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千古之幸論李悝：一次成功變法的「四大要素」——《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44）千古之幸論李悝：一次成功變法的「四大要素」——《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公元前422年，在被稱為「四戰之地」的魏國，一代雄主魏文侯任命李悝為相，開始了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全方位變法。

作為「三家分晉」的重要歷史結果，立國初期的魏國並不幸運。

魏國的國土位於中原腹地，既無險可守，又四面強敵：其東面是傳統的強齊，西面是虎狼之秦，南面是蠻荊大楚，北面是好戰之趙，一個典型的「四戰之地」。

地理上的劣勢讓深具憂患意識的新任魏國領導人魏文侯決心實施改革。

負責組織改革的新晉國相李俚，是魏文侯通過長期的觀察後破格使用的。

李悝是孔丘門徒子夏弟子曾申的學生，在魏文侯延引子夏到西河授徒，開創「西河學派」時到魏國為官的。他起初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隨後在執政治軍實踐中，開始由儒家轉為法家。李悝任相之前的官職是魏國「上地守」。當時的「守」，既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最高軍事統帥。上地地處黃河以西，為魏秦兩國交界地區，是魏國的邊防重地。

史載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至二十四年（前423年），魏秦兩國曾在上地一帶進行過多次激烈交鋒。作為上地守的李悝在此間因為善於指揮作戰而聞名。據說為使上地軍民提高射箭技術，李俚曾下令以射箭「成績」來決斷訴訟案的曲直，「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後，當地軍民爭相練習射技，日夜不停。

這一在今天看來屬於落後的「先軍體制」，在當時特殊歷史時期和特殊的地理環境下，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據說，經李俚打造的魏軍與秦國人作戰，正是由於射技精良而大敗秦軍。大概正是因為李俚在上地郡的政績不錯，魏文侯發現並破格任用他為相，同時支持他進行大刀闊斧實施改革。

受命於憂患之間的李悝實施變法的內容很豐富：

一是提出「盡地力之教」。其目的在於使人民儘可能開墾荒地和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調動人民種田的積極性。李悝把國家掌握的一部分荒地分給農民耕種，使一些沒有土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轉為自耕農，而國家也得到什一之稅。《史記》指出李悝的目的是「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之至」。就是說，穀物的耕植須採取多種經營方式，有的作物如受自然災害，還有其他作物可以收穫；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穫時要如防備寇盜那樣快，以免作物遭受損失。

二是實行「平糴法」。李悝是中國重農思想的肇始人。他的「平糴法」借鑒由管仲和子產的有益經驗，由國家控制糧食的購銷和價格，規定每家農民收入的糧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稅及自己食用、消費外，多餘的糧食由國家收購。這個方法一舉解決了豐年多糧、災年少糧的矛盾，達到「取有餘以補不足」，「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的目的，開歷代中央王朝均輸、常平倉制度之先河。這一先進方法很快使魏國糧庫充盈，民富國強。

三是破除舊制，論功行賞。李悝改革之刀還砍向了奴隸主貴族賴以依存的爵祿世襲制。爵祿世襲制或稱「世卿世祿」制。根植於春秋「禮治」時代的爵祿世襲制發展到戰國時期，已經日益顯現出它的嚴重弊端，貴族子孫們整日聲色犬馬、紙醉金迷，他們居官不謀官事，為國不念國政，還妨礙阻擋有志之士建功立業的途徑。李俚把這些享受世卿世祿的貴族子弟稱之為「淫民」。而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奪「淫民」們的俸祿和官位，以此招徠四方之士。從此，魏國貴族們的特權被取消了，國家建立起了一套依靠戰功和才能選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從而使得一大批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乃至有作為的平民，得以進入權力中心，而一些如吳起、樂羊、段干木一樣的「外國優秀人才」，也因此紛至沓來，加入到為魏國服務的人才大軍。

四是實行法治，建立完備的魏國法律。李悝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會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來保證改革措施的推行。李悝集前朝和各國法律之大成，編成《法經》，其中包括正律、雜律、減律三部分，共有六篇，即《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成為一部系統的法典，其中強調「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立法之本，規定了侵犯私有財產的犯罪行為和懲治辦法。《法經》所確定的「法治」原則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其目的是要取代奴隸制時代「刑不上大夫」的「禮治」祻不蔽。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種以「法治」驅逐「禮治」的做法雖然還有很大的「不徹底性」：譬如，宰相貪污受賄，處死的卻是他的身邊人；譬如規定「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也要殺頭——意味著《法經》在破壞舊的等級秩序的同時，又在建立新的等級秩序；但無論如果，李俚的《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大法，意義非同凡響。據說李俚的得意門生商鞅受到秦孝公求賢令召喚，從魏國奔秦而時，身上就攜了一部《法經》。

