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話?親歷中日交流（1）日中交流的先驅者

最新 03-31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我將圍繞友好交流的故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每月一次連載的形式記下我的所思所想——劉德有

第一回連載，我想寫寫戰後不久排除萬難，決意訪華的幾名日本人的故事。

在這裡我用了「決意」這個詞。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東西方冷戰時期，日本人想要訪問新中國，確是十分艱難的一件事。當時，日本媒體稱中國為「中共」，當局看著美國的臉色，禁止日本國民前往新中國。

在這種背景下，1952年5月15日，一架蘇聯伊爾-14小型客機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有3名日本人走下了飛機。他們是綠風會參議院議員高良富、社會黨眾議院議員帆足計和改進黨眾議院議員宮腰喜助。

他們3位為何這個時候訪華，又是如何來到北京的？

其實，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柏林舉辦，會議決定在蘇聯召開國際經濟會議，此後召開了幾次預備會。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中國方面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和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冀朝鼎二位出席會議，而日本方面沒有人出席。但是，定於1952年4月舉辦的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無論如何希望能有日本代表參加，於是南漢宸回國後與廖承志商量，以中方發起人名義，向日本著名人士發出邀請函。

中國的目的在於借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這個機會，打開與西方各國、尤其是中日民間交流的渠道，以突破美國對中國的封鎖。收到邀請函的日方經濟界和日中友好團體給予了積極反饋，但是日本政府卻顧忌美國，堅決拒絕發放前往莫斯科的簽證。

高良富女士因出席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持有前往巴黎的簽證，於是利用該簽證飛到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二位則以「赴丹麥考察乳酪產業」為名，申請了護照，在被迫寫下「不去莫斯科」的保證書後，飛往了莫斯科。

會議於4月3日舉行，12日閉幕。有49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出席者超過470餘人。高良女士是在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抵達莫斯科的，而帆足和宮腰二位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但是在周總理的安排下，中方代表團副團長雷任民留在了莫斯科等候日本代表的抵達。雙方會面後談到了重啟中日貿易的問題，中方傳遞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將邀請3位訪華的信息。

這裡簡要介紹一下高良富女士。高良女士曾赴美留學，精通英文。曾任日本女子大學教授，1932年1月訪問上海時，經內山完造介紹，曾與魯迅會面。她和印度的甘地、泰戈爾也有過交往，是著名的參加反戰和平運動的社會活動家。

魯迅贈送高良富的詩

前往北京機場迎接高良女士等3人的是上述冀朝鼎先生以及在日本也被熟知的孫平化先生。後來聽當時擔任口譯和負責接待工作的孫先生自己說，步入機艙之後，孫先生首先用日語問候。孫先生曾留學於日本藏前高等工業（東京工業大學），當然會講日語。但是，孫先生說，他戰後有很長時間沒有用過日語，而且他說的日語受中國東北方言很大的影響，結果搞得高良女士很茫然。她抱怨道：「這個人在講什麼，完全聽不明白。」但是當講一口流利英語、從美國回來的冀朝鼎先生用英文向她問候「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時，高良先生卻一下子就聽懂了，非常高興。（這裡為了孫先生的名譽，我要說一句，孫先生的日語後來令人難以置信地飛速進步，這是大家公認的。）

至於3位的住宿，當時全北京可供外國人居住的高級酒店，只有北京飯店一家，卻剛好當時客滿，住不進去。恰好在宣武門附近的頭髮衚衕內有一家不錯的四合院，於是就安排他們住在了那裡。吃的方面，廚師每日盡心儘力做美食款待客人，其中，「水晶豬蹄」尤其受到3位的喜愛。

當然，3位先生訪華的主要目的，除了詳細考察新中國之外，還有就是希望通過談判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談判從一開始就很艱難，之所以會這樣，也是因為日本是美國所控制的COCOM（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因此，作為所謂「戰略物資」，有400種以上的技術產品被嚴禁出口中國。這樣，中日之間的正常貿易自然就很難展開了。除「禁運」品之外，對包含農業器械在內的一般商品只能分為甲、乙、丙三類列成表，而其中沒有中國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處於經濟復興期的中國，能夠向日本出口的商品只有礦產品、農產品和手工藝品。談判進展緩慢，但始終在友好的氛圍中進行。對於這條剛剛構建起來的纖細渠道，雙方珍惜的心情是一樣的。當談判觸礁，難以推進的時候，冀先生就和高良女士用英語直接交流，由於溝通順暢，難題一個個得到了解決。這樣，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往返貿易額各為3000萬英鎊的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最終得以簽署。

簽字儀式於1952年6月1日，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大廳舉行，中方的該委員會主席南漢宸與日方的高良、帆足、宮腰3位出席了簽字儀式。

帆足先生激動之餘，作詩一首，他吟唱道：「我們三人渡過了搖搖晃晃的小木橋，終於跨過了溪流峽谷。」廖承志先生不吝溢美之詞，他說：「高良富等3位先生是開闢中日航線的先鋒，他們是無所畏懼地推開中國大門的勇士。」

高良富等3位先生回國後，日本民眾像對待凱旋將軍一般，給予了熱烈歡迎。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違反了「護照法規」，日本當局恐嚇說要對「受到中共洗腦」的這3個人追究法律責任，要給予處罰，但聽說最終迫於來自民眾的壓力，便不了了之了。