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諫是門「技術活」——《資治通鑒》中的君臣之道
進諫是門「技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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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
《資治通鑒》的編撰，並非司馬光一時的頭腦發熱，而是知識的累積、深思熟慮的必然結果，其中還飽含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據史記載，趙匡胤、趙光義結束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統一中國之後，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統治，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又由於佃戶、莊客對地主階級人身依附關係的相對減弱，生產積極性有了較大的提高，伴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大量荒地的開墾，農業生產躍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司馬光
由此，帶來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商品交換活動的繁盛。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強烈呼喚著能與之適應的文化。
於是，理學、文學、學術、科學技術以及繪畫等諸多方面的大手筆、大製作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文史研究方面，也急需要編寫一部具有相當學術水平，包攬古今，通俗易懂且便於初學的通史著作。
此一編纂目的，更與宋英宗、宋神宗這些「日有萬機，何暇周覽」的特別讀者平時的閱讀需求不謀而合。於是《資治通鑒》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問世了。
《資治通鑒》所述歷史，上自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計1362年 ，如此長的時間跨度，歷史上只有《史記》與之媲美。
在史事的敘述中，無論一事、一年、一朝代或一皇帝的某個片斷，都可以當成一篇完美而生動的故事來看，特別是關於若干戰爭情況的介紹，不僅繼承了《左傳）、《史記》的優良傳統，甚至是青出於藍卻勝於藍。
其內容參考並選擇了大量真實可靠的材料，其目的就是要向統治者提供高度清晰且又準確的「鏡子」。
《資治通鑒》著重歷代的政治史，所以寫興盛，也寫敗衰；寫聖明皇帝，也寫昏君庸王；寫精明強幹的宰相和敢於諫諍的大臣，也寫奸佞賊臣和貪官污吏。
司馬光認為，敘述國家興衰、民眾禍福，要使讀者自擇善惡得失，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那就不需要使用令人費解的褒貶之辭，即所謂的「春秋筆法」。
因此，《資治通鑒》善惡必書，無有諱隱，尤其是對統治者及統治集團中的丑壞事及各種罪惡行徑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批判。
從某種意義上講，《資治通鑒》也是一部以歷史為鏡子的進諫書，它反映了司馬光「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的憂國憂民意識。
司馬光於《資治通鑒》之中著錄了諸多臣民直諫、君王納諫之事，還有不少評論直諫與納諫之道的言語，既反映了司馬光對於君臣關係的一種清晰的認識，以及反覆強調的坦誠為公之道和極力抨擊君臣之間相互欺詐、相互蒙哄的惡劣行徑。
同時，也表明了司馬光以納諫和用人為君道之本的鮮明見解。
賢明的君主不僅善於納諫，重要的是可以用諫，即將大臣合理的建議、規勸落實到施行仁政的治國方略之中。
對臣子的諫諍之言，能夠作為鑒戒，當成鏡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相反，於諫諍之言置若罔聞，或嚴辭拒絕，或故意我行我素，結果，則是身亡國敗。
歷史上該種類型的君王甚多，如果不將他們的行為進行系統的總結，就無法昭示後來的有國者。
孟嘗君納諫
書中記載，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錄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懷私念而進諫，孟嘗君不計較他的私念卻採用了他的諫言。
