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故事郡城義倉

最新 03-31

"郡城義倉"史譚

中山路從官誥巷口至北馬路，這一段叫做縣倉巷，因巷中段有二座穀倉而得名。穀倉一曰豐裕倉（光緒《海陽縣誌·建置略二》：「常平倉：一在開元寺西，一在縣署內東偏，一在城內大街，雍正六年建。……縣署內東偏，今改建署後，為豐裕倉。」）；

一曰義倉（又稱新義倉），門額有「郡城義倉」四字。清代設穀倉，其意為積穀防饑，調劑餘缺，以豐補歉，藉蘇民困。穀倉有官建，亦有民建。

速寫|郡城義倉舊址

從原始社會人類從事農業生產，糧食產出有了剩餘開始，人們就必須面對如何儲存糧食。這個性命攸關的問題，各種各樣的糧倉由此應運而生。

圖片|「郡城義倉」改造前內景

中國糧食儲備的歷史非常悠久，現今發現最早的糧倉，是在河北邯鄲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而通過在古代墓葬中發現的大量糧倉造型的陪葬品，如近幾十年來在河南焦作出土的漢代陶倉樓，是仿照漢代糧倉實物製成的隨葬品，為兩漢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也可以看出人們對於糧倉的重視。如果新石器時代的糧倉，還帶有「自發」的性質，到了夏朝，倉儲制度在中國已經正式成為一項重要的國家財政制度。自周代開始，倉儲制度日趨成熟、倉儲規模不斷擴大，不僅重視中央倉儲建設，也注重在地方興倉儲糧。西漢王朝在營建新都長安時，第一批建設的工程不是豪華宮殿，而是名為太倉的糧倉。此外，西漢的郡、縣兩級還有常設之倉，邊防部隊也建糧倉。到漢宣帝時，中國則正式建立了「常平倉」。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糧倉的基本功能是為日常消費儲存糧食和在豐年積蓄餘糧以備災荒，常平倉的意義卻還不止於此，當時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在奏摺中寫道：「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漢書·食貨志上》）

每當糧食短缺，市場上糧價飛漲時，政府就將常平倉的糧食投之於市，不致「谷貴傷民」；而當穀物豐收，糧價下跌時，政府又通過平價收糧，不致「穀賤傷農」，起到了平抑糧價、調控市場的作用。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頒布的「青苗法」，又改進了常平倉，即在糧食收穫前，由政府借錢給農民，收穫後交稅時，農民可以以穀物抵值還款。如果還款時市場穀物價格上漲，農民可以歸還現金，以保護農民免遭高利貸盤剝、穩定糧食生產、減少市場價格波動，從而保護城市消費者，也成為當今世界農業貸款的源頭，包括美國，其農業貸款的理念和做法，正是來自於王安石的「青苗法」。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與常平倉明顯的「國有」身份不同，中國古代的另一類重要糧倉——義倉，本著藏糧於民、建立民間儲備的理念而興建。義倉的本意是「民辦」糧倉：倉庫設於鄉間，倉糧由鄉民自願捐獻，富者多出貧者少出；糧倉由鄉民中威望高、聲譽好者管理，管理人員定期輪換，有利於倉儲透明；遇到災荒時，義倉可以就近賑濟，及時便捷。考勸捐及義倉之始，始於東漢黃香為魏郡守，時被水年飢，豐富之家各出義谷，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漢書·文苑列傳》）但這項制度明顯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在現實執行中總是困難重重，所以歷朝歷代總是時立時廢，時興時衰。縱觀中國歷史，義倉的運營情況，以清代為最佳。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從制度上說，清代儲糧備荒有常平倉，社倉和義倉等三種形式。一般規定是常平倉為本州縣備賑，義倉、社倉為本村鎮備賑。但實際上19世紀中葉以前，廣東大多數州縣僅有常平倉和社倉之設。乾隆至道光年間，方開始有義倉零星出現，但不佔主要地位。咸豐四年（1854）開始的大範圍社會動亂對倉儲制度的轉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由於遍及全省各地的紅巾軍動亂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衝擊，原先就已缺額嚴重的常平倉和社倉積穀終於耗散殆盡。

常平倉由地方官創設和經營，其積穀和正項錢糧一樣列入州縣官員離任交代事項。社倉亦由州縣政府倡辦和監督，雖由鄉紳管理，但最終的所有權仍在官府手中。

不管其在災荒救濟中的實際效用如何，清代前中期，這兩種倉儲形式一直作為「為民父母」的州縣官員關心民瘼、重視民食的象徵，備受朝野關注。但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軍興頻仍，財政緊張，從朝廷到各地州縣政府都無能力重建被毀的常平倉和社倉。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清末最後60餘年間，廣東各地義倉有了空前的發展，大多數州縣都有了義倉之設，而且倉儲的規模亦比乾嘉道年間零星出現的義倉更大一些。這時期義倉創辦的經費來源是多方面的，以潮州城內義倉為例來說，據光緒《海陽縣誌·建置略二》記載：

