也有闡述其溫補的學術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寶論》《附翼·真陰論》等重要論文，也有部分針灸歌賦。

據清人記載，景岳晚年，重訂了卓見的《傷寒論》；可惜，未能成書，手稿亦不知去向。祖國醫學寶庫重大損失。

《景岳全書》內容豐富，囊括理論、本草、成方、臨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統的臨床參考書。景岳才學博洽，文採好，善雄辯，文章氣勢宏闊，議論縱橫，多方引證，演繹推理，邏輯性強，故《景岳全書》得以廣為流傳。後世葉桂亦多承張氏的理論和方法。

清道光八年（1828年）章楠《醫門棒喝》初集成，論《全書》云：「或曰：嘗見誦景岳者，其門如市」，則自順治中葉至1828年的近200年間，幾為醫所必讀，可見景岳的溫補理論之影響深遠，《全書》之流傳廣泛。

《質疑錄》，共45論，為張氏晚年著作。內容系針對金元各家學說進行探討，並對早期發表的論述有所修正和補充。

張景岳善辨八綱，探病求源，擅長溫補，並在其醫學著述和醫療實踐中充分反映。治療虛損頗為獨到。反對苦寒滋陰，很好地糾正了寒涼時弊。他的陰陽學說、命門學說對豐富和發展中醫基礎理論有著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他的重要著作《類經》是學習《內經》的較好參考書，《景岳全書》各科齊全，敘述條理，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臨床參考書。

張景岳的學術成就無疑是巨大的，對中國醫學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

在整個中醫理論發展史中，張景岳的醫學思想體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著中醫理論的新的發展階段。他的以溫補為主的思想體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進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進一步完善了氣一元論，補充並發展了陽不足論，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水火命門說，對後世養生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景岳醫學思想體系的發展與宋明理學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理學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形態中最具哲學性的思想體系，集儒釋道三家於一身的理學構建了新的以「太極」為核心、理氣相隨的哲學形態，吸收了當時高度發達的自然科學成果，被譽為中國本土的有機自然主義萌芽。

張景岳的醫學思想深深植根於理學思想之上，運用理學家的觀念對《黃帝內經》作了全新的詮釋，著有《類經》等書，並成為後世醫家學習和研究《內經》的範本。

（圖片來源：飛行的書卷）

傅青主

傅青主，傅山（1607年8月11日[1-2] －1684年8月2日）明清之際道家思想家、書法家、醫學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濁翁、觀化等別名，漢族，山西太原人。傅山自稱為老莊之徒，他自己也在很多場合與作品中反覆強調、自陳：「老夫學老莊者也」、「我本徒蒙莊」、「吾師庄先生」、「吾漆園家學」。

自覺繼承道家學派的思想文化。他對老莊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泰初有無」、「隱而不隱」等命題，都作了認真的研究與闡發，對道家傳統思想作了發展[3] 。

《莊子》 的經典性智慧成為傅山所汲取的思想資源, 超越千古的知心之論。傅山自謂：「癸巳之冬，自汾洲移寓土堂，行李只有 《南華經》，時時在目。 」他曾以顏體小楷書寫 《莊子》 一書中的 《逍遙遊》、《人間世》、《外物》、《則陽》等篇。並常以老莊之徒自居。

顧炎武極服其志節。於學無所不通，經史之外，兼通先秦諸子，又長於書畫醫學。著有《霜紅龕集》等。一些武俠小說里，傅山被描寫為武俠高手。他是著名的道家學者，哲學、醫學、內丹、儒學、佛學、詩歌、書法、繪畫、金石、武術、考據等無所不通。他被認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氣節的典範人物。傅青主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顏元一起被梁啟超稱為「清初六大師」。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傳世之作，在當時有「醫聖」之名。《清史稿》卷五百一有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歷來有「學海」的稱譽， 他工書善畫， 博極群籍， 在經史子集、 文學詩詞、 書法繪畫、 鐘鼎文字、 醫學醫術諸領域都有精深研究 ， 所提倡的 「經子不分」 ， 「經子平等」 思想更是開一代風氣之先， 其研究、 批點諸子著作之多、 內容之廣泛，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是少見的。 而諸子當中， 最傾盡其心力、 最能體現其思想風貌的則首推 《莊子》 一書[5] 。

