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改造與方位變通
從大禹治水時代開始,歷史就記錄了古代中國人在認識自然規律、適應自然環境的同時,調整與改造自然環境的業績。在環境不盡符合理想模式時,或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用人工的方法調整與改善環境是經常的。都江堰、大運河、錢塘江海塘是其中的大型項目,成都、北京等城市的水道改造與引水工程是中型項目,在村鎮的發展史上則存在著大量的小型工程。
明代時由於人口的增長,在上水口附近連建七道壩,逼水東流,呈現新的汭位」,擴大宅基地及村址的用地,並形成了村內溝圳縱橫的新格局。浙江永嘉花坦等村也是在明清之季築壩,擴大了村寨內的可耕地面積為了形成理想中的景觀模式,村鎮、城市常在某些方位營建樓閣與風水塔如山西大同在城牆東南角上,陝西韓城黨家村在村南低地中,浙江永嘉岩頭鎮在鎮南山崗上營建文峰塔和文昌閣等。
浙江永嘉楠溪江、皖南新安江流域的村落還喜歡將山川河流連通街道、水池等以象形的方式描述成文房四寶式的風水格局。總結這些案例可以看出,除了包含著對方位的迷信之外,也包含著對重要視覺焦點在視線上要有所望及心理上有所像的規劃考慮。
浙江紹興蘭亭的蘭渚山下,是宋代蘭亭所在,後來建設的護亭的天章寺反客為主,日益龐大,遂導致蘭亭南移,寺僧以人工夯土營建新的錫杖山護亭以改善環境,清東陵營建過程中也留下了關於培土修整案山的記載。此兩例中的環境改造都是為了形成較好的圍合空間,以符合傳統的理想空間模式。
在方位上也存在著大量變通的實例。在雲貴高原及關外,西晒對生活的影響不大,而近水源、避寒風等要求更為重要,故朝向在傳統上也並沒有起決定性作用,即使在中原與江南,「唯王建國,辨方定位」,既說明了方位對重大項目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在非重大項目上的通融性,「負陰抱陽」模式允許調整朝向,故在山地及江河溺海環境中,建築群以至整個村莊和
城市的主導朝向允許作較大調整。圖7-8顯示因水道之故明清時的呈坎建築群都是以東向為主要朝向。寺院南側眾山環抱,北側為山谷。因而寺以北向為主要朝向,無梁殿一帶,局部還有適應地形的軸線轉折。在明清陵寢中,以朝案山及大帳的連線決定建築群的主軸線方向,而不強調朝南。
與這種對方位的理性的調整相伴隨,在風水學說尤其是建立在使用羅盤基礎上的理氣宗的影響下,也存在著不少因風水師對方位的卦向判斷及磁偏角判斷而作出的方位調整,風水觀念中對孤立的奇峰怪石的畏懼,對居住建築中兩戶人家入口相對的禁忌,對在受地形制約時仍渴望遙對山巒氣口等需求,也使得不少廟宇、住宅的入口以至群體的軸向有意扭轉。
與此相反,不畏懼奇峰怪石,或徑直將之視作地脈所在,將之組織進景觀與群體秩序並確定新的軸線方位的實例也存在,河北承德普樂寺以磬錘峰為院落軸線的抵景是最為優秀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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