五是改革軍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對軍隊的士兵進行考核，獎勵其中的優秀者，並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戰特點，重新進行隊形調整，合理安排軍隊編製，充分發揮軍隊的作戰潛能。以致在當時的戰國軍事界，有「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說法。經李俚改革打造的魏武卒，在李俚推薦的著名軍事家吳起指揮下，成為魏國強國的銳器。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軍西渡黃河在少梁（今陝西韓城西南）築城，建造進攻秦國的軍事據點。四年後，吳起率魏軍在西河戰場戰勝秦軍，衝破秦軍西河防線，直撲秦國進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鄭（陝西華縣），秦國舉國震驚；隨後，吳起指揮魏軍陸續佔領了王城（今陝西大荔）、合陽（今陝西合陽東南）、陰晉（今陝西華縣東）等城；此外，吳起向北還奪取了戎狄少數民族的大片土地，設置了上郡；又佔領了陝（今河南三門峽西），控制了西方與中原交通的黃金通道；自此，魏國將秦國壓制在洛水以西長達八十年。

李悝在魏文侯時大約任相10年。魏國遂成為戰國時代最早崛起的強國。史載，此一時期的魏國「西攻秦國，盡取其河西之地；北越趙境，滅中山國；東伐齊九年，破其長城；南征楚地，連克數鎮」，大有并吞天下之勢。

至此，李俚的變法活動還不算最後的成功。

據《史記·魏世家》記載，當完成了歷史任務的李悝將要退休的時候，魏文侯在接班人翟璜和魏成子之間搖擺不定，不知道選誰任丞相為好，因此他向李悝徵求意見。

魏文侯對李悝說：「先生曾經教導我說：「家貧則思賢妻，國亂則思賢相」。如今要安排丞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您看怎麼樣？」

李悝回答說：「我聽說，卑賤的人不替尊貴的人謀劃，疏遠的人不替親近的人謀劃。我的職責在宮門以外，不敢承擔這個使命。」文侯說：「先生面對此事就不要推辭了。」

這時候，李俚才並不直接回答魏文侯的話，卻說：「大王，您下不了決心，是因為您平時對他們的考察不夠。」魏文侯急忙問：「怎麼考察？有何標準嗎？」

李俚說出了他心目中「考察幹部」的著名「五原則」：

其一，居視其所親——平時看他親近哪些人；

其二，富視其所與——富有時看他結交哪些人；

其三，達視其所舉——顯貴時看他推舉哪些人；

其四，窮視其所不為——不得志時看他不做哪些事；

其五，貧視其所不取——貧苦時看他不要哪些東西。

魏文侯聽完李俚這番話後說：「好了，我明白該怎麼做了。」

據說，李克拜別大王出來後正好遇見了對他有過舉薦之恩的大夫翟璜，翟璜問道：「聽說魏文侯找您商量誰做相國的事情，決定了沒？」李克說：「決定了，魏成子為相國。」

翟璜聽後憤憤地說：「就憑耳目的所見所聞，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將是我推薦的；君主對內地最憂慮的是鄴郡，我推薦了西門豹；君主計劃要攻伐中山國，我推薦了樂羊；中山攻滅以後，派不出人去鎮守，我推薦了先生；君主的兒子沒有師傅，我推薦了屈侯鮒(fù，付)；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

李克說：「你怎麼能比得上魏成子呢？魏成子的俸祿，十分之九都用來羅致人才，所以卜夏子、用於方、段千本三人都從國外應募而來；他把這三個人推薦給大王，大王以師相待；而你所推薦的五個人，不過是魏文侯的臣僕，又怎麼和魏成子相比呢？」

翟璜想了半天，愧然失色，說：「我翟璜是淺薄的人，說話很不得當，我願終身做您的弟子。」

後來，魏文侯果然讓魏成子做了相國。

按照中國歷史的一貫評價體系，李俚成功退休，還按照自己的標準選定「接班人」，並最後「善終於朝」，才算一次完全成功的變法。

如果按照這一標準，放眼中國古代歷史，李俚變法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

而且，李悝成功變法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他的變法不但具有「開闢意義」，而且形成了「蝴蝶效應」：正是看到了他的變法所產生的巨大效果，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廣泛、最深刻的戰國變法運動才就此漸次展開。尤其是楚國的吳起變法和秦國的商鞅變法（二者都是李俚的學生和部下），都是在李悝變法實踐的基礎上展開的。