傲骨凜然的傅山一生特立獨行， 對於經典、 名士、權貴時有貶損、 諷刺之語， 獨獨對於庄生、 《莊子》 大加褒揚， 奉為至論， 嗜庄、 好庄、 迷庄之情溢於言表。其留存的詩文、 雜記、 批語中屢屢言及莊子。褒讚莊子、 自認承續庄學的詞文在傅山遺著中隨處可見， 其研究莊子的主要作品有《莊子翼批註》 、 《老莊二書》 、 《逍遙遊》 、 《應帝王》 、 《讀南華經》 、 《莊子天下篇》 、 《莊子理字》 、 《莊子情字》 、 《荀卿評莊子》 等， 此外還有大量散布在其他詩文、 雜文中言及莊子的文句[5] 。

傅山一生遍注諸子， 在 《莊子》 一書上著力最深，《莊子》 的思想既是其精神的引領， 又是心靈安頓之所歸， 其批註的方式與言述更彰顯著個人活潑潑的生命氣質。詮解 《莊子》 時對天地間 「情」 的推崇、 以 「游」 的姿態應對人間 「是非」 、 主張 「變」 、 「異」 的政治傾向， 正是最能體現其個人特質與思想風貌的三個方面， 通過對其庄學思想的探析， 我們也能從中窺見其性情與學術之梗概[5] 。

對於莊子的著作，在顛沛流離的旅途中，仍然「時時在目」，在冰雪覆蓋北國的嚴冬里，依然用工整的小楷書寫《南華經》多篇。對於老子的著作，三日不讀便覺得「舌本軟」，難以啟齒說話，五十歲過後還在「細注」，進行認真的研究。這些生動的記載說明，他對老莊之學是很推崇與重視的。他在一篇疏文中曾說：「僑黃老子，何笑正笑，漆園自雲，其於宗也。」在這裡他以「僑黃老子」、「漆園」自況自稱，以承緒老莊之學的大弟子自許。

綜觀傅山一生行事作風與思想主張，可見他本質上是一個道家人物的性情：為人為學本於真性真情、自由自在，反對權威主義教條主義，因此，他極其憎惡「奴儒」為人為學的「奴性」：「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腳，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齫人腳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並由此而極力批判當時所謂上流社會是非顛倒的假仁假義。

他自己也在很多場合與作品中反覆強調、自陳：「老夫學老莊者也」、「我本徒蒙莊」、「吾師庄先生」、「吾漆園家學」、「愚父子學庄列」，還飽含深情地說：「三日不讀《老子》，不覺舌本軟。疇昔但習其語，五十以後，細注《老子》，而覺前輩精於此學者，徒費多少舌頭，舌頭總是軟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著耳。」「吾庄翁所謂緒餘可以為堯舜者也。」

老莊哲學豐富，據史書記載，他們為人自尊，對人間功名利祿很淡漠，一生不得勢也不願得勢，一生不得志也不願得志，以窮盡人倫物理為天職。生活的道路對於傅山來說，與老莊十分相似，思想境界亦相通。這些都給傅山很深的影響，因此自然成為他進行研究的主要對象，使他成為明清之際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1] 。

《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遺逸二》

傅山，陽曲人。六歲，啖黃精，不穀食，強之，乃飯。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為搢紳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媕冘。提學袁繼咸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山約同學曹良直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巡撫吳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聞一下，甲申後，山改黃冠裝，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繼咸自九江執歸燕邸，以難中詩遺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

順治十一年，以河南獄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吒恨，謂不若速死為安，而其仰視天、俯視地者，未嘗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與人接。

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給事中李宗孔薦，固辭。有司強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師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禮。魏象樞以老病上聞，詔免試，加內閣中書以寵之。馮溥強其入謝，使人舁以入，望見大清門，淚涔涔下，仆於地。

魏象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翼日歸，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嘆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曰：「使後世或妄以許衡、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廬請謁。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稱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卒，以朱衣、黃冠斂。山工書畫，謂：「書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

人謂此言非止言書也。詩文初學韓昌黎，崛強自喜，後信筆抒寫，俳調俗語，皆入筆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詩亦附焉。眉，字壽髦。每日出樵，置書擔上，休則把讀。山常賣葯四方，與眉共挽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經，力學，繼父志。與客談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眉乃稱小糵禪。

