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詩和遠方」
懷揣「詩和遠方」，跋山涉水、翻山越嶺，去探索自然，去追問生命的意義，是忙忙碌碌的現代年輕人非常憧憬的一種浪漫化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在全面考察過中國地理面貌的徐霞客之前，我國歷史就有這樣一些人，把「詩和遠方」的理想落實為行動，逐步創立了我國源流獨特的地理學科。
《禹貢》
《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是我國最古老、最有系統性地理觀念的著作。通說大概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即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這個時期，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交通、貿易也相應發展起來，新興地主階級和舊奴隸主階級展開激烈鬥爭，人民經受了長期戰爭痛苦，渴望和平、統一。
《禹貢》假借大禹治水的傳說為起點，共分《九州》《導山》《導水》和《五服》四個部分。作者在書中將他所了解的中國版圖，分九個區域即九州來描述。今天我們常把中國簡稱為九州，就來源於此。《禹貢》的整個敘述以「冀州（相當於現在河北省的北部）」為中心，然後往南，繞到揚子江流域，再繞回到黃河中游，按照這樣的順序依次描寫了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
《禹貢》全文只有1193個字，但因為作者的筆法高超，能夠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內很到位地描述了九州每一州主要的地理情況、特產和運輸、交通道路、向中央的貢品、土壤墒情等。例如：描述當時各地植被覆蓋情況情況時，先講兗州（今華北平原南部）是「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草茂樹稀）；再講徐州、泰山以南，淮河之間（今魯南、蘇北、皖北一帶）是「草木漸包」（草木逐漸繁盛），最後講揚州、淮河以南，長江三角洲是「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極其繁盛，樹木極其高大）。這麼一對比，由北向南植被覆蓋情況的特徵立馬就躍然紙上了。
在講了九州、導山、導水之後，《禹貢》最後一部分講「五服」。「五服」是從中央所在地區向外擴展，每五百里算一「服」，一直推到邊疆地區。著名學者侯仁之先生考證後認為，這個理想化、以中央為中心的大一統的實體，在《禹貢》成書時並不存在，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期待紛爭的亂世能夠早日結束，統一的中央集權早日實現，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恰恰體現了樸素的愛國憫人之心。
《漢書·地理志》
秦統一六國之後，《禹貢》作者所期待的大一統政治實體建立並鞏固發展。東漢初年，班固開始著手編纂《漢書》，其中就有了專門的「地理志」。專用來指稱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的「地理」一詞，《漢書》是第一次用。在《漢書》之前，《史記》的《貨殖列傳》也描寫了祖國各地的風貌，不過是以經濟地理為主，其基礎是司馬遷本人到各地去旅行，實地考察後寫下的見聞錄。這種散文式的寫作方式不容易被其他正史史官所沿用。
《漢書·地理志》則一種創新的姿態，開闢了以疆域和行政區劃為框架來描寫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先河。這種寫法也成了後來正史的遵循，我國地理學逐漸形成了一門外國所沒有的獨特子學科——沿革地理，即描述幾千年來我國疆域和行政區劃變化情況。
在當時的漢朝，一級行政區劃是郡和國，郡相當於省，國是分封王的領地。二級行政區劃是縣、道、邑、侯國。西漢末年共103個郡國，1587個縣道邑侯國。班固在寫《地理志》時，耗費了大量心血，不僅詳細描述政區，而且包括它的沿革，甚至包括它的人口——全國103個郡、國登記的總戶數為12233062戶，人口是59594978人，平均每戶多少人等。這一數據不僅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口普查數據，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備的全國性人口數據。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全民戶口登記制度，不但有專門的《戶律》，縣與郡還專設「戶曹」一職，負責戶籍和戶口登記，因此這一數據應該是非常精準可信的。
《漢書》包括紀12篇，表8篇，志10篇，傳70篇，共100篇，共80萬字，對祖國如果沒有一種真摯的感情，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對後代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僅以地理志為例，此書之後，中國人的意識之中，多民族、完整、疆域明確的統一政治實體的概念清晰起來。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一個大國的文明和我們一樣延續不斷、代代傳承。應該說，人們的腦海始終有一個完整的、統一的祖國的「觀念」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漢書·地理志》功不可沒，班固的愛國心照亮了民族的未來。
《水經注》
《水經注》成書於南北朝時期，由生活在少數民族政權北魏境內的一位漢族學者——酈道元所著。《水經注》文筆絢爛多彩，被認為是古代散文傑出代表，但它首先是地理書。酈道元認為，《禹貢》很好，但畢竟太過簡單；《漢書·地理志》很好，但關於人的生活講得略少。三國時期有人寫了一本《水經》，裡面完全講湖泊、河流、水道，幾乎包括了全國的河流。酈道元名為替《水經》作注，但實際上是寫了一本全新的作品——其行文20倍於原書。
酈道元以水道為綱，對河流行經地域的地理現狀、歷史事迹都進行了精彩細膩的描述。他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就是今天的歷史地理學——賦予地理現象以時間的深度，變成了立體、發展的概念。特別難得的是，書中所寫的地方酈道元很多親自去過，比如薊城（今天的北京）。根據《水經注》，北京西站所在的蓮花池，當年真的有湖，不過名字叫「西湖」；今天的什剎海、北海、中海當年都是白石橋底下的高粱河的下游……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南方不能去，但酈道元依然堅持對全國的面貌加以描述，並沒有選擇只寫北方的「偷懶」做法。「歌以詠志」，這其實是與《禹貢》《漢書·地理志》一脈相承的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
在根本沒有戶外裝備的古代，「詩和遠方」不但不浪漫，還非常艱苦。根據史料，明代的徐霞客每天徒步六七十里甚至上百里，「兩度遇盜，三度絕糧」，最苦的時候只能脫下衣服賣錢換飯吃。那些比他們早幾百上千年的地理學者遊歷、寫作生活會更難。總之，離開了對這個國家深沉的愛，「詩和遠方」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冷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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