然而，由李俚肇始的中華二千四百餘年變法史，卻鮮有完全成功意義上的改革：

近的，如商鞅改革，雖然曾經締造了強大的秦國，但因為其採取了與李悝背道而馳的「富國弱民」、「窮兵黷武」的原始軍國主義政策，從而使未來的大秦帝國成為曇花一現的短暫暴政，商鞅本人也成為改革的悲壯犧牲品。

還有，被李俚的繼任者趕走的另一位政治家吳起，在楚國的改革也是半途而廢且身死於國。

遠的，如王安石變法，最終竟然因於過於激烈的措施而提前葬送了大宋的江山；

再遠的，如張居正改革，雖然為明朝贏得了一時的富強，而張居正本人，最終落得了個死後被鞭屍的悲慘下場；

………

那麼，作為改革變法鼻祖的李悝為什麼能夠成功推行其改革呢？

站在二千四百年後回望那段歷史，我們發現，李悝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幸運地擁有了以下四個方面的「核心要素」：

其一，最高領導人的堅強決心和長期支持。

李悝最幸運之處，在於他推行的變法得到了一位有為明君魏文侯「強力而且長期」的支持。魏文侯不但深具憂患意識，而且善於從戰略上觀察形勢，採取了一系列籠絡人才、文化滲透的正確決策，為李悝的變法提供了強大的人才支撐和輿論支持——更重要的是，魏文侯還是一個長壽的領導人，他沒有在李俚完成改革之前撒手人寰，他一直堅定地支持著李俚的改革和維護著李俚的改革地位。在這一點上，尤其不幸是的吳起，他剛剛把改革措施布置下去，支持他的楚悼王就死了，吳起的變法也就此戛然而止；另一個不幸的是商鞅，他的改革進行不久，支持他的秦孝公也死了，而他的人生悲劇正是因為得罪了新上任的領導人而展開；還有一個失敗者和不幸者是王安石，他的最高領導人宋神宗顯然缺乏魏文侯的遠見卓識和持之以恆的改革決心。

其二，變法舉措符合發展實際。

李悝的再一個幸運，是因為他長期在地方為官，且處於強敵前線，非但了解民生民情，而且知軍知勢，正是所謂「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從基層一步步走上來的李俚深知當時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弊端所在，因此他的改革舉措切中時弊，順應了時代潮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適應性。在這一點上，商鞅失敗人生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基層工作實踐，所以當他一旦成為位高權重的改革者時，他沒有李俚那樣的清醒、謙虛和謹慎。這一點，我們從李俚「退休」時向魏文侯推薦繼任者的語氣，以及商鞅和趙良的著名對話中（見本書第四十七篇《大人物商鞅：變法之外的「懊悔故事」》）可以對比。

其三，既得利益集團阻撓較少。

李悝的另一個幸運，在於他推進改革的國度是魏國。春秋戰國之交，天下傾覆，形勢逼人，處於「四戰之地」的魏國，如果不能進行徹底的改革，將會危及魏國王室貴族的合法統治，因此在當時魏國的統治階層內部，大多數人都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加上魏國上層統治集團的文化多元性和思想先進性，從而使得改革的阻力較少。而在這一點是，吳起所處的楚國上層，因為特殊的地理優勢和廣闊的國土而缺少憂患意識，使得吳起的改革遇到了阻力比李俚大得多。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讓李俚在楚國推行改革，恐怕結果未必好於吳起。

其四，用人得當。

這一條雖然看起來不是李俚的幸運，但其背後卻也包含著幸運的成分。我們通過李悝考察幹部「五原則」，可以看出李悝本人是一個深得用人之道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而改革的推行，需要大批忠於事業、忠於國家的士人們主持其事。而李俚的幸運在於，他遇到了一個儒、法、道、墨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大批有追求、有思想、有節操的「國士」都秉承著家國理想和責任擔當——而且，那時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還沒有被後世的中央帝國統治者們任意閹割肆加利用，那時的士人們還沒有那麼多的私心雜念和奴才性格。站在歷史大視野的角度，與李俚相比，王安石改革的失敗，有史論認為有用人不當的成分——也就不單單是王安石本人的責任了——也許，正是因為在戰國那樣的大氣候、大時代里，李俚才能發現和利用大量真正的「士人」們，展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而在這成功的變法背後，亦將為當時和後世所有的改革，提供遙遠的參考和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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