（圖片來源：飛行的書卷）

劉一明

劉一明(公元1734--1821)，山西平陽府沃縣（今聞喜縣）人，清代著名內丹家、醫學家道士。按道教全真道龍門派系譜，他是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劉一明著作有《易理闡微》、《孔易闡真》、《神室八法》、《西遊原旨》、《會心集》、《陰符經注》、《悟真直指》、《修真九要》、《通關文》等，民國初年匯刻成《道書十二種》。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於1990年7月出版《道書十二種》之影印本。劉一明所著醫書主要有《眼科啟蒙》、《經驗奇方》、《經驗雜方》等。

劉一明為清代著名內丹家。號悟元子，別號素樸散人。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今山西聞喜縣東北）人。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其所著《會心內集》自述云：年十七（乾隆十五年，1750），身患重病，百葯不效。次年赴甘肅南安養病，愈醫愈重，喜遇真人賜方，沉痾盡除。十九歲外游訪道。二十二歲在榆中（今屬甘肅）遇龕谷老人授以內丹秘訣，遂師之。

此後，為求參證，居京師四年，河南二年，堯都（今山西臨汾縣南舊平陽縣，為古之堯都）一年，西秦（今甘肅靖遠縣）三年，來往不定者四年。十三年間，三教經書，無不細玩。然於疑難處，總未釋然。乾隆三十七年，復游漢上，又遇仙留丈人，經其指點，十三年疑團始被解釋云云。後半生一直隱居甘肅榆中縣棲雲山、興隆山修道，設壇傳教，著書立說，成為晉、陝、甘、寧一帶頗具影響之全真龍門派道士。

他精通內丹、《易》學，兼通醫理，撰著有《周易闡真》《悟真闡幽》《修真辨難》《象言破疑》《修真九要》《陰符經》注等，以發揮內丹之道。後被輯為《道書十二種》，流傳頗廣，為清代內丹學一大家。又撰有醫書《沙脹眼科》行世。其內丹學具有濃厚的三教合一思想。

其《指南針序》以中正之道為"貫通三教之理"，謂中正之道，"在儒謂之中庸，在釋謂之一乘，在道謂之金丹。"他撰《周易闡真》《孔易闡真》，以易學論金丹，以金丹釋儒門易學。其《修真辨難》稱："大學中庸，俱身心性命之學，其中有大露天機處，特人不自識耳。至於贊易十傳，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故其內丹理論中，頗多融合儒釋、特別是理學思想的言論。

劉一明對內丹學的闡發頗為全面。主張性命雙修，循序漸進。分丹法為上中下三等，分藥物為內外，謂內葯生於自身，為元性，外葯乃虛空中真一之氣，為元命，並采理學之說，謂性分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對《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等的註疏有獨到之處，對火候的分別尤稱細微，但其說較伍柳一派為隱晦。

劉一明於道光元年端坐而化後，安放於興隆山靈塔中，唐璉寫了一幅小楷《恩師劉老夫子贊並塔銘》以示紀念，他以道家的語言，盛讚劉一明一生對道教理論的闡揚與實踐，「同華岳」「並衡岳」，「道氣常存於宇宙，慈雲普復於大千」。

劉一明「幼時習儒，年未二十，大病者三，幾乎殞命，因病有悟，遂而慕道」。他的《會心內集》說，當他十七歲時，身得重病，百葯無效，次年赴甘省南安養病，愈醫愈重，幸喜真人賜方，得以除病。十九歲外游訪道，二十二歲於榆中遇吾師龕谷老人。劈破旁門，口授心印，從前狐疑，冰消瓦散。此後，為求參證，他居京師四年，河南二年，堯都一年，西秦(今甘肅靖遠縣)三年，來往不定者四年。十三年間，三教經書無不細玩。然於疑難處，總未釋然。乾隆三十七年，再遇仙留丈人於漢上，經其指點，「十三年疑團到此一棒打為粉碎矣。」

劉一明一生足跡遍布陝、晉、甘、寧諸省。他說：「……算來前後二十年，五峰煥然氣貫串。」劉一明後半生一直隱居甘肅榆中縣棲雲山、興隆山修道，設壇傳教，著書立說，成為陝、晉、甘、寧一帶頗具影響之全真龍門派道士。

