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做人，再做學問

文 | 麥子

1820年，牛頓被一顆從樹上掉下的蘋果砸中，產生髮現「萬有引力」定律的靈感，奠定了近代物理學的基礎。因此，他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

雖有如此多的成就，牛頓卻從不認為這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牛頓自幼痴迷讀書，熟知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諸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與思想，若不是如此，一顆蘋果難以讓他頓悟。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通過一個個人物故事，看到他們與時代、與命運搏擊的歷程，通過他們思想的格局，得到如何過好這一生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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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書香名門，自學而成一代宗師。

其茹古涵今之學，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無一不精。

其貫通中西之學，則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無一不曉。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

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心目中的大師，法國漢學家說他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一代通儒。

在香港，有很多人習慣將饒宗頤先生和他的另一位潮州老鄉李嘉誠放在一起相提並論。要說掙錢，沒有幾個人能比得過李嘉誠，可要說讀書，沒有幾個人能讀得過饒宗頤。

今天，在介紹饒宗頤先生的各類文章中，大多以這樣的話作為開頭：

「從古到今兼擅詩、書、畫者，為數眾多。然而能夠在文學、史學、哲學、宗教、詩詞、書畫等方面都開創一時風氣者，屈指可數。於今時今日，當首推饒宗頤教授。饒宗頤治學領域甚廣，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他都有所涉獵。除中國本土之外，他還兼治印度文字、西亞史詩、東南亞史等各國文化。他學藝雙攜，精通古琴，善於詩賦，書畫作品更是自成一家。諸多成就讓他成為香港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瑰寶」。

饒宗頤對這些評價有著自己的看法：「我不敢說自己的價值有多大，但有些人提到香港時，認為這裡是喧囂鬧市，是文化沙漠，這是在挖苦香港啊。這麼燦爛的香港，文化意義也是很廣大的」。

饒宗頤對香港有著深厚的感情。這裡在半個多世紀前曾經庇佑他，使他得以遠離戰亂和時代的變局，獲得了相對自由的治學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是香港成就了現在的饒宗頤。

饒宗頤與香港結緣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當時20歲出頭的他，已經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而由於日軍的侵犯，在淪陷區的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饒宗頤本打算繞道香港進入雲南，不曾想途中大病一場，不得已滯留在香港。

而饒宗頤後來說那場大病是自己一生中唯一一場大病，冥冥之中，他與香港結下緣分，命運自此發生轉折。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空前繁榮。大批內地文化和民主人士在香港開展各類文化活動。在這裡，饒宗頤結識了後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雲五和葉恭綽，從而一頭扎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

其中的葉恭綽曾任民國交通部長，建國後擔任中國畫院院長和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酷愛收藏古籍和文物。當時他找到饒宗頤作助理，並讓饒宗頤幫他編寫《全清詞鈔》，這對饒宗頤後來的學術道路起了很大的助益。

在香港的生活很艱苦，「但我有兄弟幫忙，住在人家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小房間，但是那裡面天地很大，我個人做什麼研究都空間很大」。

香港大嶼山上，饒宗頤所寫的《心經》

如果你現在來到香港大嶼山，會發現那裡有38株巨木，上面鐫刻著巨大的《心經》全文，這是饒宗頤2002年所作。《心經》的意蘊之一便是「心無掛礙」，多年之後，饒宗頤回想起初到香港的那段日子，認為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體悟到什麼是「心無掛礙」。

其實說起來，饒宗頤從小就有不同於一般少年的性格。他不怕孤獨，有自己的天地，16歲那年就因為考據文章而震驚學界。這一切都與他深厚的家學淵源密切相關。

1917年8月9日，饒宗頤出生在廣東省潮安縣城的一個大富之家，母親在他兩歲時因病去世。饒宗頤的祖父是辦錢莊的，到他父親這一輩不善經營，因為他的父親饒鍔是當地赫赫有名的大學者，太過好文，把祖上積累的很多家財都變成了收藏。

饒宗頤的父親建了潮州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天嘯樓。這不僅是潮州，在當時的粵東地區都是最大的藏書樓。受父親影響，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於胸。

家學淵源和富裕的家庭條件，使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我的父親寫過一本書叫《佛國記疏證》，因為我父親也通佛學，那時候我幫他抄很多東西，我的方法很多也從我父親那來的。我現在還能背《佛國記》前面那幾句話，開頭就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

饒宗頤說：「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就要讓小孩心裡天地寬廣，營造自己的世界，同時要注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

但在那個年代，雖然早早接觸經史子集，但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並不適合自己，他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現在，我們很難想像，這位後來學富五車的一代通儒，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少年。

我這個人很孤獨，因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天地，一早就是這樣子，我不感覺孤獨很奇怪，我認為沒有孤獨不能做學問。雖然當時社會上有學校，但我認為那是一個普通的學校，覺得他們很膚淺的。

許多年後，饒宗頤認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因為他說上大學能夠學到的，可能是一個或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他打開的那個天空，是一個「無科不修」的世界。

循著這種中國傳統做學問的方法，饒宗頤的知識體系是文史哲相通的，在這種「立體做學問，環形做學問」的基礎上，他只需要在後面把當時培養的這種格局再擴大或者再挖深。

饒宗頤的父親饒鍔曾經想著一部《潮州藝文志》，但壯志未酬，便撒手西歸。饒宗頤繼承父志，18歲時便完成此著作，使當時不少潮州學人深為佩服。但饒宗頤沒有繼承家族經營財富的頭腦，曾經的潮州首富在他這一代家道中落，天嘯樓的藏書也在戰亂中流散殆盡。

