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作家竟都是披頭士的「死忠粉」！
美國《滾石》雜誌曾打趣地說，小布希在伊拉克折騰了好幾年，也沒理出個頭緒，而半個世紀前，四名利物浦人僅憑几首歌就輕而易舉地征服了美國。這四名利物浦人就是史上最偉大的搖滾樂隊——披頭士的四名成員。
最近，這四名「rocker」在北京也掀起了熱潮。3月24日，「明日披頭士」世界巡迴展在今日美術館揭幕。展品包含了1963-1972年間，由英國鏡報記者所拍攝的披頭士台前幕後的經典瞬間，包括1966年在日本武道館的演出。
正是這場演出，令不少日本作家開始中了披頭士的「毒」，他們無數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埋下致敬彩蛋。在挪威，一部以披頭士為靈感的作品獲得了最高文學獎；在中國，更有一位你意想不到的作家也是披頭士的「死忠粉」。今天，島主就帶你一睹這些作家內心深藏的搖滾情懷。
在日本投下一枚「重磅炸彈」
日本著名服裝設計師山本耀司曾在自傳中說，他的時尚理念，是對整個時尚圈投下了一枚炸彈。而當年空降日本的披頭士，則可以稱得上是對整個日本社會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山本耀司
1964年，東京舉辦奧運會，家家戶戶換了彩色電視機。外面的世界，正衝擊著這個東亞島國。第二年日美關係陷入僵局，「反安保運動」爆發，大學生們開始罷課。1966年，連續三天的狂歡夜，將一切點燃。當年6月，剛剛在美國吹響「英倫入侵」號角的披頭士在武道館舉辦了三場演唱會，容量1.4萬人的武道館被擠成了沙丁魚罐頭。年輕人的叛逆情緒，一夜之間找到了宣洩口。
這一年，東野圭吾8歲，村上龍14歲，村上春樹17歲。震耳欲聾的吉他聲與打擊樂，在他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966年披頭士在武道館舉辦三場演唱會的演出信息
後來，東野圭吾一次次在自己的偵探小說中提到披頭士。《聖女的救濟》里被害人最喜歡的音樂是披頭士的；《信》里主人公曾經參加過樂隊的表演，唱的正是披頭士的《Imagine》。而最為我們熟知的，恐怕還是《解憂雜貨店》中那個中二少年浩介的故事。
東野圭吾用大段的篇幅描寫了浩介觀看紀錄電影《Let it be》的心理感受。少年從披頭士的音樂中，獲得生活的動力；也從披頭士的解散中，得到離家的勇氣。
東野圭吾
從某種意義上說，浩介就是那個深愛著披頭士的東野圭吾，看到自己鍾愛的樂隊解散的一瞬間，彷彿心中的堅守也隨之崩塌。東野圭吾借筆下人物浩介之口，為披頭士的解散找到了借口：
「人與人之間情斷義絕，並不需要什麼具體的理由。就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是心已經離開的結果，事後才編造出的借口而已。」
兩個「村上」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反覆致敬披頭士。村上龍在半自傳小說《69》中，讓少年們聽著披頭士，學著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們，搞了場校園封鎖運動。
村上龍
村上春樹則在單曲循環披頭士的《Sgt.Pepper』s Lonly Hearts Club Band》（《佩珀軍士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120遍後，寫完了《挪威的森林》。題目用的是披頭士的歌名，故事的背景正是60年代。據說這首歌和約翰·列儂本人與幾個女人的愛情故事有關。巧合的是，這本被小資青年奉為經典的小說，講的正是男孩渡邊與女孩直子、綠子之間的感情糾葛。
村上春樹
而熟悉村上春樹的島民恐怕也都清楚，這位文藝大叔的終極理想，就是跑跑步，經營經營爵士樂酒吧，每天放著披頭士、鮑勃·迪倫的音樂，安詳度過一生。
既是詩人，也是「搖滾老炮兒」
如果這些日本作家都在你的意料之中，那島主就要放大招了。下面要說的這位作家不僅是披頭士的狂熱粉絲，據說也第一個將「rock」翻譯成「搖滾」的人。他就是詩人余光中！沒錯，就是那個寫下「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的余光中。
余光中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余光中赴美留學時，就開始鍾情於搖滾樂。他在1972年發表的散文集《焚鶴人》中就有一篇題為《搖滾樂與現代詩》的文章。
在文中，他回憶1969年在美國丹佛時，最能消愁解憂的不是文學，而是搖滾。而他最喜歡的搖滾歌手正是披頭士。那首著名的《鄉愁》，正是他受披頭士搖滾樂啟發後的即興之作。
年輕時的余光中
余光中不僅寄情於搖滾，還對搖滾術語「門兒清」。就像我們今天對「pogo」「跳水」如數家珍一樣，余光中曾說，搖滾樂有它的幫規和行話，比如講過癮，搖滾樂中就叫groovy。Groovy的原意是唱片的紋路，沉醉於溝紋之中，就叫過癮。
而作為一名詩人兼翻譯家，余光中自然也沒有放過翻譯披頭士歌曲的機會。《When I"m sixty four》（《當我到六十四歲》）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余光中的翻譯下，這首小曲憑添了淡愁與輕悵。
那時連你也老了，
只要你肯開金口，我就願跟你廝守。
我可以幫助，修保險絲，當你的燈不亮時。
你可以在爐邊織毛衣，星期天早上兜風去。
整整花園，除除雜草，要你做更多我也不會。
你還會需要我嗎，還會餵飽我，
當我到六十四歲？
怎麼樣？有沒有品出一絲《鄉愁》的味道？
「披頭士，讓我不再孤單」
相比余光中和日本作家含蓄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對披頭士的熱愛，挪威作家索比·克里斯滕森就直白多了。1984年，時年25歲的他寫下了一部名為《披頭士》的小說，一舉拿下了挪威最高文學獎卡佩倫文學獎。
在這本書中，他虛構了四個奧斯陸男孩，他們熱愛搖滾，崇拜披頭士，並分別以樂隊成員的名字為自己取了綽號。
索比·克里斯滕森
當然，這些小把戲就算是披頭士的初級粉絲也會玩。而作為一名死忠粉，索比巧妙地選擇了披頭士的21首歌曲或專輯名字，作為小說的章節標題，並埋下了不少隱喻與互文。比如，第二章用的歌名是「She』s a woman」，對應的是主人公第一次看女性裸體；而第六章「Yellow Submarine」（黃色潛水艇），對應的是湖邊捕魚；再有第十章「Hello Goodbye」，講的是告別少年時代的宣言。
黃色潛水艇
索比曾對上海樂評人孫孟晉說：「當我在聽披頭士音樂的時候，我有了非常新穎的發現，我的所有的困惑、我的害羞、我的希望，和他們的音樂產生了共鳴，我發現自己不再那麼孤單了，原來我可以在這群人身上找到共鳴。」
這是每一個喜歡披頭士的作家，乃至世界上每一位搖滾青年的心聲。在無數個孤單、悵惘的日子裡，搖滾給予了人們心靈上的慰藉，也給了作家們創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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