劉一明深研《易》學，兼通醫術，是當時著名的醫學家，內丹家。他認為「《易》非卜筮鍊度之書，實皆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其內丹學具有明顯的三教合一思想，特別是儒道融合思想十分濃厚。主張「丹道即易道，聖道即仙道」。其《指南針序》有「在儒謂之中庸，在釋為之一乘，在道謂之金丹」。

他強調絕情舍愛，忍辱守垢。在《修真九要》中論述修真九件要事是勘破世事、積德修行、煉己築基、和合陰陽、審明火候、外葯了命、內葯了性。其中第一要事是「勘破世事」，為此他作《通關文》，在其中的色慾關、榮貴關、財科關窮困關等問題上，大都引進佛教思想加以解說。在「積德修行」的問題上，他又表現出儒道融合的思想。

他對內丹學的闡發頗為全面。主張性命雙修，「若欲成道，非性命雙修不可」，先命後性，循序漸進。在《修真辨難》中，他把分丹法為上、中、下三等，分藥物為內外，謂內葯生於自身，為元性，外葯乃虛空中真一之氣，為元命。並采理學之說，謂性分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

（圖片來源：飛行的書卷）

徐靈胎

徐靈胎一般指徐大椿，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江蘇吳江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二年，卒於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九歲。性通敏，喜豪辯。自《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擊等無不通曉，尤精於醫。初以諸生貢太學。後棄去，往來吳淞、震澤，專以醫活人。大椿著書頗多，有《蘭台軌範》、《醫學源流論》、《論傷寒類方》等，都為醫學之籍。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餘首，《中國詩史》頗有憤世之辭[1] 。

大椿精勤於學，平生著述甚豐，皆其所評論闡發，如《醫學源流論》(1757)、《醫貫砭》(1767)、《蘭台軌範》(1764)《慎疾芻言》(1767)等，均能一掃成見，另樹一幟，實中醫史上千百年獨見之醫學評論大家。又著《難經經釋》(1727)，《神農本草經百種錄》(1736)、《傷寒類方》(1759)等以及後人整理的《洄溪醫案》及《樂府傳聲》，雖曰遵經詮釋之作，其中真知灼見亦頗不少。後人將其所著輯為《徐氏醫學全書六種》等板行，流傳甚廣影響極大。

弟子：吳薊（1736-1824）[2] ，字蘭佩，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人，吳薊家學淵源，是清朝著名醫學家徐大椿弟子。少時跟隨父親和祖父在醫館學醫，洞明藥性，頗多疑難雜症，都可手到病除。後因吳母突患肺岩（今稱肺癌），吳薊雖全力醫治，遍尋各地名醫，仍就無法痊癒，3年後病至肝部而逝。 吳薊痛下決心肆力於岩疾，為求醫技精湛，拜入名醫徐大椿門下，成為其首個弟子，追隨在其身邊學醫十數年，終得其真傳，醫術更為精湛。

徐大椿曾兩度奉詔赴京。首次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質樸而得乾隆帝嘉賞，原擬留職京師，堅辭放歸隱居畫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歲，自知不豫，攜子徐爔同行，到京後三日死。死前自擬墓前對聯曰：「滿山芳草仙人葯，一徑清風處士墳。」可謂平生寫照雲。

「終日遑遑，總沒有一時閒蕩。嚴冬雪夜，擁被駝綿，直讀到雞聲三唱。到夏月蚊多，還要隔帳停燈映末光。只今日，目暗神衰，還不肯把筆兒放輕」。

這是清代名醫徐大椿自述生平精研醫經典籍的詞句。

徐大椿，又名大業，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縣人，生於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卒於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他出生在書香之家。曾祖父好古博學，積書甚富。祖父舉博學宏儒，官翰林院檢詩，纂修明史，是位饒有隱逸風格的詞章之士，平生工於詩古文辭，在文苑中很有聲名。父親徐養浩，考授州司馬不成功，也是位讀書人。徐大椿生長在這樣的家庭里，長輩們寄以讀書做官、承繼祖業、克振家聲的希望，那是自然的事。然而，徐大椿卻淡功名利祿，不屑八股文；相反，對經學和醫學卻產生了興趣。後來他就自選了一條學醫濟世的道路。