因為《潮州藝文志》的成功，只有20歲出頭的饒宗頤得以破格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戰禍一起，他來到了這一生與之結緣的香港。

如果說，完成《潮州藝文志》時的饒宗頤只是個有志於鄉邦文獻的才子。那麼，隨後遇見王雲五和葉恭綽，才使他的視野真正打開，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幾年後，饒宗頤的成名作《楚辭地理考》著成，這部著作提出了許多與楚辭學大師錢穆不同的學術意見，形成了楚辭學領域學術爭論的新氣象。

當時51歲的錢穆先生已是學界名家，而饒宗頤那一年只有29歲。

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開始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這一時期，饒宗頤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與當時很多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饒宗頤，不僅沒有受到戰亂等政治因素的影響，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日本講授甲骨文，並在京都大學擔任研究員，在那裡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在京都大學，饒宗頤仔細檢視這些來自中國的甲骨文龜片，這是一個巨大而艱苦的工程，後來他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並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於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出版，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由此，饒宗頤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並稱為「甲骨五堂」。

雖然彼時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對「甲骨文」重視不夠，但這並沒有影響饒宗頤，生性淡泊、享受孤獨的性格讓他習慣做自己的研究。饒宗頤後來又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就寄住在城市近郊的寺廟裡，那裡有他的天地。

中國學界曾有「北錢南饒」的說法，「錢」指錢鍾書，「饒」即饒宗頤，二者學貫中西。但在三四十年前，當饒宗頤頻繁參加國際間學術交流的時候，錢鍾書卻在幹校從事勞動。文革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正在滿世界留下自己的腳印。

在獲得「儒蓮獎」之後，饒宗頤並沒有停下自己學術探索的腳步，「新問題都是我的樂趣，求知慾徹底征服了我」。饒宗頤接下來學習梵文，到印度鑽研佛經，從而具備了精深的佛學修養。

而說起饒宗頤學習梵文，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當時他在香港大學教書。有一天，一個北大的學生去找他，請教他中文問題。饒宗頤便提出和他交換，跟著他學習梵文，這位北大學生就是印度駐港領事館的一等秘書白春暉，後來他在尼赫魯訪華時擔任印方翻譯，是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與此同時，饒宗頤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看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後於外國，他暗下決心，要為國人爭一口氣。

1978年前後，饒宗頤獨立出版了《敦煌白畫》一書，之前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這本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

饒宗頤先生與季羨林先生

身處香港的饒宗頤，綜合了極高的稟賦、極度的刻苦和令人羨慕的自由，最終創造了震動學界的傳奇。

60歲以後，饒宗頤開始學習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問題的，我這個人不怕難的，我專門學那最難的東西」。

如果說學術只是饒宗頤一生成就雙臂中的一半，另一半便是他的藝術成就。這也是當後人把饒宗頤與王國維及陳寅恪相比時，很多人覺得並不公平的原因。

因為雖然三人在學術上成就斐然，但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隨著時間的洗鍊，饒宗頤的藝術成就顯得愈發精深。

2003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這裡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磨鍊，技法、性情、人生觀早已圓融呈現於他的作品中，已臻化境。

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漫畫家、美術史家黃苗子先生和饒先生有著很深的友情。雖然年長饒先生幾歲，但是「我只是會吃飯，別的不懂。他老人家呀，那學問可以說沒有止境」，黃苗子在一次會面中這樣說。

香港饒宗頤學術館前」慈悲喜舍「四個字

在香港的饒宗頤學術館門前，矗立四個大字：慈悲喜舍。這裡蘊含著學術之外，饒宗頤對於人間的關照和悲憫。

「英國的湯恩比博士曾說，拯救21世紀人類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我是同意他的這句話的。」饒宗頤說：「作為一個英國人，湯恩比這樣講話，是比較公平、公正的。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特別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夠主動吸納不同文明的優秀成果。」

在一次談話中，饒宗頤透露出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悲觀：「人類自己製造各種仇恨，製造恐怖，追求各種東西，變成物質的俘虜，掠奪地球資源不夠，還要到火星去，最終是自己毀滅自己…大自然正在懲罰人類破壞所造成的惡果。」

如果說季羨林曾倡導「天人合一」，那饒宗頤則更進一步，提出「天人互益」的概念，講求「一切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是損人的原則出發和歸宿。」這樣做，或許可以達到像蘇軾所說的「天人爭挽留」的境界，「這個努力的方向，才是人間正道」。

饒宗頤有兩句話流傳很廣：「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在他看來：「不磨就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指的是立功、立德、立名」；而「中流自在心」說的便是佛教裡面的「我有自在」，「用現在的話講，可以說是獨立的精神。先做人，先立德、立品，再做學問，再做藝術，因為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苦修，要耐苦，不怕苦，這樣子才能修得靜」。

饒宗頤曾經自己發明了一套「饒功」，這是一種瑜伽。「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里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可能正是因為對老莊和佛學的參悟，讓饒宗頤對生死有超拔的理解。在那個真正超脫的境界，或許就像陶淵明說的「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一樣，這是一種對死亡最積極、最永恆的理解。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饒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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