孟嘗君代表齊國前往楚國訪問，楚王送他一張象牙床。孟嘗君令登徒直先護送象牙床回國。登徒直卻不願意去，他對孟嘗君門下人公孫戌說：「象牙床價值千金，如果有一絲一毫的損傷，我就是賣了妻子兒女也賠不起啊！你要是能讓我躲過這趟差使，我有一把祖傳的寶劍，願意送給你。」公孫戌答應了。他見到孟嘗君說：「各個小國家之所以都延請您擔任國相，是因為您能扶助弱小貧窮，使滅亡的國家復存，使後嗣斷絕者延續，大家十分欽佩您的仁義，仰慕您的廉潔。現在您剛到楚國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禮，那些還沒去的國家又拿什麼來接待您呢！」孟嘗君聽罷回答說：「你說得有理。」於是決定謝絕楚國的象牙床厚禮。公孫戌告辭快步離開，還沒出小宮門，孟嘗君就把他叫了回來，問道：「你為什麼那麼趾高氣昂、神采飛揚呢？」公孫戌只得把賺了寶劍的事如實報告。孟嘗君於是令人在門上貼出布告，寫道：「無論何人，只要能宏揚我田文的名聲，勸止我田文的過失，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別人的饋贈，也沒關係，請趕快來提出意見。」
這正是司馬光肯定孟嘗君能夠用諫的原因。
所以於此事之下司馬光發表評論說：「只要屬下的諫言有道理，或者是善良的，就可以採納卻不必計較其中隱含著的私心雜念及其欺詐巧偽。而對於盡忠無私的諫言，更應該虛心聽取，認真採納，並且迅速付諸行動。」
對於漢光武帝拒諫之事，司馬光則表現了極大的惋惜，雖然他十分推崇東漢的這位開國之君，卻能實事求是，有褒亦有貶。
韓歆獻城劉秀
事情是這樣的：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光武帝往往很難容納接受。一次，韓歆在光武帝面前進諫，言辭剛切，這就引起了光武帝的極大不滿，於是撤銷了韓歆的官職，直至將其放歸田裡。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此而止息，光武帝依然耿耿於懷，又專門派出使者帶著詔書去鄉里譴責韓歆，韓歆一氣之下，和兒子韓嬰同時自殺。
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拒諫事件，司馬光於此大加鞭撻，指出：從皇帝、朝廷或國家的立場上來看待人臣的進諫之言的，切直之言能給人臣帶來多大利益？但只要人君採納了這切直之言，對國家會造成怎樣的好處！
正由於切直之言可為國家帶來福利，所以賢明的君主就應該日夜追求，甚至擔心聽不到或聽到的很少。
常言道，「苦口良藥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遺憾的是，韓歆這劑猛葯竟遭光武拒服，甚至以直諫而死。
這裡，司馬光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敢於直諫的大臣，還必須善於進諫，只有善於進諫，才能減少仁明之君的過錯，而使國家得到更多的益處，進諫者也就不會有罷官、殺頭之虞了。
「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它不僅對帝王、人臣有警醒作用，對人們的品德修養也頗有借鑒作用：能夠納諫，用諫的君王無疑是仁明之君。
《資治通鑒》之中，也記錄了不少諫諍的言論。其中揭示了人臣的臣節，反映了人臣的忠心，也能夠讓讀者看出何謂賢明之君、何謂愚昧之君。
同時，也向為人臣者提出了一個進諫的問題。司馬光認為，人臣進諫是「臣節」的表現，是為臣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但必須隨機應變，明哲保身，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這些諫諍的記錄中，既揭示了人臣的臣節，也反映人臣的忠心，同時，也向為人臣者提出了一個進諫的問題：
怎樣進諫才合適呢？
進諫，至少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梁臣賀琛的方式：言詞委婉，於百般恭維之後，才提出一些諫諍的事情。司馬光認為此法不可取，他說：諫諍既要看對象，也須講究方式和方法。
賀琛的進諫內容不僅揭露了當時剝削嚴重、風俗淫侈、官無廉恥、法尚苛刻諸種弊端，同時提出了反對浮華、倡行節儉、黜退奸佞、息事省費等意見。
賀琛的諫言一下子點到了梁武帝的痛處，這幾乎是對朝政的徹底否定。梁武帝早就按捺不住憤怒的心情，還沒等賀琛說完，就氣勢洶洶地一個質問接著一個質問，用尊位、權勢壓制住了賀琛。
賀琛進諫之前沒有認真分析武帝的情況，準備不太充分，匆忙上陣，很快就以失敗告退，從此之後，噤若寒蟬，朝廷一片沉寂。
第二種方式的傑出代表，就是唐太宗時期的魏徵。因為魏徵遇見了比較開明的君主，所以他能夠直言進諫，而勿須轉彎抹角繞圈子。
大多數正確的意見都能被唐太宗所採納，基本上形成了良性循環，這就進一步刺激了魏徵及諸多大臣的進諫，藉以表達對皇帝的忠心和對民族、國家的負責精神。
唐太宗和魏徵這種和諧的君臣關係比較少見，因而人臣的進諫，必須講究策略、手段。
講究手段策略的諫諍，首推劉邦的重臣張良。
司馬光不大相信「諸將謀反」之說。換句話講，司馬光覺得「謀反」之說是張良故意地在危言聳聽，因而斷言這是張良在因事納忠，為「善諫」的妙法。
在敘述歷史事實的過程中，司馬光感覺到劉邦登上帝位之後，有「數用愛憎行誅賞」之行為，於是就有了張良十分有策略的勸諫。由於注意了方式方法，張良的進諫也就順暢地被劉邦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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