徐大椿十四歲已對學時文感到厭煩。他老師啟發說：「時文有止境，只有經學才是無止境的。」，於是他就一心撲在經學上，其中用心最多的是《易經》，旁及諸子百家。專心致志地探求各種實用的學問，終於在詩、文、書、畫、天文、歷算，音律、擊刺、演算法、水利，尤其是醫學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徐大椿家人多病，三弟患痞病，父親遍請名醫診治，徐靈胎親自製葯，醫理稍通。然而四弟、五弟相繼不治而亡。父親因此悲傷得病，終年醫藥不絕。他深深感到醫學的重要，也氣憤於當時庸醫之醫術低下，於是憤而學醫。他把家藏幾十種醫書拿來讀，朝夕披覽，日久通其義。

從他開始學醫的五十年中，經他批閱的書約千多卷，泛覽的書約萬餘卷。據《蘇州府志》記載，他窮經探《易經》，好讀黃、老與陰符家言。既益泛濫，凡星經、地誌、九宮、音律、刀劍、技擊、勾卒、嬴越之法，沒有不通究的，而對於醫更是深研。

徐大椿認為讀書要從源到流，上追靈素根源，下治漢唐支派。首先熟讀《內經》、《本草》、《傷寒》、《金匱》等古醫典，繼而博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下各書，取長補短，以廣見識，然後多行臨證，把書本知識與臨床實踐聯繫起來，這才不會落入窠臼，步入偏見。

徐大椿很強調「學古」，對「古法」推崇備至，有「宗經法古」的思想。但是，他並非「食古不化」，相反，還有「疑古」的精神，敢於批語前人的得失。他讀古書堅持了「掇其精華，摘其謬誤」的原則，往往把讀過的書，重加整理注釋，節其冗，取其要，補其缺，正其偽。他讀《難經》，就將其原文與《內經》對照，經過校勘，發現了許多新義，並指出了它不少錯誤。《難經》中有「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一句，他指出這是錯誤的，並作出恰當的解釋。當時醫界中，盛行承襲明代以來「溫補派」的治法，用藥不考慮病人的體質，僅執一、二溫補之方，通治萬人不同之病，所謂「執一馭萬」。

他們的方里往往十有九味是參、附、姜、術、茸、熟地等竣補辛熱品，結果葯證相逆，殺人無數。面對這種情況，徐大椿鄭重地指出：醫家要實事求是地診斷病情，用藥必須十分慎重，不可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地溫補。他在《醫貫砭》中，語氣有些過激地批語了明代醫學家趙獻可專以六味、八味為治，盡廢古人經方的做法。他又在一篇《人蔘論》的文章里告誡人們，絕對不可以人蔘為起死回生之葯而必服。在與錯誤偏見鬥爭中，他總結了如下經驗，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要精思歷試，不能為邪說所誤，這是可取的。

在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寫的《徐靈胎先生傳》里提到的兩個有趣病例就足以證明徐大椿不僅在臨床實踐中印證書本的知識，而且結合實際，把前人的經驗加以整理提高，寫出了十幾部很有價值的醫學著作。其中《難經經釋》、《醫學源流論》、《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醫貫砭》、《蘭台軌範》、《傷寒類方》等。據王孟英說，後學均奉為金科玉律。

他的《蘭台軌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尤為一般中醫所喜愛。徐大椿治學的態度嚴謹，一絲不苟，往往十年「磨一書」。在《難經經釋》序中，他說，他研究醫學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才注《本草》，又十餘年才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才著《傷寒類方》。寫《傷寒論類方》，他已滿六十七歲，完稿後又鑽研了七年，五易其稿而成。

徐大椿一生治好了不知多少病人，遠近求治者絡繹不絕。當時的皇帝乾隆，也多次召他上京治病。最後一次召見，是在他七十九歲，正當卧病不起時，推辭已屬枉然，他只好叫兒子陪扶前往，並帶一具棺材，準備途中隨死隨殮。果然到京第三天他就病死了。臨終自擬墓門對聯一副：「滿山靈草仙人葯，一徑松風處士墳」。

太乙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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