圖片|「郡城義倉」改造前內景

義倉，在城開元寺東偏。咸豐七年（1857），巡道趙畇、知府伊霖、運同顧炳章、知縣汪政諭紳士邱步瓊等勸捐，得義谷一萬八千二百八十八石。

新義倉，在城縣署後，豐裕倉西偏，門額有「郡城義倉」匾。

光緒七年（1881），巡道剛毅諭保安局紳勸捐得義谷一萬零四百二十餘石，並會商潮鎮方耀，詳請將豐裕倉西偏地改建，計三十二廒（收藏糧食的倉房），以廣儲積。

十一年，局紳庄道康等稟奉知縣溫樹棻，年撥當（指當押鋪店）商繳縣請粟銀一半（郡餉當向章（潮郡當押鋪店交納餉當的章程。舊時，當押鋪店的開業和歇業，需經向官府進行申報核准，並按年交納餉銀，稱之為「餉當」、「餉押」。），每閑年繳縣銀六十元，名曰「請粟」。），交紳董買谷上倉，申詳在案。

十四年，升鎮（潮州總兵）方耀諭局紳戴淸源於澄（海）屬官荒沙坦，圍築義隆、義豐兩處沙田，共一千四百二十畝（計義隆一千一百畝，義豐三百二十畝），年納租銀二千二百七十餘兩，為義倉公業（義隆圍外沙坦現已堅實，經紳董周熙殷、郭象賢稟奉道憲給照，由義倉撥款幫佃圍築，又得實耕田三百九十餘畝。）。

十八年，巡道曾紀渠撥澄屬石釘沙田租，年一千兩。籌防局牌捐銀（只准請獎封典、虛銜二項，以符定章，其不敷議敘者，仍照向章，按其捐數之多寡分別給以功牌，每戶捐銀三十二兩給予六品功牌，捐銀二十四兩給予八品功牌，捐銀十六兩給予九品功牌。此下概不給獎。）年一千兩（此項嗣因局費不敷停撥）。曁義倉所有款目歸新設董理經管，飭局紳楊淞另擬章程（章程共十三則，不錄。），稟道府縣存案。

自十八年至二十六年，陸續買谷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合舊存共得谷二萬三千三百八十餘石。附義倉沙田案略：義豐及義隆新圍外向俱有接生子坦，光緒二十五年，巡道沈守廉出示招墾，該坦盡失。保安局紳曁義倉董事乃籌款一千四百餘兩，稟請贖回，並領籓照。現計義豐圍外共得水坦五百畝，義隆新圍外共得水坦六百畝。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這二所義倉特別註明是「民建」的。在這個時期廣東各府縣的義倉也大都這種情況。可以看出，鄉紳在清末廣東義倉建立的過程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18世紀60年代以後，廣東各地時鄉紳利用紅巾軍動亂和英法聯軍打擊地方政府，中央朝廷又被一系列的內憂外患事件大大削弱的時機，迅速發展了自己的勢力。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當時全省大多數州縣都有保安團練局之設，團練局又利用設在各墟鎮上的「公約」徵收厘金，招募團練，重建地方教育。絕大多數義倉都有自己的章程或條約。士紳們按照當時當地的實際決定義倉的經營和管理方式，義倉成屬士紳控制的一種社會組織。士紳在義倉管理中的地位，反映了當時公共福利和社合救濟這些在基層社會控制有重要象徵意義的責任，已從官府轉移到士紳身上。

圖片|現「郡城義倉」內景

對於地方官員來說，既然常平倉已經瓦解並重建無望，他們自然也會通過重視義倉來表達其在社會福利方面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因為這種責任心和道德感實際上是一種十分實用的保持地方穩定的手段。曾任福建巡撫的大鄉紳丁日昌就談到光緒初年兩廣總督張樹聲以下大小官員對義倉的關註：「時制府張公樹聲勤求民瘼，觀察剛公毅、鎮軍方公耀又孜孜以設義倉為要務，先後致書商致積穀之義。故此倉得以有成」。（《揭陽縣公倉序》）還有少數州縣的義倉是由於官府出面提倡面建立起來的。不過，這些官倡紳辦的義倉實際上還是要由鄉紳、商人負擔絕大部分費用。實際上，當時地方官府各項與公共福利有關的措施，離開鄉紳的支持就一事無成。（詳見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從上引光緒《海陽縣誌》中屢屢出現士紳名字就可見一斑。而這些義倉均能在關鍵時刻顯示出其作用。

1923年，潮梅綏靖處處長、粵軍第二師師長洪兆麟辟潮城馬路時，拍賣官產，常平倉——豐裕倉被拍賣成民宅，其範圍大概在涸池巷至市總工會這一片（今尚有倉後巷，全長88米）。義倉因屬民建，仍繼續發揮其作用，民國初年，從巫贊殷當選為海陽縣民政長的時候起，政府就協同潮州商會委託米商購買干谷入倉儲備，設置機構和專人保管義倉。若逢荒年就由縣公署與商會及地方士紳議決，開倉開糶救濟貧民。平糶的米價，按市價收50%售給百姓，按戶發單，憑單購買。對售出米款寄存錢莊，於是年晚造或翌年豐收時，再購回原數入倉儲備。在一出一入間，如款項不足，就由商會先籌款應付，然後向殷戶、華僑募捐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