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中華傳統中的尊師重道

《論語》在開篇就提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以「學」字作為整部《論語》的領起，可謂意味深遠，說明「學」是安身立命、經世致用的關鍵。古人所學乃聖賢之道，而「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不尊師則無法超凡入聖，修齊治平亦淪於空談。故《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尊師、敬學對於傳道、治國等都至關重要。

尊師與傳道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謂道，即聖賢相傳之道。「師道」之所以「尊嚴」，是因為真正的明師皆不標榜自己，而只是「為往聖繼絕學」、傳承古聖先賢道脈的「傳道者」。這種無我的精神，正是為師者所以功載千秋、萬眾敬仰之原因。

中國傳統社會重義輕利，醫生和老師這兩種職業最受世人尊敬。

古人入私塾讀書，要先行拜師禮。而行禮者不僅是學生，連學生的父母都要向老師行跪拜禮：父親帶領兒子，先向「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之後老師入座於夫子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禮。如果是一個家族禮請老師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長者代表族人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中國古代家道謹嚴，長幼尊卑秩序分明。試想，身為一家之尊的家長是懷著何等恭敬之心，才會向老師行如此大禮？而這種儀式，又會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樣深刻的「尊師重道」之印記？

古人云：「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所謂人師，乃德行才識並皆卓越者，可以「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類歷史中，出現了不計其數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師卻如珍如瑞。因為他們無論在誠意正心的修養上，還是在賓士天下的智慧上，都堪為學人表率、足為後世取法。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賢之道有賴於行道之師而光大。孟子尊孔子，「雖未得為孔子之徒也」，卻「私淑諸人」以求其教誨，學為「亞聖」而超於孔子門生。其原因只為「至誠」二字。所謂「至誠如神」，唯有至誠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見，對老師的尊重即是對聖賢之道的尊重，更是傳承聖賢學問所必需。

尊師與治國

《論語》中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師重道，就必須自己率先垂範。古代聖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呂氏春秋》）

漢明帝就是一位尊師的典範。據《資治通鑒》記載，漢明帝為太子時，曾向桓榮學習《尚書》，在他做皇帝後，仍以學生身份自居。漢明帝造訪太常府時，以師生之禮與桓榮相見，並設几杖，召集百官和桓榮的弟子數百人一起向桓榮行弟子禮，並由他親自執禮，帶頭聽受老師講學。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戰亂後短期內就開創了「貞觀之治」，使天下太平、萬國來朝，與他尊師重道並賜予皇子、諸王們學習《群書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締造，更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設立了禮請儒釋道大德為「國師」、堅持講經教學的制度相關。反之，唐朝之所以衰於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於慈禧太后，都是因為聖教的廢弛、對師道的輕忽。

天子之所以應尊師重道，因為天子的職責是踐行聖道，而老師的職責是傳承聖道。天子唯有從師而學，才能修德明道進而賓士天下。縱觀中國千年歷史的興衰，可以發現：凡是尊師重道的時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現的時期；凡是輕師賤道的時期都是王朝走向衰敗和滅亡的轉折點。正如《荀子·大略》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能否儘早為太子選擇明師教導，決定著國家的安危。《群書治要·漢書》記載，古代的太子尚幼小，就會選全國最有德行的臣子擔任他的太保、太師、太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並選擇孝仁禮義之人擔任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一起飲食起居。這種教育使太子從孩提有識之日，就親近正人，遠離邪人，不見惡行。「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人之所以重視對太子的教育，並特別挑選德才兼備的人擔任太子的老師，就是因為認識到國家是否有真正的後繼人才，主要取決於是否有好老師的教導。所謂「天下有真教術，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記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錶，教之所成也。」唯有身體力行聖賢教誨的君子聖賢成為傳播社會正能量的主體，才能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作出重要貢獻。

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尊重師道，就是尊重當人自性。重振師道，無疑乃當今之要務；師道之隆，必然為天下之福祉。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8年03月3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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